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日军山田支队占领了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也已占领扬州，切断了大运河，第6师团一部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一切退路。

麇集于燕子矶、下关沿江一带及八卦洲、江心洲中未撤至江北的大量中国官兵，成为日军的俘虏。

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

1937年12月9日，日军的先头部队突击前进至南京中华门附近 图片来自网络

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中，记载说：

“俘虏到处皆是，无论如何难以处理，采取大体上不保留俘虏之方针，就须将他们统统予以处置”。“仅佐佐木部队（佐佐木到一少将之第30旅团）即处理掉俘虏约15000名，守卫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置了约1300名。

约七八千名俘虏集结在仙鹤门附近，投降者还在陆续增加。解决这七八千名俘虏需要相当大的壕沟，但怎样也找不到，遂提出意见，预定把俘虏按一二百人分开之后，诱到适当地方处理之”。

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是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

根据大量人证、物证、旁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结果，确认：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焚烧的尸体、投入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计算在内”。

“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市发生了2万次左右的强奸事件”；

中国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结论是：

“会攻南京之日军各将领，共同纵兵，分头实施屠杀、强奸、抢劫、破坏财产之事实，已属众证确凿，无可掩饰”。总计被集体屠杀者“19万人以上”，被分散屠杀者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开始以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

13日，第6师团枪杀了从水西门至下关途中俘虏的1500余人，第114师团刺杀了在雨花台俘虏的1354人；

14日，第16师团在中华门外枪杀了在中华门内俘虏的1500余人；

在此前后，国崎支队在浦口和江心洲枪杀了俘虏的3000余人；

17日，山田支队竟在上元门以北江岸，将在幕府山及八卦洲一带俘虏的14777人分两个场所一次性枪杀。

由于这种屠杀是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示意、由“上海派遣军”及第10军司令官下令执行的，所以，参加进攻南京的各部队都犯有集体枪杀放下武器军人的罪行。

因此，被杀害的中国军人在感到死难临头的时候，无不深悔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以致惨遭杀害。

也有的军人不甘心俯首受杀，进行反抗，山田支队屠杀幕府山的俘虏时，有的俘虏大喊快跑，有的俘虏夺取押解日军的枪支进行反抗，曾打死日军官1人、士兵8人。可惜，他们的觉悟已经太晚。

残暴的日军不仅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而且，毫无人性地集体杀害手无寸铁、并未战斗的平民：

12月14日，在中山码头枪杀难民及非武装军警7000余人；

16日，又在中山码头屠杀难民5000余人；

就在松井石根举行入城式的第2天——18日夜间，又在草鞋峡一次枪杀男女老幼及部分俘虏共57418人。

至于任意乱杀平民以及强奸、抢掠等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采访见闻。

攀爬南京城墙的日军士兵 图片来自网络

其中有一段著者与《读卖新闻》上海分社联络员武田和畦崎的谈话：

“俘虏有10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

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即在上元门屠杀万余名俘虏的山田支队长）……12月15日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间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

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

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问究竟杀了多少人？回答是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一扫而光。”

当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也都目睹和报道了日军的暴行。如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报道中说：

“日军占领后三天内……大规模的抢劫，奸淫妇女，屠杀普通居民，将居民从家中逐出，成批地处决俘虏，抓走成年男子，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的城市。”

连倾向于日本的德国驻华官员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也认为：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在日军第10军向南京进攻期间，原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第8集团军主力已退至余杭、德清之线。

但在乍浦、平湖、新丰地区仍派有前进部队，不仅对日第10军左侧背，而且，对上海日军的安全亦构成威胁。

因而，日“华中方面军”决定进攻杭州，将警备上海的第101师团临时转隶第10军，令第10军司令官指挥该师团及第10军的1个师团进攻杭州。

12月11日，日军下达了预先号令，柳川平助将进攻南京的第13师团从芜湖调回，令其在泗安、广德集结，同时，令第101师团在湖州集结，第1后备兵团（由4个步兵补充大队编成）在嘉兴集结，进行作战准备。

日军占领南京后，“华中方面军”于15日，对所属两军赋予以下任务：

“一，上海派遣军以一部在扬子江左（北）岸，占领扬州及滁县附近，切断江北大运河及津浦铁路；

以主力在南京、南翔之间各主要地方部署兵力担任警备，同时，须准备下期作战，司令部设在南京附近。

“二，第10军攻占杭州后，在芜湖、宁国、湖州、杭州、淞江之间各主要地方部署兵力担任警备，同时须准备下期作战。司令部设在杭州附近。

“三，各军须迅速整理、整顿军队和恢复战斗力，并谋作战地区的安定。

方面军司令部12月17日移到南京。”

