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最后一个月里，蒋介石被绑架了。

那天是12月12日。

前一晚，蒋介石在西安临潼华清池设宴，款待了张学良、杨虎城、陈诚等高级将领。

宴会上，他向诸位将领宣布了一项决定：由蒋鼎文出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

由于事先没有和张学良等人商量，蒋介石担心东北军与西北军不服，于是便对张学良说：

“汉卿（张学良），我知道你与铭三（蒋鼎文）关系好，我派他来协助你。你们接下来三个月就辛苦一点，‘剿匪’的具体执行由铭三负责，你负责指挥他，我在临潼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蒋鼎文（1895－1974）。

张学良虽然当时并没有表示什么，但彼时日本侵略中国之心已昭然若揭。他的老家——东三省早在1931年就被日本人从他手上夺走了，他为此背负多年骂名。痛定思痛后，他逐渐倾向抗日。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趁蒋介石睡觉时，带人围了其住处，并与其侍从交火，打死打伤数人。

慌乱间，蒋介石被枪声惊醒。在两名侍卫的保护下，他三两下就从房间的窗户跳出去，往骊山方向跑。

当张学良的手下冲进蒋介石卧室时，却发现对方早跑了，房间的桌子上只有一口假牙。

张学良的保镖徐治范摸了下被子，发现尚有余温，赶紧报告张学良。张学良说：“快搜，蒋若跑掉，拿你们的头来见我。”

徐治范随即带人往后山方向搜索前进。在一块大石头附近，蒋介石的一个侍从探头出来观察，徐治范抬头一枪，将其放倒。

躲在大石头后面的蒋介石只得大喊：“我在这里！”

徐治范应声跑上去，只见蒋介石低头从石缝里钻出来，两手扶着石头弯腰站着，古铜色的睡袍满是草屑尘土，裸露的小腿被荆棘、石块划破后，渗出一道道血痕……

事变发生后，在各方的协调下，蒋介石终于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张合影。

在1936年与1937年相交之际，中国人终于携起手来一致对外，奠定了日后长期抗战的基调。而1937年的元旦，也是多年后人们记忆中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好时光。

1936年的最后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宣布取消中国传统春节，改用西方纪元方式，以阳历新年为准，禁止民间过农历春节。于是，1937年元旦，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春节”。

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是当年各大城市过元旦的标杆。政府宣布，元旦期间全市放假三天。上海大部分摩登人群接受了政府“过元旦不过春节”的号召，但中国人骨子里喜欢热闹过节的传统并未丢弃。

在上海各大电影院，档期已经排得满满的。人们既可以选择迎合节日气氛的《皆大欢喜》《春到人间》等影片，也可以选择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贺岁片《压岁钱》。

而当年的票房大卖王，却是一部名叫《夜半歌声》的惊悚片。该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后，曾创下连映34天、场场爆满的纪录。媒体称，该片上映后“大量观众倾巷而至，影迷府上十室九空”。

这部片的导演，是中国恐怖片的祖师爷马徐维邦。

▲中国恐怖片鼻祖马徐维邦（1901－1961）。

马徐维邦自称姓“马徐”，这源于其早年入赘到一个姓马的大户人家，为上门女婿。自此之后，招赘的马氏就排在了徐维邦的祖姓之前。业内人士也尊称其为“马徐先生”。早在1929年，马徐维邦就在天一影片公司自编自导自演了恐怖片《混世魔王》，魔王的造型深得观众赞许，该片也被称作中国恐怖片的开山之作。

不过，《夜半歌声》这部新片在当年的片审上曾一波三折。

国民政府对涉及志怪、恐怖内容的电影题材把控极严。当时享誉世界的一批欧美恐怖片，如《科学怪人》《蜡像陈列馆的秘密》《吸血鬼》等，在引进放映时都曾遭到当局审片人员的刁难，有些片子甚至被“通令全国，一律禁映”。因此，《夜半歌声》这部改编自美国著名恐怖片《歌剧魅影》的片子能否顺利过审，让导演马徐维邦颇为头疼。

