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冬，傅乐焕被借调到中华书局，与顾颉刚、邓广铭、阴法鲁、杨伯峻、陈述、邵循正、郑天挺、张政烺、王永兴、罗继祖等专家，开始进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
这一“点校工程”是根据毛泽东拟议与部署，由周恩来批准，中宣部牵头调集人员，中华书局组织全国数十名一流专家学者，由顾颉刚领衔，历时20年完成，是中国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根据专家分工，作为辽金史专家的傅乐焕负责点校《金史》，与甲骨学家罗振玉之孙、来自吉林大学的辽史专家罗继祖教授在同一组。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专家在北京西郊公主坟附近中华书局大院内，而傅乐焕因离家较远，为集中精力，后期便搬入中华书局招待所与罗继祖联床而居。
图片来自网络
以此，罗傅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过，当“文化大革命”到来之际，因为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以及傅氏家庭成员的“历史问题”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运动一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的掌权者，便盯上了他，派人来到中华书局，要求停止傅的工作，回校做检查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生性内向、不苟言笑的傅乐焕，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运动，想到与傅斯年的关系及整个家族背景，深知自己此次是在劫难逃，遂神情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当学院第三次派人强行要把他揪回去批判时，傅乐焕紧张的神经，几近崩溃，直至一脚踏上了黄泉之路。
据中华书局实际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赵守俨说：
傅乐焕于1966年5月22日下午黄昏时分独自走出招待所，离开翠微路大院时，赵氏还与其打过招呼，当时，并未发现有何异常。不料，第二天，就传来傅乐焕在陶然亭公园湖中自杀的消息。
中央民族学院派人赶到陶然亭公园湖边时，面对傅的尸体还不太理解，说是院里还没有把这家伙揪回去发动群众展开批斗，怎么人就死了！
同时，来人还怀疑，究竟傅氏是自杀还是他杀？
初步检查的结果是，傅乐焕手腕上的手表一直在走动，衣袋里还有一些钱，如果是他杀，不会不把手表和钱拿走。
再者，傅的脸上、身上并无伤痕，从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支持自杀的另一个证据是，傅乐焕的尸体漂出湖面时，看到的群众说，尸体是面朝下，是趴着的。
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案例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
至于傅氏为何在劫难还没有切实降临到自己头顶之时，就投湖自尽，此一问题，为社会上一般学者和傅氏的亲朋好友不能理解。
或许，正如同样存有许多迷惑的陈述弟子、契丹民族史研究专家刘凤翥所言：“也许他看得远，虽未触动，但从批‘三家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故先走一步。”
就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
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焕、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
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正在重庆政府部门工作，已买了赴台的飞机票，但是，傅斯年来信说“先别动，我还要回来，到时候再决定行止”，未能走成。
其结果是被新政权先当作旧人员改造，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分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实验基地，劳动改造。
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职员，没有随傅斯年迁台。
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造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因与傅斯年的关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强迫退职，遣返原籍聊城。
其时，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当地政府没收，并改为汽车运输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别人一间小屋栖身。
因为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其于返乡的第二年去世，死时年仅五十四岁，撇下五个孩子，大的十三岁，小的仅一岁。
这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皆受到挤压和迫害，老二傅乐铜1968年到济南军区当兵，两个月后被退回，后来，又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傅斯年族侄、南开大学毕业后随东北招聘团进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工作的教授级高工傅乐昕，因与傅斯年的关系，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灵山农场劳动改造，历尽苦难。
聊城郊外新修建的傅以渐墓，站立者为傅斯年侄子、山东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副秘书长傅乐铜
“文化大革命”中，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
至于傅氏家族受清朝皇封在聊城占地120亩的墓地—傅家坟，也毁于一旦。
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动文人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铁镐、镔铁扎油锤、绳索等物撬开，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开，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像、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被推倒捣碎，傅家人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后，没有一片入土之地。
傅斯年夫妇生前颇为喜爱并期望甚殷的儿子傅仁轨，因国内战乱和台湾动荡不安，自赴美后，再也没有返回故国，只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后辈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秀女性，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乐焕之妹，与傅仁轨同年赴美的傅乐淑。
晚年傅乐淑
傅乐淑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后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历史系。1943年，她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7年6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同年，又考取了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学。1949年，由于政权更迭，经费中断，获芝加哥大学资助后，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中密歇根大学、匹兹堡都昆大学。
自1978年至1986年，傅乐淑曾几次回国探亲并到北大、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访问故旧，做学术交流。
傅乐淑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50余年，但依然心向故土，挂怀祖国的教育事业，像傅斯年一样，想方设法资助亲属中的子侄辈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
同时，在1999年，她从微薄的积蓄中，捐献四万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四个少数民族各两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
另外，还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与金钱购置的藏书，先后捐赠国内高校，1999年捐赠《清实录》一套53册；2000年、2005年分两批捐赠给内蒙古大学共1300余册中外文图书。
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著述达十几种之多。
1995年，傅乐淑自费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她的一部旧作《元宫词百章笺注》，并列入“清慎堂丛书·射集·初集”。
对这部集子的命名，傅乐淑在后序中曾这样做过叙述：
“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书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时有一府邸，中有书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宝焉，右军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开元年间牛仙客等题跋。
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孙离乡背井百余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师周公谨自称齐人之意。”
又说：
“《清慎堂丛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集。礼集乃傅姓人所撰之书；乐集乃傅姓人所译之书；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书；御集乃傅姓人所编之书；书集乃傅姓人所辑之书；数集乃傅姓人所述之书；各有数种。《元宫词百章笺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暂称初集。”
这段叙述，除了印证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的辉煌，还表明，这个家族延续到傅乐淑一代，诗书之家优美的家风尚未荡尽，文化香火并未灭绝，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艰难延续。
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傅乐淑做了如下叙述：
“这本笺注，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硕士论文时写的，我的论文题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宫词笺注是论文的附录，但因在报端陆陆续续地印了（曾在《禹贡》周刊和《经世日报》发表过一部分），交论文时，便把附录略去。
我的论文一共抄写了三份，全交给了考试委员会了，考试及格后，我便匆匆出国了。
四十年后，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论文，准备整理一下，予以发表。不幸我因流落异国，功不成，名不就，万分潦倒，学业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旧业，不为母校重视，竟将当日所呈之三份论文皆当作废纸弃之久矣。
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终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论文亡矣，论文之附录因曾已发表于报端，尚可收回一部分（此稿仅印过一部分，我因出国，便停止投稿了），现在，勉强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补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纪念抗日期间，断齑画粥时代的一点读书成绩。”
从论文研究课题和附录内容可以看出，傅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
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和《捺钵与斡鲁朶》一书，曾名重一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无人超越。
傅乐淑在这个领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的指导或指令有关。
事实上，假如不是傅乐焕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投湖自尽，傅乐淑流落异邦而难以施展更大抱负，这对兄妹的学术成就，当比现在人们看到的大得多。
但仅所见成就，亦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
只是，傅乐焕兄妹生不逢时，最后落了个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云“今日吾侪皆苟活”的悲怆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