12月20日，日军第13师团占领滁县。24日，日军第101师团及第18师团在中国军队第8集团军等退至钱塘江南岸后便占领了杭州。

至此，日军“华中方面军”已占领了京、沪、杭地区，暂时停止大规模的进攻，转为整补军队，巩固占领地区，为进行下一步侵略战争作准备。

1937年底，日“华中方面军”各部队部署形势为：

“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及两司令部的直属部队驻屯南京。

第16师团驻屯南京，第3师团驻屯镇江，第9师团驻屯苏州，第101师团驻屯上海，第13师团驻屯滁县，天谷支队驻屯扬州，第10军司令部驻屯吴兴，第6师团驻屯芜湖，第1、第2后备兵团驻屯嘉兴。

驻屯南京的国崎支队于12月31日受命返回华北归还原建制。

坑杀中国百姓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侵华日军除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外，在关内的主要兵力共15个步兵师团。

1938年1月至2月，日军第16师团及第14师团由华中调至华北，布局调整为华北8个师团、华中6个师团、内蒙1个师团。海军有第3、第4两个舰队，海、陆军航空兵共8个大队、26个中队。

中国军队退出南京后，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坚决抗战之决心。

《告国民书》说：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我全国同胞，诚能……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平方公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

同时提出：

“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惟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此次抗战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得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之武力终有究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这时，虽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仍在秘密地进行着中日和谈的调停工作，但蒋介石已预感到，调停成功的希望不大，因此顺应民心、军心，发表了这个文告。

平、津、沪、宁的失陷，并没有如日本所预期的那样，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相反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各阶层、各政党及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团结，掀起了全中华民族的抗战高潮。

淞沪会战之后，在中国军队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南京保卫战，表示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但就其结果而言，则不论在战役上还是战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

决定固守南京的政治因素，是因为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不能不守”，守的目的则在于“提高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能多守一日，即民众多加一层光荣”。

决定固守南京的军事因素，则是为了“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以掩护我前方部队之休整和后方部队之集中”。

事实上，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的目的均未真正达到，所以说，在战役上失败了。

中国政府的抗日战争总战略是“持久消耗战”。其基本要求就是在敌强我弱而敌欲迅速击灭我军主力的情况下，避免过早决战。

我军依靠自身广阔的国土幅员和巨大的战争潜力，以空间换取时间，在逐次抗击中不断消耗敌人，同时又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获得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

蒋介石曾多次阐明这一战略的中心思想：“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抵抗之目的”。

从中日两军的情况看，南京保卫战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战略要求，相反自己的军事力量消耗过大、损失过大，更不利于持久抗战，所以说，在战略上也失败了。

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固然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如仅就战略角度而言，则最主要的是继续淞沪会战的失误：

最高统帅部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并且，在口头上一再宣称打持久消耗战、打攻势防御战，但主要决策将领囿于已经形成的军事思想和惯用战法，实际上，执行的仍是单纯防御方针。

例如，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南京时，第七战区在杭州方向有第10集团军，在皖南地区有第23、第11、第16、第15等集团军，最高统帅部连续下令命其一退再退，并未采取任何策应南京作战的积极措施，令南京卫戍军困守围城、孤军奋战。

假如组织一部兵力向日军后方实施运动攻势作战，则南京的形势必有一定程度的缓和。

而且，这时日军的后方相当空虚。以第10军为例，当其第18师团在誓节渡、郎溪、十字铺地区击退中国军队第75军、第54军于7日占领宣城后，全军3个师团、1个旅团全部在第一线，在其漫长的后方交通线上仅在石湾塘、宣城各留置半个步兵大队，在吴兴、泗安、广德各留置1个步兵中队，如攻击其侧背，切断其联系，日军决不会置之不顾而仍以全力进攻南京。

再以“上海派遣军”来说，其后方情况与第10军基本相同，虽然留置于沪宁铁路线上苏、锡、常、镇的兵力比第10军多，共约1个师团，但仍有广阔的活动余地。

举例来说，南京失守后第66军和第83军突围失散，第66军参谋处处长郭永镳在句容九华山的墓东村收容溃散的官兵，从12月14日至30日，连续在附近广大地区活动了17天，收容了包括第159师第475旅负伤的旅长林伟俦在内的官兵1300余人，然后，安然转移到宁国地区，没有遇到日军。

由此可见，即使在太湖以西地区，仍然是大有打运动战、游击战的回旋余地的。

如果说退至杭州、皖南的部队需要整补后，才能作战，那么防守南京的部队不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退下来急需整补的吗？

关键的问题，是统帅部决策集团的多数将军还没有真正找到保证实现持久消耗战略的有效作战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