1973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一起从河南新乡农场回到了北京。这时，李观锋接到命令，来到王稼祥的住地担任警卫工作。

与他同时调来的，还有一名新入伍的山东籍小战士。

平日里，王稼祥和朱仲丽对两位警卫员都很照顾。他们相处得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王稼祥病逝后，警卫员李观锋给汪东兴写信提一要求，没想到受到了批评……

李观锋和另一名警卫员，白天一人负责大门安全，一人负责院内巡逻，或帮助王稼祥夫妇侍候植被；晚上两人在院内轮流巡视两个小时。

节假日，他们会帮着朱仲丽搞大院的卫生。

王稼祥在工作之余，喜欢亲手给花草修剪。每看到此，李观锋便走上前说：“让我来吧，您别干了。”

王稼祥总是乐呵呵地说：“让我干会儿吧，就当是一种锻炼。”

王稼祥很关心两个警卫战士。他每天看完当日的报纸后，便拄着拐杖来到警卫室，对李观锋和另一警卫战士说：“看解放军报吧。”

两位战士便轮换着看王稼祥送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等。

这年中秋，李观锋的未婚妻到部队探亲。

当王稼祥夫妇得知这一情况后，都很高兴，两人决定让李观锋未婚妻到家里来做客。

朱仲丽便代表王稼祥向李观锋转达了二人的盛情邀请。

由于部队有严格的纪律，不准带任何人进入首长的宅院。所以，李观锋便婉言谢绝了首长和夫人的好意。

王稼祥夫妇见李观锋是因执勤纪律不便带未婚妻前来，于是不再邀请他带未婚妻入院相聚。

王稼祥让朱仲丽到商店为李观锋的未婚妻买件礼物，当作纪念。朱仲丽挑选了一条漂亮的粉红色纱巾。

当朱仲丽把纱巾交到李观锋的手上，让他转交给他的未婚妻时，李观锋动情地说：“您和首长的好意我领了，但部队规定不准收首长的礼物，这条纱巾我不能要。”

朱仲丽表示，这条纱巾是专门为小李的未婚妻买的，不送出去，自己也不能戴那么光鲜亮丽的。

就这样，李观锋不好意思地收下了这条纱巾。

后来，这条纱巾，李观锋的爱人一直没舍得戴，它成了夫妻俩永远珍藏的宝贝！

这年国庆节，王稼祥夫妇准备了一桌丰盛佳肴，邀请李观锋和另一位警卫战士共度佳节。

席间，因部队有不让饮酒的纪律，李观锋和另一战士都无沾滴酒，只是端起杯子敬了王稼祥夫妇几杯酒。

朱仲丽给两人夹菜，在夹给李观锋的菜里有一只对虾。这在当时算是很高档的海鲜了。

李观锋没吃过，直接就送入口中。他连续嚼了几下，发现咬不烂。但在首长的面前又不便吐出，很是尴尬。

朱仲丽看到后，亲自帮李观锋剥了虾。

其实，在王稼祥夫妇眼里，李观锋和另一位警卫战士，就像是他们的孩子一般。

相处起来，很是自然。

李观锋在日常警卫工作中，常看到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时来看望首长王稼祥。其中，来得比较多的是，胡耀邦、肖劲光。

胡耀邦来时，常坐公共汽车。因没带车来，他就让李观锋开小门进出。走的时候，朱仲丽说，用车送他一下。

胡耀邦说，不用。

当时，李观锋不认识胡耀邦，朱仲丽便给他介绍说“胡耀邦曾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

李观锋听后，肃然起敬。

萧劲光与王稼祥是连襟，他来看王稼祥，是战友情亲戚谊二者兼有。

1974年春节这天，王稼祥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都回家过年了，就剩下李观锋和另一警卫战士。

晚上，朱仲丽叫他俩到客厅看电视。一来是对两位不能回家过年的战士关心，二来是让忙碌了一年的年轻人放松一下。

当时，电视是个很稀奇的东西。除国家给首长家中配有电视外，一般寻常百姓家是没有的。

正当大家欣赏电视时，一阵电话铃响起。电话那头通知，请王稼祥明日出席一个会议。

当时，首长身边没什么人了，朱仲丽就对李观锋说：“明天你陪稼祥一起去，正好走出去见见世面。”

李观锋听后很激动，一晚都没怎么合眼。

第二天一早，李观锋兴高采烈地到了警卫室，他想着今天要陪首长去开会，心情很忐忑。

突然，一阵电话响起，只听朱仲丽说，首长有病，马上给医院打电话，让医生来抢救。

李观锋马上拨通了医院电话，交代了情况后，赶紧冲向了首长的卧室。

朱仲丽见李观锋跑来，便哭着说，你有劲儿，快给他做做人工呼吸。李观锋按照朱仲丽教的方法，对首长进行抢救。

救人心切的朱仲丽，见李观锋的动作不娴熟，便说：“还是让我来吧。”

这时，救护车已经赶到。

李观锋跑到院里，引导着四位医护人员，进屋为王稼祥治病。经过一个小时的抢救，医生们发现王稼祥依旧没有心跳迹象。

王稼祥的突然离去，让在场的朱仲丽和李观锋，都感到不可置信和悲痛万分。

王稼祥的离世，使与他牵手35度春秋的朱仲丽须臾间成了孤影单身。刚刚61岁的她，深感凄楚和寂寞。

李观锋感觉，没过几日，朱秘书显得苍老了许多。

那段日子，朱仲丽常常叫来李观锋和另一名警卫战士，向他们讲述王稼祥那非凡的革命经历，以及她和王稼祥的种种往事。

王稼祥去世一个月后，按照相关规定，首长生前的秘书、厨师和锅炉工先后撤走，仅剩下了一个司机和一部车，大院里显得冷冷清清的。

这年3月，朱仲丽听说2个月后，要撤走两名警卫战士。一想到以后这个大院只有自己住着，朱仲丽就深感寥落。

她思来想去，决定给上级写一封信，要求两名警卫战士不要撤走，以使自己有个适应孤独的过渡期。

但在当时，为了自己的一点私事向组织提出这种要求，属实是难开口的。她想了好几次，但最后又选择了放弃。

李观锋观察力很强，他发现朱仲丽欲向组织写信，又不便自己写的那种矛盾心理后，对夫人说：“我以我的名义，向上级领导写一封反映您需要留下警卫人员的信吧。”

不久，李观锋写成了寄给时任中办主任并主管中央警卫工作的汪东兴的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王稼祥首长去世后，随着首长原身边工作人员的撤离，没有孩子的朱仲丽一度难以适应孤独的环境，精神与情绪日甚一日糟糕，请上级考虑这一实际情况，不撤或缓撤王稼祥点上警卫人员。

落款是：警卫战士李观锋。

信送上去8个多月了，一直没啥动静。原来说5月就撤走的警卫，也没撤哨。

令李观锋没想到的是，这年的11月，连部通知李观锋收拾行李，离开王稼祥警卫哨点，回连部报到。

他的任务职责由连部派另一个同志接替。

李观锋回去后，就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上面的意思是：

“一位战士能为警卫首长考虑，这是对的，但不请示部队领导，擅自向中央领导写信，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是严重违反警卫工作原则的一件事。”

1975年5月，副班长李观锋退役了。部队领导网开一面，没有在档案中给他记载任何处分。但当时的批评，以及中途退役（李观锋服役4年半，那时警卫部队骨干服役大多在七八年间），使他背上了一个精神包袱。

复员两年后，李观锋写信给战友打听朱仲丽家的哨撤了没有，战友给他回信：没有。

这使李观锋为朱仲丽的担忧放心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