好在马徐维邦的朋友圈中，有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

马徐维邦带着剧本，请田汉帮忙加工润色。田汉看过剧本，决定围绕当时全国抗战的主题，加入一些正面的元素，并邀请作曲家冼星海一起谱写电影插曲，为这部电影在热血抗战的方向上注入灵魂。一部恐怖片最终被赋予了更宏大的社会意义。

正如田汉和冼星海为该片创作的插曲《黄河之恋》唱道：

这部片子是一代天后周璇的成名之作。当时17岁的周璇刚刚从一名歌手转型成为演员。

此前两年，1935年，周璇参与出演了电影《风云儿女》中一个小配角。尽管该片在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片中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也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但参演此片的周璇，在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周璇命运坎坷，3岁被拐卖，8岁被送入妓院（幸亏及时得救）。11岁，她加入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组建的明月歌舞团，曾与团员一起租住在霞飞路上一家俄国餐馆的楼上。每天晚上演出结束后，一群少女一身疲累回到住处，一起睡大通铺，一起吃大锅饭。

或许正是早年凄苦的经历，才使得年纪轻轻的周璇能将《马路天使》中的女主角小红演活，真实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她同时演唱了片中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影片上映后，周璇身价暴涨，从此成为跨越一个时代的荧屏女神，以及当代人心中永远的“金嗓子”。

▲在《马路天使》中有出色表演的周璇。

与上海的歌舞升平相比，1937年的年头，有些人过的就比较郁闷了。

1937年的元旦，胡适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家中长达七个半小时，脑海里终于憋出了1937年的三个愿望：

一、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

二、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

三、我们期盼政府今年能做到整个华北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

二十年前，胡适曾立过誓言：“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二十年内不干政治。”当时，他刚从美国返回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眼下，20年的期限已过，现实又是如何呢？

如今才是1937年的开年，日后世界的残酷犹未可知。这片刻的宁静，还是给了胡适很大的鼓舞。

胡适提到的“宪政”，大体上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上提及的“德先生”。尽管20年过去了，胡适仍抱着满腔的热忱，希望政府开始实践“德先生”的社会制度。

第三个愿望，胡适特别希望祖国领土完整。可惜，他这三个愿望并没能让蒋介石听见。此时，刚刚离开西安“梦魇”的蒋介石正在奉化溪口老家养伤，就连元旦当日国府例行举办的祭奠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也没有参加。

但是，在胡适关心的华北，北平（今北京）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已经感受到了往年没有的紧张气氛。

▲时任宛平县长的王冷斋（1892—1960）。

尽管此时的华北中心城市——北平仍旧古朴雍容，但自从东北沦陷后，在北平城周围，日本军方已驻屯了约6000人的部队，而且还在持续增兵，在冀东还有伪军1万多人。

在北平城际交通中，只有一条通往河北大名的公路还“畅通无阻”。可以说，此时的北平，早已是一座“围城”。

此时，能保全北平百姓身家性命的，只有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将士们。

与王冷斋一样，二十九军的正副军长——宋哲元和秦德纯，正处于命运关口而无比焦虑。作为北平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宋哲元身系北平乃至华北地区保境安民的重任。但在如此“和平”时期，即便日本华北驻屯军方面的军官、特务、亲日汉奸等人带着特殊目的前来贺年，宋、秦二人依旧不能“撕破脸皮”。

宋哲元干脆以“省亲扫墓”的理由，躲回了老家避风头。

战争的味道，越来越浓。

由于宋哲元的“不作为”，民间开始传唱：“北方有阎宋，南方有蒋汪。全是一家人，各有各主张。若能同了心，外国瞎当当。”

此时，日军的挑衅事件不断升级。

日本军方以借口保护日本驻屯军为由，向宛平县长王冷斋索要北平至大名的平大公路一侧的大井村，用于扩建兵营，修建机场，企图威逼王冷斋割地卖国。但王冷斋态度鲜明，他以没有接到北平市政府命令为由，严正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面对严重的国家危机，彼此敌对了十年的国共双方，开始展现握手言和的诚意。

