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粉碎日军“扫荡”和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总任务下，要打退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
同时指示：
“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两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
全面抗战打响后，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部队南下之后，除了要面对凶恶的日本人之外，国民党顽固派与投降派，也是他们的敌人。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要求李先念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
“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
李先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人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这是使我军在中原敌后的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
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部队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
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摩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1月，朱理治（左三）与新组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领导人合影。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
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去指示：
“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就在我抗日部队不断壮大之时，蒋介石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军各部大都遭遇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对于豫鄂边抗日军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敌人就是程汝怀。
程汝怀，字仲苏、号师辙，湖北黄安人。早年毕业于湖北陆军小学堂。辛亥革命爆发，他随革命军参加了武昌起义和汉阳保卫战，算是一名颇有正义感的军人。
武汉沦陷后，时任鄂东黄冈行政督察专员的程汝怀，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李宗仁命令，成立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部，与专署同设在黄土岭，总指挥由程汝怀兼任，副指挥王啸风，参谋长陶季贤，政治部主任谢光汉。
当时，程汝怀统率的部队约二万人。此外，因当的湖北省主席在鄂西，鞭长莫及，他还掌握当地全部行政权力，鄂东八个县长，皆由其全权任免。
在反共方面，程汝怀非常积极。1939年5月，我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成立不久，程汝怀率部与桂军即加以袭击，并在七八月间进行围剿，使得第八大队损失殆尽，同时还残杀共产党员及我地方干部等200余人。
此事不久，著名的夏家山事件爆发。
夏家山事件的主角之一是挂靠在第21集团军的独立游击第5大队，实际上，这是我党领导的一支部队。
当时，为了利用第五战区与程汝怀之间的矛盾，争取“合法”存在，解决给养问题，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于12月主动与第21集团军谈判，确定在保持我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和抗日行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将新四军第4支队所辖“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
当时，五大队部进驻夏家山，大队长为张体学，副大队长汪进先、丁宇宸。
汪进先多率部在麻城夫子河—带活动；丁宇宸则负责训练队伍，按照步兵操典规范训练，如，散兵行、射击瞄准、刺枪、队形等等。
当时，这个大队有13个中队，其中正规编制有6个中队，4个步枪中队、1个机枪中队、一个手枪中队，其余各个中队称自卫中队。实际上，已是一个团的建制，一营长刘传贤、二营长熊桐柏、三营长漆少川。
像滚雪球一样，独立第5大队日益壮大，引起了国民党保安8团团长王啸风的妒忌。
当时，还是鄂东行署专员的程汝怀，也意识到五大队对他的威胁，他曾感叹说：
“刘西尧、张体学、段亚杰（文祥）三个好青年，可惜走错了路。”
在这种情况下，程汝怀暗地里调动军队，挑起桂系军对我军的摩擦。
25日，程汝怀“命令”五大队开往宋岐公路一线，扬言要来夏家山接防，逼迫五大队退出夏家山根据地。
当时，大队长张体学在黄冈贾庙一带，部队立即通知他回到夏家山研究对策。
30日晚，军政委员会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31日全部突围。
但是，正当他们突围时，国民党顽军向他们开枪发起进攻，张体学带着警卫队、手枪队翻山越岭，穿过层层封锁线，于次日到达麻西陈家大湾，而张的妻子戴醒群被敌人抓去，不幸遇难。
夏家山事件中，五大队及中共黄冈中心县委机关，损失惨重，牺牲500余人。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
当时，中原局曾经指示李先念等人，除以一部分主力坚持鄂中外，主力应即东进，对程汝怀属下部队及鄂东各县反动武装，采取积极攻势，建立根据地。
根据中原局的这一指示，李先念等人分析认为，鄂东原是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的一部分，战略地位重要，群众基础较好。
