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继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后，东北野战军又发起了强大的冬季攻势。

3纵7师在沈阳西北的新民县文家台，将新5军军部、直属队和195师残部围住了。

文家台是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子，大都是土坯草房，两尺来深的积雪下埋上压，愈发显得低矮。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雪野，东南有条河，30来米宽窄，被大雪封漫着，看不出一点河的迹象。河这边有座有钱人家的大院，几幢茅草房散落在河边柳树旁。

20团为主攻，首先上去的是3营，攻得很猛，很快拿下那座大院，有了立足点。

快半夜了，1营长赵兴元接到命令，立即带1营上去，同时指挥1、3营战斗。

敌人炮火很猛，一团火光炸起，雪粒子满天飞撒。雪光夜色中，敌人能看见有支部队向前疾进，打炮拦阻。大雪没膝，不时有人绊倒，是敌人尸体，冻得硬邦邦的。

老百姓大都趴在炕沿下，男女老少，哆哆嗦嗦的。墙角下，院子里，随处可见烈士遗体。轻伤员坚持战斗，重伤员撑着爬着，找个背风的地方偎着。3营教导员张林经左大腿负重伤，躺坐在锅台旁，刚包扎完。大冷的天，那房子枪打炮轰得窟窿眼子的，他疼得脸上直冒汗珠子。见到赵兴元，两个人交接任务，张林经这人老成、干练，文武双全。战场上，谁都希望打到底，夺取最后胜利。打个半截子仗，胜利叫别人"夺"走了，心里不是滋味儿。

3营伤亡过半，营连干部就剩个8连指导员杨同路。

300多户人家个村子一下子拥进去万把敌人，还有那么多车马炮，一发六 O 炮弹砸下去，会是种什么效力？敌人知道文家台不是久留之地，拼命要杀出条血路，跑回沈阳。它人多，火力也猛烈、密集。新5军全美械装备，冲锋枪多，冲锋时哗哗扫射，刮风似的。防守时，轻重机枪和各种火器嘎嘎嘎、咕咕咕、咣咣咣，听不出个数，在村头正面几百米宽的开阔地上铺织起火网、火墙。天亮后看，河边柳毛丛没几根了，被子弹削得就剩下些长短不一的茬子，像一根根棍子插在雪地上。雪地上到处是炮弹炸出的大大小小的坑，一片片黑糊糊的，难见白色了。中间河道上，烈士遗体，敌人尸体，倒着的，立着的，雪白血红。

敌人从村子里推过来4门山炮。这东西平射，一会儿就把这院墙和房子轰塌了，就无处藏身了。光溜溜、平坦坦的雪野、平原，无论进攻，还是防守，这个大院都是唯一的依托。敌人隔河占据村子，也是这个道理。赵兴元立即命令机炮连长马玉成，用4挺重机枪，每挺一门，看住它们。马连长不辱使命，亲自指挥，没让敌人打出一发炮弹。战后发现，在一门炮旁就躺着18具尸体。

不到一小时工夫，赵兴元指挥兵力不到一个半营的两个营，打退敌人两次营以上规模的进攻。

就是打剩一个人，也要守住大院，这是必须确保的最低的底线。同时还要进攻，拱到对岸去。进攻不是要吃掉敌人，也不可能吃掉敌人，而是要缠住敌人，待大部队赶到后发起总攻。

两次攻击失利，第三次仍是无功而返，赵兴元在心头一遍遍告诫自己：沉住气！沉住气！

第四次，组织两个连先从正面佯攻，待把敌人火力引过来后，2连、9连从两侧冲过去，各自占领了河对岸村边一幢民房。

30米宽窄的河道太难通过了。那雪浅处齐裆，深处及腰，不然许多烈士遗体和敌人尸体也不能还立在那儿。正常行走都难挪步，几猛战术也猛不起来，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就是凭股子"活着干，死了算"的劲头往前冲。说是冲过去两个连，攻击前已经伤亡近半，或过半了，冲过去后一个连也就剩下一个排左右的人了。有的途中牺牲了，有的被敌人反冲锋封住突破口，过不去了。

敌人突不出去，眼皮底下又杀上来两支队伍，这下子更急了，人海战术往上冲，要夺回那两幢民房。天蒙蒙亮了，赵兴元趴在房顶上，望远镜里，敌人的钢盔好像把那两幢房子前面的菜地覆满了，后边还不断往上拥。

赵兴元命令机炮连长全力以赴拦阻敌人，配合2连、9连守住阵地。

那边顶住了，这边被突破了。

这次攻上来的是"敢死队"，清一色汤姆式，腰间还有驳克枪。抗战时，新5军就常这么干，那时背上还背把大刀，远打近砍。这次上来的是军官教导大队，大都是排级军官，大都是地主、富农子弟，对共产党特别仇恨，前边倒下后边上，也真有股子敢死劲头。伤亡大了，就匍匐前边，有的还把伙伴的尸体当盾牌，在雪地上推着往前拱，终于从1营和3营的结合部突进来几十个人。