1937年5月，一个由国民党高层派出的考察团抵达延安。在那里，考察团成员得到了热情接待。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后来回忆：“城外马路上满布旗帜，人群伫立，声势颇为壮观……号兵队吹奏三番军号……高唱‘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十分隆重。”

共产党人对这次国民党主动派出的考察团，表达了最大的善意。

▲1937年的延安风貌。图源：图虫创意

对于中国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日本方面一时不知所措，正如当时驻日本的美国大使格鲁所说：“打个比方，日本这个国家正在挠头皮，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中国上下呈现合作态度、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日本当局出现了“主和派”。当时的日本外相佐藤尚武提出一套“不尚武”的外交策略，主张派出经济使团到中国来，与中国的高层会面，共同讨论日本协助中国完成统一和复兴的大计。事实上，这种“不尚武”的策略也是在为日本武力侵华打前站。

同一时间，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到东京采风。她说：“当地的人们反华情绪高涨，甚至在官办的一些儿童广播中，勇敢的日本军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成了幼儿园小朋友说教故事里的正反派。一个朋友甚至警告我，不要公开同情中国人。”

总之，在中国人积极准备抵抗外来侵略时，日本也没闲着。

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记载，1937年6月间，日本陆军省曾计划派一名间谍潜入北平，煽动驻华日军中少壮派军人的反华情绪，提前制造事端，攻入北平。但日本内阁否决了这项动议。

▲战后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今井武夫。

不过，此时上台的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却一直没有放弃所谓的“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变）梦想。东京街头也有传言，“今年七夕之夜，中国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事件，届时将是帝国圣战的开始”。

进入7月，日本人在北平周围的军事演习就没停止过。为了不主动挑起战争事端，驻扎在北平的二十九军一直克制着情绪。

7月7日晚上10时40分，随着宛平城外卢沟桥附近的日军训练场上一声枪响，几个日本军人冲到宛平城下，要求宛平县长王冷斋开门，让日军进城搜索丢失的士兵。

对此，从年初就极度不信任日本人的王冷斋果断拒绝：“日军在演习场上丢失的士兵与我方无关，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那时，他完全没意识到，卢沟桥边划破夜空的那声枪响，事实上已经拉开了日后长达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序幕。

眼见宛平县拒不开门，先头叫门的几个日本士兵在城外开枪示威。

当晚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我方提出交涉，称：“中方在宛平城开枪十数响，扰乱了日军演习，致使一名日本士兵失踪。”

这显然是日军早已准备好的一套说辞。

面对日军的挑衅，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一面命令驻扎在宛平县附近的吉星文团做好战斗准备，一面向日方表示：“卢沟桥乃我中国领土，日本军队未经我方同意在卢沟桥附近展开演习，已违反国际公约，日方走丢的士兵，我方概不负责！”

但本着平息事态的想法，秦德纯后来又表示：“可以等天亮后，由我方军警代为寻觅，找到后，即行归还。”

开弓哪有回头箭。日方随即表示将以武力解决事端，战争一触即发。

所幸，二十九军在中日双方谈判期间已做好战斗准备，日方的进攻并没能占到多少优势。在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冲锋下，我军相继收回了宛平县城外的铁路桥，并几乎全歼了日军一个中队。

天亮后，日军在卢沟桥畔发起军事挑衅的消息几乎同一时间传到国共双方最高首脑的耳中。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随即就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了通电，呼吁全民族起来抗战。

而接获消息的蒋介石，也罕见地指示当时的国府宣传部长邵力子，要求他下令全国媒体如实报道卢沟桥事变。从这一刻起，人们似乎感觉到，蒋介石准备抗日了。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军中，孙连仲等部开始移师华北，助力宛平。

从7月7日晚到7月9日，中日双方曾短暂停战两小时。这期间，已经两天没睡觉的王冷斋还在城内陪同日方代表寻找所谓的“丢失士兵”，一个被日方虚构出来的压根找不到的人。

但自日军打响了卢沟桥畔那一枪之后，平津地区已难逃一场大战。

从沈阳至北平的铁路上，日本增兵专列正在忙碌地运行着。据当时的战地记者范长江事后回忆：“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血汗钱买来的火车头，装着别国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咱们中国人！”如此场景，让人悲愤。

