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甥情深
小平同志与淡以兴的故事，要从他们的童年说起。当时广安，邓家和淡家都是颇有名望的大户。淡以兴的姐姐嫁到邓家后，生下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这个男孩就是小平同志，他出生时，父亲邓绍昌喜不自胜，给他取名＂邓先圣＂。
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小小的小平便与舅舅淡以兴一起玩耍，两个孩子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玩伴。
私塾的日子是两人最快乐的时光。那时的私塾由一位清朝秀才执教，这位老先生学问虽好，却也有些古板。当他看到＂邓先圣＂这个名字时，立刻变了脸色。在他看来，圣人之名岂是一个小孩子可以随意使用的？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邓绍昌耳中，深明大义的父亲随即将儿子的名字改为＂邓希贤＂。从此，家里人都亲切地唤他＂贤娃子＂。
淡以兴和小平同志的调皮劲在私塾里可是出了名。两人不仅一起读书，还一起捣蛋。私塾后院有一座假山，上面有一尊石雕乌龟，两个孩子总爱偷偷爬上去玩耍。
有一次，他们正在石龟背上玩得起劲，被路过的大人们发现，吓得赶紧躲了起来。从那以后，街坊邻居见了他们就笑着说：＂这不是那两个＇淘气包＇吗？＂
1910年是两人求学生涯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们被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与私塾不同，这里的老师不仅教授课本知识，还会讲述许多社会历史故事。
在新学堂里，两个少年开始接触到了外面世界的新思想。正是这段求学经历，为小平同志日后的革命道路埋下了种子。
由于两个家庭对教育的理解不同，舅甥俩的人生轨迹也开始渐行渐远。邓绍昌希望儿子能够接受更先进的教育，而淡家则期望淡以兴能够继承家业。
就这样，当小平同志踏上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征程时，淡以兴则留在了家乡。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是近三十年。
1927年，远在他乡的小平同志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现在我们熟知的＂邓小平＂。而在广安老家，淡以兴依然保持着童年时的那份天真与淳朴。尽管两人的人生道路不同，但那份童年的情谊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每当回忆起私塾里的点点滴滴，他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乌龟背上嬉戏的年代。
舍家报国
当小平同志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留在家乡的淡以兴依然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这份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随着小平同志在国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投身革命事业，淡家也因这层特殊的关系逐渐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
邓家的第二个孩子邓垦深受兄长的影响，也萌生了报国之志。他想要前往陕北抗日大学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但此时的邓家已经入不敷出，根本无力支持邓垦的求学梦想。得知这一消息后，淡以兴二话不说，变卖了自家的良田，将所得款项全部资助给了邓垦。
这并非淡以兴第一次帮助邓家子弟。此后，当邓自立也想要奔赴延安时，淡以兴再次慷慨解囊。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每一次资助革命志士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然而，淡以兴始终坚信，支持革命事业就是在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播种希望。
事情果然如淡以兴所料，他多次帮助邓家子弟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由于小平同志在中共已经身居要职，与他有关系的人都被列入了监控名单。淡以兴被扣上了＂通共＂的罪名，家产被查封，全家人流离失所。所幸在好心人的提醒下，淡以兴及时躲过了特务的抓捕。
