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丛生
1979年夏天，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法典颁布了。这本凝聚了彭真等法律工作者心血的法典，经过37次修改才最终定稿。这部被寄予厚望的法典，却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重重阻碍。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秩序混乱，治安状况令人堪忧。
这种混乱首先体现在街头巷尾。当时的城市里，扒手横行，抢劫不断。许多上夜班的女工不敢独自回家，家人们为此提心吊胆。
一位上海的老阿姨回忆说，那时候晚上九点后就不敢出门了，即便是去附近的小店，也要叫上家里的男人陪同。街坊邻里们经常讨论谁家又被偷了，谁又在路上遭遇了抢劫。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犯罪分子的年龄普遍偏低。据当时多个省市的统计数据显示，作案者中有七成是25岁以下的青年。
这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关：大量知青返城后无所事事，社会上弥漫着西方物质主义的思潮，加上之前动荡年代留下的社会隐患尚未清除，种种因素导致了青少年犯罪的高发。
在这种环境下，公安机关的处境却十分艰难。他们的装备极其落后，很多基层民警只能骑着自行车追捕开着汽车的犯罪分子。待遇的低下更是让他们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更遑论全身心投入到打击犯罪的工作中。
一位老警察回忆说，当时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夜间巡逻全靠两条腿，遇到紧急情况只能眼睁睁看着犯罪分子逃之夭夭。
1979年9月9日发生在上海的＂控江路事件＂，将这种社会乱象推向了顶峰。事件起因是一名交警制止街头抢夺，却引发了长达五个半小时的混乱。
围观群众中的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甚至对妇女进行侮辱。这一事件距离《刑法》颁布仅仅两个多月，却暴露出了法律在实际执行中的诸多困境。
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犯罪分子开始肆无忌惮地挑战法律权威。他们公然扬言：＂顶多进去关几年，出来照样找你算账。＂这种嚣张气焰，让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感到深深的无力。＂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憋气＂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在全国范围内，一系列恶性案件接连发生。＂二王＂王宗坊、王宗伟在东北、华北等地流窜作案，杀害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广东发生了＂滨江路事件＂；北京火车站和北海公园也都出现了严重的治安事件；还有震惊全国的卓长仁劫机案。
一位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老干部回忆说：＂那时候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窗户，就怕小偷从窗户翻进来。街坊邻里经常串门，不是聊家常，而是商量怎么防贼防劫匪。＂这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老百姓们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受到了严重制约。
雷霆果断
1976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河北唐山陷入了一片废墟。身为中央领导的邓公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指挥救援，却在途中遭遇了一群手持菜刀的不法分子的拦截。这次经历给邓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社会治安问题。
从那时起，每当听到各地发生的恶性案件，邓公总是眉头紧锁。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治安问题，不仅会影响人民的生活，更会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由于种种原因，各地的治安整治工作一直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
1983年2月，邓公在无锡期间专程去看望了正在疗养的老同志江渭清。两人相谈甚欢，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作为曾经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对基层情况了如指掌。他向邓公详细汇报了当时的治安形势，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江渭清说，现在的犯罪分子最怕的就是死刑。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要有大动作。他建议先做半年的调查研究，然后分批次、有计划地开展专项行动。这番话引起了邓公的深思。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四个月，内蒙古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六案件＂。八名年仅十几岁的社会青年，在酒后竟然残忍地杀害了27个无辜的生命，其中包括一位75岁的老人和一个只有2岁的幼童。这起案件不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更是暴露出了当时社会治安管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1983年7月16日，新上任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两天后，他接到通知，说邓公要和他谈谈这份报告的内容。第二天，刘复之和彭真一同来到了邓公的住处。
让刘复之没有想到的是，邓公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在邓公看来，报告中＂四平八稳＂不足以解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要让那些犯罪分子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威严。
邓公特别强调，现在的犯罪分子都在看风向。如果执法部门还是表现出软弱无力，那么这些不法分子的气焰就会越来越嚣张。他提出要组织几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战役，该杀的要杀，该关的要关，要让犯罪分子感受到切实的威慑。
在这次谈话中，邓公还从人民民主专政的高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这番话既体现了他对社会治安问题的深刻认识，也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与担当。
扫除恶患
1983年7月18日，盛夏的北戴河，邓公正值疗养期间，静谧的海风吹拂着老人的白发，然而他面容上的肃穆却昭示着心中深思熟虑的决策。
这一天，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带着一份文件，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一同前往邓公的住所，准备汇报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关于如何更好地发挥公安机关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问题。
刘复之在文件中提出了各类具体措施，意图响应邓公在党内的“严打”指示。邓公在听过文件的内容后，简短的一句话，让气氛骤然凝重：“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
那一刻，刘复之和彭真显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压力。他们的心情复杂，既有对邓公威严的敬畏，也有对如何执行“严打”方针的困惑。
刘复之的文件中提出了“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的建议，意在进行分层次、分批次的打击。文件中还特别强调，不要“一刀切”，提倡根据实际情况从宽处理一些不严重的犯罪。
但邓公一语道破其中的要害：“想要这样四平八稳就把问题解决了，根本不可能，不敢一刀切，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一句话，点破了他心中对社会现状的深刻洞察：只有全力出击，不容妥协的方式，才能让犯罪分子感受到严惩的威胁，让百姓重拾安全感。
邓公明确表示，当前正是“非常时期”，如果不从严、从重、从快地打击犯罪，社会的法治和秩序将永远无法恢复。他语重心长地说：“搞得不疼不痒，还是不得人心！什么才是人道主义，保护了大多数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那时的社会，的确是危机四伏。深夜归家的女工提心吊胆，不敢独自走过昏暗的街头；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随时可能有陌生人试图诱拐；扒手和抢劫犯肆意出没，致使大街小巷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
8月25日，邓公的决策终于落实，中央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严打”战役正式拉开序幕。新的《刑法》进一步增加了死刑适用的罪行，许多触目惊心的恶性案件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社会治安的改善显而易见。全国范围内，近200万的犯罪分子受到了惩处，犯罪率明显下降。邓公的果敢与智慧，让无数民众重新找回了安全感。很多曾经对社会治安感到绝望的市民，开始勇敢地走上街头，公开表达对公安机关的支持。
正如一位普通市民在电话中所说：“早就应该这么办，以前不敢说话是怕被报复，现在可真不一样了！”
邓公以“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施展了一场国家级的治安整治风暴，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保护大多数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的真理。如今回望，这一场震撼社会的“严打”行动，正是中国社会秩序恢复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