此时，在老家躲避风头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才想起来要返回北平主持大局。

▲时任29军军长的宋哲元（1885－1940）。

尽管宋哲元赶回了天津，但据军统可靠情报，除关东军外，日军从东北紧急调动增援的部队已达10多万人。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在二十九军之上。

想保住北平，保住华北，已不容易。

直到此刻，宋哲元才明白过来，自己铸成了大错。为了尽可能弥补过失，他向日军交涉，希望国军暂缓退出北平，原因是7月份的北平太热，士兵们都不想走。

这个理由，让日军哭笑不得。

比起宋哲元的昏头，蒋介石在这一刻展现出了难得的清醒。在庐山，他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

“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不过，蒋介石还是更倾向和平解决日军侵略问题。他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仍要争取和平。如此一来，“只应战，不求战”，实际上就是他此次讲话的精髓。

到了7月28日，北平城东、南、北三个方向的日军已完成集结。随后，日军根据计划，向北平辖下南苑、通县等地发起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二十九军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等人阵亡，南苑丢失。

▲誓与卢沟桥共存亡的佟麟阁（1892—1937）。

眼见二十九军损失惨重，蒋介石给宋哲元下达了撤到保定抵抗日军的命令。

宋哲元还想保存这支具有西北军老底子的部队，便找来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希望他留在北平善后相关事宜。自尊心极强的张自忠，就这样不情愿地做了他这辈子被舆论误解的一次“汉奸”。而这，也为其日后战死沙场埋下了伏笔。

7月29日，在卢沟桥事变中苦苦支撑了大半个月的孤城北平终究蒙尘。

一天后，天津也陷落。

平津相继丢失，8月，日军攻势更猛。

至8月中旬，日军的兵锋已从华北剑指华东——那里，有国民政府的中枢南京和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上海。

驻沪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故伎重演，像卢沟桥事变时那样，一个中尉和一个水兵故意跑到上海虹桥机场挑衅，被我方机场卫兵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当局当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并不搭理，而是向上海增派军队。

8月13日， 淞沪抗战爆发。

在日军炮轰上海市区时，负责保卫上海的国民党德械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果断还击。同时，国民政府首度出动空军应战。在王牌飞行员高志航的带领下，第四空军大队迎击日机，缔造6比0的战果，首开对日空战全胜纪录。一时间，高志航等人成了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时代英雄”。

这些抗战英雄也成了那个时代姑娘们心中的“男神”。为了激发全民抗战热情，国民政府在两年后将“空军节”定在了8月14号，以纪念中国人空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以民国空军飞行员为背景的《无问西东》。图源：影视截图

而在地面上，淞沪抗战的英雄当推隶属八十八师的524团。1937年10月26日晚，孤军奋战的将士在团副谢晋元的率领下，退守四行仓库。在此后的六天时间里，八百壮士（实际只有355人）挡住了日军第三师团的先头部队，为大部队的撤退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八百壮士的英勇奋战，使得日军第三师团长松井石根误以为他们面对的是中国正规军的师或旅，直到524团光荣完成任务后，他们才发现，这里只有一个营。

四行仓库背面就是英法租界。在英法等国介入后，524团的勇士们最终撤出了四行仓库。

被卷入战火而失去家园的上海市民，则纷纷涌入了日军不会进攻的租界。据官方数据统计，淞沪抗战开始后至8月底，上海租界内已涌入70多万人口，到处人满为患。难民们无处可居，租界繁华的大马路成了他们的栖息之所。当时的报纸称：

“法租界两旁的商店门前露宿者不下数百人，大都狼狈不堪，日赖一二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此外并无给养。”

在炮火声中，抗日受伤的军民日益增多。青帮大佬杜月笙以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成立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全力救助受伤军民。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终究出乎多数国人的意料。随着日军的快速推进，到1937年8月底，中国北方大部已陷入战火中。