同时，建立鄂东根据地，不仅对鄂中、豫南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向东发展也有可能打通与新四军主力的联系，改变我边区孤立作战的困境，而且，可以完成自东北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
此外，鄂东那绵亘于礼山、孝感、黄陂间长达百里的大、小悟山，又给我们提供了作战的天然屏障。
在鄂东的罗、礼、经、光地区的广大农村，由陈汝怀的部队分散盘踞着，他们勾结日寇，充当反共害民、破坏抗战的急先锋，经常践踏边区人民政权，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其罪行累累，令人发指！
因此，华中局为我军选择的战略突击方向和打击对象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1940年1月，我豫鄂挺进纵队一、二、三团向鄂东进发，并汇合鄂东的部队，准备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摩擦斗争。
就在这时，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准备向皖东、苏北等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动进攻。
于是，1940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才发出了《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并指示李先念部坚决消灭程汝怀。
豫鄂游击挺进支队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之后，由李先念任司今员。为了加强野战机动，纵队一，二，三团合编为平汉支队，由周志坚任司令员，方正平任政委。
周志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最新指示，李先念、周志坚等人指挥部队，在大、小悟山一带，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了一系列的反摩擦斗争。
他们首战小悟山，周志坚率平江支队从赵家棚出发，跨过铁路，尽量避开敌人，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平路走山道，以快速动作直插敌后，连续攻占了四方山、土绪岭和白杨岭等高地，完成了事先规定的切断敌第19纵队2支队刘梅溪部的退路，并向大悟山方向警戒的任务。
李先念亲率另外两个团和鄂东三团，按预定时间向刘梅溪部发起攻击。
在阻击阵地上，周志坚听到激烈的枪声，知道攻击开始，随即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打击那些溃逃下来的敌人。
但是，半天过去了，即见不到小悟山方向敌人败下，又不见大悟山方向有援敌前来，大家心里非常焦急，不知战斗进展如何。
直到第二天黄昏，才接到纵队命令，要周志坚等人撤回路西。
后来了解到，由于是山地作战，刘梅溪部的敌人较顽固，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抗。
他们在被我歼灭一部后，余敌撤退集中到刘家湾坚守待援，我军几次攻击末能奏效。
第二天下午，第19纵队另一部在国民党广西桂军的配合下，从杨平口、邓店方向，进攻十八里潭担负警戒任务的第2团3大队，几次进攻都被我击退。
这时，日寇居然在铁路上炮击我后方，与顽军遥相呼应，顽军一见又继续攻击起来。终因敌众我寡，十八里潭于黄昏时分被敌攻占，3大队遭受重大损失。
这样一来，我攻击部队的侧翼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避免与广西军直接冲突和打破敌顽夹击的阴谋，纵队领导决定停止攻击，撤回路西。
此次战斗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也使刘梅溪受到重创，死伤三百余人，被我俘获四百多人，大量武器弹药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随后，平汉支队一、二团又一次攻打小悟山，歼灭了刘梅溪、杨希超各一部，缴获甚丰，再次给刘梅溪当头一棒。
两次战斗下来，顽军的士气不象第一仗那么盛了，多少有点熊了，一部分士兵对我作战的信心开始动摇，这为后来我军的胜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3月初，平汉支队开始向大悟山攻击，一团从陂安南出发，攻占朱木岭、步竹岭、大悟山、泉水岭，并向东北警戒；
三团过铁路后，经枣林店攻占五斗田寨、白人洞一线，以便同一团形成合围，并向汪洋店方向警戒，同时以一小部兵力消灭了八角楼之敌；
二团从南新街、十八里潭、芳家畈向万福山、杨家冲攻击。
由于二团在一、三团尚未合围时就过早投入战斗，一下冲垮了敌人，加上我们各部队之间协调不够，时机掌握不准，致使大部敌人成了漏网之鱼，仅歼敌三百八十余人，令人遗憾。
4月17日，我军第四次向敌人攻击，部署和前一次无大变化，经过竟日激战，消灭了国民党鄂东保安第二团，生俘其团长刘亚卿和敌19纵队特务大队大队长李惠民。
程汝怀的主力遭我军四次打击后，元气大伤，已无还手之力，只得悻悻撤出大悟山区。
这样一来，大、小悟山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下，边区党委机关及纵队司、政二部也随即进驻姚家山。
在半年时间内，新四军四打大、小悟山，不仅使鄂豫边区的反共高潮昙花一现，被我粉碎，而且消除了程汝怀在大、小悟山区的势力，对鄂东开展抗日活动，建立根据地，对沉重打击鄂豫边区国民党猖狂的反共叫嚣，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都有积极意义。
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反顽自卫战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4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
“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同时，中央肯定和传播的鄂豫边区的反摩擦经验，对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