"张明伟！"赵兴元大喊着3连副指导员的名字，命令他带领一个排，立即把那个口子封死。

把突进来的敌人吃掉了，赵兴元站在墙豁子后边，又把注意力转向河对岸的2连、9连。有人拍他肩膀，回头看，是团政委刘振华。

刘振华大声喊着告诉他：大部队已经到了，总部还调来1个炮团，8点钟发起总攻。

发起总攻前，赵兴元指着村里一幢青色2层小楼，给1连3排副排长李永峰交代任务：看到小楼了吧？俺判断那儿就是敌人的指挥中心。擒贼先擒王。你带两个班，过河后直奔小楼，坚决打掉它！

李永峰带人冲进去时，新5军军长陈林达正在换便衣，准备化装逃跑。李永峰高举一枚瓜式手榴弹：快投降，缴枪不杀！

我儿时看电影，特别爱看"打仗的"（如今也是）。战斗到了关键时刻，银幕上经常会有个指挥员（通常都是指导员）跃出堑壕，挥着驳克枪高呼："共产党员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冲啊！"

文家台战斗发起总攻时，赵兴元跃上墙豁子，喊的是："同志们，缴枪的时候到了，冲啊！"

那一刻不管喊什么，首先冲出去的都是共产党员。

赵兴元参军前就听说过"共产党"，当八路后就问什么是共产党，咱们连谁是共产党员。老兵告诉他，行军时你看谁背的东西多，打仗时谁冲在前边，那就是党员了，不是也快了。

就留心看着、学着。

第一次战斗，战前他总会不时看上班长一眼，一是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儿，看着班长在身边，心里有底；二是想照着班长的样儿打仗。结果，枪一响什么都忘了，连班长牺牲了都不知道。

之后是班长毕法四，还有连长南方安，教导员钟明、沈平、李树增，团政委刘振华。连长距士兵毕竟远些，教导员就更不用说了。班长每天和自己生活、战斗在一起，学起来看得见、摸得着。抗美援朝到朝鲜，战斗间隙，在坑道口，团长赵兴元还时常会想到毕法四。无论作为党员，还是军人，毕法四都是他的榜样，一辈子植根在他的心里。

还有每次"报奋勇"时争先恐后的那些人，特别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特别是抱着炸药包往上冲的人，几乎个个都是党员，或是入党积极分子。爆破组，那就是"敢死队"呀。

那时流血牺牲，就像俯身捡块石子，拿根草棍，那人也就难免常把"怕死"、"不怕死"挂在嘴上，好像勇敢的人就是不怕死。仔细想想，会这么简单吗？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自杀的人，有的觉得生不如死，跳井了，没淹死，又在水里扑腾着大呼"救命"。勇敢、不怕死的人并不是就不想活了。可战争年代，到了战场上，那就简单了。作为党员，需要你牺牲，你就要勇敢去死，挺身去死。

小张庄战斗，前边倒下后边上，死打硬拼强攻，一波又一波往上中。那第一批站出来的，几乎全是党员。有党员带头冲锋，那部队就嗷嗷叫着冲上去了。

文家台战斗，1营、3营的伤亡（大都是亡）一半左右是在那条河上。望着雪地上的烈士遗体，谁心里都明镜儿似的，冲过去，不是九死一生，也是一死一生。可一声令下，4次攻击，没一个孬种。

2连长吴宪义率连冲过河去占领一幢民房。驳克枪子弹打光了，抓起身旁烈士的一支汤姆式扫射着。一发枪榴弹落在脚边，他飞起一脚，若是平常，怎么能踢出10米开外；可是那雪没膝，枪榴弹落在雪窝子里，只踢出两三米远，把右膝炸伤了。打开急救包扎上，不能走了，就来回爬着，射击、投弹，指挥战斗。

指导员阎士禄离休前是沈阳军区装甲兵副政委，90年代末捐3万元钱，为文家台建希望小学。他站在院墙下指挥战斗，一发重机枪子弹穿透土墙，把右大腿内侧连骨头带肉掀去一块，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他组织还能活动的重伤员给机枪班压子弹，鼓励轻伤员继续坚持战斗。

2排就冲过去3个人，打下一个地堡，又牺牲两个人，就剩下个副排长姚善齐。地堡被炸塌了，他拖过敌人尸体垒起工事：子弹打光了，就抓起敌人的冲锋枪、卡宾枪射击，一直坚持到发起总攻。