在山西，中方伤亡士兵一再增多。战地记者范长江关注的焦点就在伤兵上。对于前线战局的态势，他曾作出这样的报道：

“在艰苦的战场上，已经不知道冤枉战死了多少将士，幸运一点，能够被铁板车运回大同，似乎可以得到相当的安慰。然而，使伤兵最痛心的，是回到大同后无人照料。”

在陕北延安，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正确地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这种形势下，红军必须从正规战争转向抗日游击战。

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以及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基础。

有了共产党的鼎力协助后，蒋介石终于将红军正式编入国民党军抗战序列，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阎锡山第二战区管辖。

9月19日，中秋节，山西普降大雪。

在民间，群众普遍流传：“三关戴孝，乃不祥之兆。”传言中，三关指的是雁门关、平型关和宁武关。此时在平型关附近，山西境内第一场大规模对日战役正式打响。

负责配合阎锡山晋绥军主力夹击日军的是八路军一一五师。9月25日，设伏在平型关口以东5公里的一一五师成功等来了他们的猎物，全歼了日军一支千人的辎重队。此战，乃历史上著名的平型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各支赶赴平型关抗战的部队。

就在平型关取得战果之时，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也开始对日军侵略做着无声地抵抗。

在西北，著名作家丁玲与其他志士组建了战地服务团，日夜兼程地赶往山西前线，参加抗战后勤保障工作。

▲首批西北战地服务团合影。

而卢沟桥事变时还住在青岛海边的老舍，此刻也停下了手中的笔杆子，举家迁至济南。后来，看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拒不抵抗的方针，担心自己被迫成为汉奸的老舍，独自一人去了武汉——那里是当时中国抗战最前线的军事重镇。

11月12日，上海市区正式沦陷。

一周后，国民政府下达了迁都重庆的命令。与其他地区的军队撤退时一样，政府在撤往大后方时丢下了人数众多的南京市民。随着部队和政府陆续撤走，偌大的南京城已经独木难支。

12月13日，在上海沦陷一个月后，日军进入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当晚，日方在南京和东京同步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觥筹交错间，日本人的残忍杀戮也在同步进行。

据当时尚未离开南京的德国人拉贝记述：

“12月13日，日本军队进城后，由10—20个日本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城内穿行。我们的车辆每开100—200米的距离，就会碰到好多具尸体，死的都是南京城里的老百姓。”

南京被死亡气息笼罩着，更多活着的人开始寻求国际友人的庇护。在这个当口，拉贝站出来组建了南京安全区。但兽性大发的日本人才顾不上国际的谴责与关注，他们不仅在安全区外大开杀戒，还对安全区内的妇女施以惨无人道的强奸和屠杀。

负责收容南京妇女难民的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

“12月17日，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此刻，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

直到1937年的最后一天，南京城内的杀戮仍未停止。

那一夜，南京城下起了大雪。

但与往年人们常说的“瑞雪兆丰年”截然相反，这场雪，昭示着新一年中国人民苦难日子的延续。

温故1937，恰如现代气象学所说的“蝴蝶效应”，虽事件与事件间并无绝对的联系，但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最终带动了整个系统巨大的连锁反应。

这年年初，1937年1月14日晚7时，蒋介石在老家奉化请张学良吃了一顿饭。这是自上一年年底张学良“兵谏”蒋介石联合抗日事件解决后，二人首次见面。

自此，张学良被软禁长达半个世纪。

▲张学良的后续命运。

全国的抗战风云，跟这名不得自由的少帅已无关系，尽管抗战史必须为他写下浓重的一笔，功过难论。

而历经近半年的抗战与败退，蒋介石对这场中日战争的前景尚感茫然无措。

1937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留下一行耐人寻味的文字：

“去年今日（指1936年12月31日）犹在南京与益之（朱培德）、天翼（熊式辉）等密商大局也，未知明年今日将如何耶。”

前途未卜，举国惶惑。

这一夜，雪落在南京。

雪落在中国。

参考文献：

[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李伟：《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陈晓卿、李继锋等：《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钟兆云：《王冷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王牌证人》，《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5期

张新英：《电影<夜半歌声>票房奇迹探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罗富：《西安事变中捉蒋第一人——记张学良副官徐治范》，《党史纵横》，199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