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千年顽疾。无论古代王朝还是现代国家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谓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商朝对腐败官员处以墨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负责监管腐败的官吏；秦代规定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甚至想出了诸如举报制度、财产公开之类看起来比较“现代”的反腐措施。北魏太武帝号召天下百姓直接跑到皇帝面前直接举报不法官员：“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
北魏明元帝会不定期派出使节到各地巡行清查官员家里的财产。这些巡行使节会在不告知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官员家中清点财物。如果不能证明哪些东西是合法所得就一律视作赃物治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北魏对贪腐问题实行长期追责：官员任满调离或退休回家后如发现经济问题仍将追责。可想出这么多反腐惩贪措施的北魏却是中国历史上腐败程度名列前茅的一个王朝。
北魏的反腐措施非但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反而还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朝廷不是鼓励百姓举报不法官员嘛。诏令下达后各地还真有不少人响应号召举报官长的。只是这些举报人中却有很多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这些人不管有没有证据证明当地官员是否有不法行为反正就举报。后来这居然发展成一门生意：有地痞流氓专门就靠这个威胁地方官。本来为反腐设计的制度倒为地方黑恶势力提供发财的机会。
到了宋朝试图通过高薪养廉。宋朝官员的工资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最高的。宋代官员的收入大约相当于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可宋朝的高薪养出的却是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把个国家搞得一团糟。为什么宋朝的包公会被视为清官楷模？无论在正史中还是民间戏曲小说中包公的所作所为无非不过就是刚正不阿秉公执法。这难道不是一个官员理当做到的本职工作吗？
一个官员仅仅因为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被老百姓顶礼膜拜不正说明当时有太多的官员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吗？包公的工资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宋朝如此高薪养廉只养出了包公这样一个清官，而更多的是养出了高俅、蔡京、童贯、王黼、秦桧之徒。事实证明高薪养不了廉，那么重惩能否遏制贪腐呢？在这点上想出剥皮实草这种办法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
朱元璋规定贪污六十两以上的官员就要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据统计朱元璋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之间。当时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以致于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可即使朱元璋如此空前的反贪力度也没能根治腐败。各地贪腐案的卷宗依然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这贪官怎么就杀不尽呢？”
贪腐绝非什么王朝末世吏治败坏的现象，而是贯穿历代王朝始终的常态化现象。即使是所谓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刺史赵元楷为迎接唐太宗出巡大肆搜刮。好在唐太宗得知此事后严厉怒斥了这种行为。明朝刚建国那会儿浙江温州平阳守御千户所千户彭友文克扣军饷吃空额喝兵血饿死上百名部下气得朱元璋下令让这厮和麾下士兵决斗。最后这个彭友文被愤怒的士兵乱枪捅死。
清朝至少在康熙年间贪腐问题就已比较严重了。康熙早年还曾狠抓吏治，但到了晚年基本上就放任不管了。雍正即位后陆续出台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密折监督等措施遏制官场的腐败风气。雍正可以说是清朝抓吏治最严的皇帝，但雍正这个工作狂为了抓吏治把自个活活累死也没能逃脱人亡政息的结局。他儿子乾隆一上台就把老爹的诸多政策给推翻了。最终乾隆年间诞生了和珅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巨贪。
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18世纪的普鲁士军官们就是贪污吃空饷喝兵血的行家。每年发军饷时大部分都被拥有财政权的连长给贪墨了，以致于军队的服装变得越来越寒酸：军服上身做得很短从而省下不少布料。至于衬衫起初是改为背心，之后就完全取消了。募兵官把声名狼藉的无赖搜罗到军队里来。招募这种这种无赖最便宜。花钱越少意味着军官就能从募兵费中捞的越多。
如此腐败导致普鲁士军备在腓特烈大帝死后短短三四十年间堕落到不忍直视的地步：士兵们一年操练不到两三个月，其他放假时间则被派去给长官干私活。长官们一边侵占本属于士兵的军饷，一边又让士兵给自己干私活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士兵们在给长官干活的过程中学会了各种手艺，但唯独偏偏荒废了打仗的本事。如此一来结果就是普鲁士被拿破仑率领的法军给揍得老惨了。
18世纪的德国如此腐败，那么其他国家又如何呢？其实西班牙、俄罗斯、法兰西、英格兰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一堆黑历史。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很多官职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一些热门岗位甚至需要竞拍。普法战争正酣之际法国达官显贵们却在后方奢靡享乐。当时不少法国文豪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此极尽嘲讽。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的腐败问题也是导致其被日本打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腐败有时是能影响国运的：明朝的灭亡、法国输掉普法战争、沙俄输掉日俄战争都与腐败问题有一定关系。解放战争时期克扣军饷喝兵血在腐败的国民党部队中几乎就是一种常态。国民党军队的高官们因此得以大捞特捞，但国民党部队的普通士兵其实真没什么待遇可言。反观共产党的部队官兵上下待遇一致。事实上共产党部队的普通士兵在待遇上是优于国民党士兵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小兵愿意跟谁呢？