机枪班长张文昌头负重伤昏了过去，战斗小组长常学礼代理指挥。张文昌醒了过来，抱起机枪又打，再次负伤倒下去。院墙被炮火推平了，敌人攻进院子，常学礼把机枪架在窗台上猛扫，身上两次负伤浑然不觉。士兵吴东文把锅拔起来，趴在锅灶里射击。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把他连人带枪掀出来，也不知道自己负没负伤，也顾不得了，旁边有口水缸，就蹲在缸后射击。

常学礼是党员，在发起总攻冲锋时牺牲了。吴东文是入党积极分子，战后入党。

"政委来了！"

"政委和我们在一起！"

前一句话是赵兴元说的，后一句话谁也没说，是包括他在内的1营、3营官兵在心里说的、想的。

在那种随时都可能牺牲，阵地随时都可能被突破（谁都清楚这是种什么结果）的当口，还有什么能比团政委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战斗，更能使官兵感到鼓舞、振奋，心里踏实？

或伤或亡，两个营就剩他一个营级干部了，连的干部也没几个了。"人在阵地在"，他死了无所谓，可人不在了，阵地也不在了呢？敌人是困兽犹斗，豁出命了要逃命呀。他不时鼓励大家"坚持到底，一定胜利"，胜利是一定的，可具体到眼下这个局部，他心里就那么有底吗？

见到团政委来了，他有底了。

文家台战斗后，赵兴元一想到刘振华，就会想起沈平。

在蒙山小公馆住院时，赵兴元收到教导员沈平的一封信，是团里的便衣捎来的。

他想战友，想连队，想家，苦闷烦躁，甚至绝望，特别是在房干出院后。同样的病，人家一个个都好了，自己怎么就一点儿也不见强呀？这人不是废了、完蛋了吗？在蒙山落日的余晖里，炊烟袅袅，鸡鸭鹅叫，他一遍遍捧读着那封写在"老刀"牌香烟盒纸背面的信，泪水扑簌簌的，至今还记得那几行字：赵兴元同志，身体怎么样了？同志们都惦念你。人生什么样的打击都要勇敢承受，共产党人不但要在战场上，更要在战胜自我中百炼成钢。祝你早日康复。沈平。

比之文家台战斗枪弹横飞，烈士遗体就在前后左右冻得硬邦邦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景，体现的都是政治工作的一种精髓。

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谁也不是党。可在那种时刻，他们就是党的代表、党的形象。

1940年以前，同级军政干部，政工干部有最终决定权。赵兴元记得，一次行军，营长说休息一下，代理教导员钟明说不行，继续前进，部队就继续前进了。后来变了，军政干部各负其责，重大问题党委（或支部）决定。但是，无论怎么变，共产党员，特别是政工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始终如一，关键时刻必须在关键位置上。那时，你嘴巴子说得多好，行动不行，大家就说你是"卖狗皮膏药的"。

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军事上不行，不会打仗，是个二百五，人家也瞧不起你。不会打仗，当个普通军人都不合格，怎么当军官、指挥员？跟你打仗，得白死多少人？

海南岛战役，战前40军两次偷渡，第二次谁率一个加强团偷渡？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挺身而出。第一次1个加强营，是师参谋长带过去的。这一次，师里有那么多军政首长，说什么也轮不到政治部主任呀？茫茫大海，都是旱鸭子，又是木船，敌人是飞机、军舰，那是九死一生呀。也正因为如此，你若没那能耐，再挺身而出，不也还得被按坐下去吗？

提起思想政治工作，人们往往会想到"婆婆妈妈"。学生出身的上海浦东人沈平通常就是三言两语，切中要害。军事指挥也一向果断，明快。反"扫荡"，他指挥突围。打冶原，他组织突击队。1942年攻打诸葛大山，两面受阻，全线被动；他瞅准机会，率领营部通讯班从背后攻击，一举成功。

前面说了，赵兴元当兵时，因任职时间长而印象最深的指导员胡念筠直接提了营长。而沈平军事上没一套，抗美援朝能当上26军的主力师师长吗？

赵兴元自代理营长后，就跟李洪奎搭档。那以后1营打的那些好仗，哪一仗少了这位教导员的功劳？他们第一次合作的砬子山战斗，那不就是教导员和副教导员，指挥出奇制胜打下来的吗？

无论军事干部，还是政工干部，排长这一级都是落不掉的。之后赵兴元副指导员、指导员、副教导员，接下来就是营长、副团长、团-﹣用今天的话讲，叫"改行"了。

俗话讲"隔行如隔山"。战争年代没有"改行"一说。翻看3集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1513位将帅中，或军事，或政工，很少一直到底的。

当指导员时还兼过连长的赵兴元的体会是，一个熟谙带兵之道的军人，对军中的一切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

【赵兴元出生于1925年1月，山东人，1939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6月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政委。1988年，赵兴元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退役。2016年7月13日在辽宁大连去世，享年91岁。赵兴元曾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和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