为了生计，淡以兴不得不四处漂泊，靠着做苦工维持生活。他的妻子沦为佣人，四个孩子中有两个不得不送给别人收养，剩下的两个则是靠着乞讨度日。这样的苦难，对于一个曾经殷实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但淡以兴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始终相信外甥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淡以兴不仅要躲避敌人的追捕，还要承担起守护邓家的责任。1926年，小平同志的生母因劳累过度去世，当时小平同志正在外地从事革命工作，无法回乡奔丧。淡以兴便代替外甥为自己的姐姐守灵，完成了所有丧葬事宜。
十年之后，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也不幸遇害。再一次，是淡以兴冒着危险将邓绍昌的遗体运回广安老家安葬。每逢清明，淡以兴都会独自一人来到姐姐和姐夫的坟前，为他们扫墓。站在坟前，他总是低声诉说着：＂姐姐，姐夫，贤娃子他在为国家做大事，没能亲自来看你们，但请你们放心，我会替他尽孝的。＂
重聚重庆
内战的烽火越烧越烈，小平同志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书记，驻扎在重庆。小平同志的亲戚淡以兴带着继母夏伯根，怀揣着对小平同志的思念与敬仰，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重庆，期盼着与这个少年时的亲戚团聚。
淡以兴与小平同志自小一同成长，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今，小平同志已经是风头无二的革命领导人，身处高位，他的家人此行带着一份复杂的心情与期待。可是，初到重庆，淡以兴与夏伯根却并未得到小平同志的亲自接待。
警卫员崔来儒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家人的到来，提出是否应让夫人去接待他们。小平同志冷静地回应：“安排他们先住招待所，等我开完会再说。”
淡以兴和夏伯根被安排在招待所，一整天都没有见到小平同志本人，心中难免生出些许怨气。当晚，小平同志终于回到家中，虽然摆上了丰盛的酒菜，但淡以兴心中的愤懑依然难以抑制。他一身酒气，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眼睛睁大，怒火中烧，突然开口道：“贤娃子，难道你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吗？你今天能有这样的地位，离不开我们当年给你的支持，怎么发达了，就不想认我们了？”
小平同志无奈地叹了口气，眼中有着不易察觉的痛苦与无奈：“舅舅，你这话说得，我心里明白。”他的语气柔和，却带着一丝无可奈何。
淡以兴的情绪愈发激动，他想起了许多往事：“你还记得你母亲吗？她是多么辛苦地把你养大，可你出国留学后，她一个人操劳，身体日渐衰弱，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临终的时候，你还远在法国……”话未说完，淡以兴已经泪如雨下。
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为了让儿子能够有更好的前途，省吃俭用，将小平同志送到法国留学。即使小平同志知道那一笔费用几乎耗尽了家中所有积蓄，但父亲的眼神中只有期许与不舍。可是，小平同志最终没能如愿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成了他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淡以兴的话像是打开了小平同志心中的伤疤。他想起了母亲在五里墩送别自己时的情景，母亲的眼泪和不舍，仿佛还在眼前。
淡以兴把话题转向了小平同志的继母，夏伯根。这位坚韧的女人，虽然并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并不关心政治，但她早年便跟随小平同志的父母操持家务，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她那种朴实无华的坚守和对家庭的无私奉献，让小平同志始终心存感激。
尽管淡以兴的言辞中夹杂着愤怒，但小平同志依然理解他的苦衷。当他看到夏伯根时，愧疚之情涌上心头。小平同志站起身，紧紧握住继母的手：“妈，我会照顾您的，以后的日子我来陪伴您。”
继母没有说什么，只是眼角滑落了一滴泪，那是无法言表的感激与欣慰。小平同志的工作压力并未因此而减轻，淡以兴虽是亲戚，但在新社会里，小平同志依然无法给他带来太多实质性的帮助。
他深知，自己不能因为家庭关系而做出任何有违党纪国法的事，正如他对舅舅的解释：“舅舅，您过去为我家付出了很多，但现在我不能为您开特例。”
夜晚，随着微弱的灯光映照在邓家简朴的桌面上，小平同志与家人、亲戚聚在一起。看着满桌的菜肴，淡以兴皱了皱眉，仍旧有些不满：“你现在当大官了，这点饭菜哪里配得上你？”
小平同志微微一笑，语气中带着些许自嘲：“舅舅，国家经济还在建设中，我作为党员，更要时刻保持节俭。”
这简单的一顿饭，几道不起眼的家常菜，却承载了太多复杂的情感与历史。那一晚，舅甥两人没有再谈及过去的痛苦，彼此间的情感在温暖的夜色中悄然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