因此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可谓是降将如潮降兵如毛。有些国民党部队甚至都没怎么抵抗就成建制向我军投诚。这些国民党官兵之所以愿意投诚就是因为我军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待遇。国民党的腐败恰恰为新中国提供了反面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说过：“有些共产党员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新中国刚成立就枪毙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这是因为新中国领导人知道腐败的种子必须及时扼杀。腐败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会疯狂蔓延滋长。就说清朝的和珅早年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好青年。可后期已身居高位的和珅已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了，而是代表当时整个清朝官场既得利益集团的缩影。这个集团的成员之间通过互相行贿把所有人都拉下水。如果有谁不识趣地拒绝收钱就会被视为是破坏了长久以来官场上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这样的人会遭到其他官员一致排挤。坐到和珅这个位置上的人自然会有很多人争着抢着给他送礼。事实上像和珅这样的高官根本就不在乎人家送他什么。他所在乎的是送礼这事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即是说这个人是我圈子内的人。如果一旦有朝一日和珅不再收钱了，那么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人脉关系就会烟消云散。事实上又岂止和珅如此呢？古今中外的贪官莫不如此——或许他们在第一次收受贿赂之时心中也有害怕和愧疚之感。
可只要有了第一次就别再想回头了。只要你不再收钱了，那些行贿之人就会认定你不再是他们圈子内的人，那么很自然就会一封检举信递上去。到这时就是想回头也不可能了。腐败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会带坏整个官场风气。贪腐官员会把那些还没被污染的官员拉下水从而造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其实腐败带坏的还不只是官场风气，更可怕的是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
1993年上映的香港电影《廉政第一击》反映了廉政公署与贪污团伙斗智斗勇的故事。影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这一代人是乌鸦，但我们希望下一代能有白鸽出现”。这句话反映的是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地区那种贪腐成风的社会状态。大家已习惯办事给红包了。本来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平时可能对贪腐深恶痛绝，可当他的孩子升学时却身不由己找到主管部门的领导塞红包只求让孩子分到好学校。
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也许大家平时都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可大家扪心自问有没有给人送过礼求人办过事？我们这样做固然是社会风气使然，但我们这样做无形中却使风气变得更坏了。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天下乌鸦一般黑又怎么能奢望乌鸦堆里会有白鸽出现呢？香港廉政公署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成立的。廉署成立前收受贿赂当时香港的公职人员而言就像吃饭、刷牙、洗脸、睡觉一样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时的香港消防员到达火灾现场不是立即救火，而是先向遭灾的人家索取贿赂。如果钱没给到位是不会救火的。当时的香港警局和各个黑社会组织都有着暗地里的合作关系。一条人命官司要多少钱摆平、把人打伤了要交多少钱了事都明码标价。那些还保持自己廉洁和操守的警察会受到同事们的排挤被分配去做最危险的任务。他们通常的结局是横死在任务当中。如果不同流合污几乎就只有死路一条。
1974年独立于司法、警务、检察院等各个部门职责之外的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廉政公署独立于香港已有的公务员体系只对港督一人负责。其他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对廉政公署发号施令，也不得干预廉署人员的工作。只要廉政公署认为有需要可以随时进入任何政府部门进行调查，而政府人员必须配合廉政公署的所有询问和取证，否则廉政公署有权对其进行扣押。如果廉政公署怀疑某名官员有贪污嫌疑可以直接将其拘捕审问而不需要拘捕令。
廉政公署成立后侦破了多宗备受瞩目的案件。这极大提升了廉政公署作为一个高效率反贪机构的声誉。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曾因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接受廉政公署的调查并被判监禁20个月。廉政公署不仅调查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调查过本部门的最高长官廉政专员：2013年5月前任廉政专员汤显明就曾接受廉政公署的调查。在国际清廉指数2013年的排名中香港在全球175个国家和地区中高居第15位超过了美国、法国、澳大利亚。
在反贪这件事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一样是世界公认的模范。1952年新加坡政府修改防止贪污法令并根据法令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时曾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他们不该指望得到他的特殊照顾。他们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要求自己。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脑海里还是传统的人情社会那一套——在他看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可李光耀却不因为自己成为了一国领袖就让自己的家人获得哪怕一丁点特权，以致于李进坤认为自己这个儿子没家庭感情可言。1986年11月李光耀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得力干将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被国家贪污调查局发现有经济问题。尽管李光耀同郑章远有几十年的私交，尽管李光耀无比欣赏郑章远的实干才能，尽管新加坡需要这样的实干家，但郑章远触犯了法律却是不争的事实。李光耀决定以铁腕手段维护法律的尊严。
得知自己求生无望的郑章远不愿站上审判台而使自己一生荣誉毁于一旦，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在他最后给李光耀的信中写道：“我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接到这封信的李光耀禁不住放声痛哭。经过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之后在2010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丹麦和新西兰三国并列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