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 1787-1874)是19世纪出色的历史学家。

他出身于法国尼姆的一个新教家庭，1799-1804年在瑞士日内瓦接受基础教育，1805年回巴黎后，先遵从母愿学习法律，后因兴趣所归转入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等领域，一生兼有新闻记者、历史学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

作为历史学家的基佐，著作甚多。

其中，他根据1828-1830年在索邦大学的讲稿加工而成的《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以精炼的语言和富含哲理的分析广受赞誉。

如英国史学史家古奇认为，基佐“是最早像解剖学家解剖躯体那样解剖社会的人;是最早像生理学家研究动物机体的功能那样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功能的人。”

事实上，基佐还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欧洲文明”为研究对象，“参照文明的进展对欧洲近代史作一回顾……对欧洲文明的历史、对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目的、它的特性作一概述”的人。

然而，基佐文明史中所蕴含的欧洲文明史观，迄今鲜有学者进行专门的论述，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基佐史学思想中最为绚丽的部分，是理解基佐史学思想的关键之所在。

基于此，本文拟就基佐欧洲文明进步史观的生成背景、理论来源及基本内涵作一初探，以求教于诸方家。

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观往往离不开各种社会思想的浸润，基佐也不例外。

他在《欧洲文明史》的开篇之处就说，“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一致性……到处都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向前发展，并几乎到处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它的多样性却是十分惊人的。”

基佐之所以直接采用“欧洲文明”一词，并用“十分明显”来强调它，首先是因为他接受了当时欧洲社会各界普遍具有的“欧洲观念”。

自18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的大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拥有了现代意义的“欧洲观念”，他们都明了欧洲是包括众多民族国家在内的欧洲，欧洲各国既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各有其独特之点。

面对欧洲社会由于民族国家观念日趋强烈而导致社会纷争不断的局面，学者们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如圣—皮埃尔希望在欧洲文化认同的背景下，实现欧洲政治统一。

为此他写下了三卷本的《给欧洲以永久和平的回忆录》，提出了欧洲联盟的构想。

伏尔泰则在强调欧洲内部的多样化的同时，指出了欧洲文化认同的事实。

吉本既认识到欧洲文化认同的一面，也指出了欧洲对人类自由的贡献:“欧洲被分割成许多独立国家，但却依靠宗教、语言和习俗方面的大致相似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对人类的自由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与伏尔泰一样，对欧洲是否应实现全面统一保持沉默。

卢梭尽管知道实现全面“统一的欧洲”有许多障碍，但还是满怀憧憬地认为，他们的时代不再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而只有欧洲人。

欧洲人有共同的品味，同样的激情和一致的生活方式。

康德虽然象卢梭一样，认为通过欧洲均势来维持普遍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他仍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希望建立一个包含欧洲各民族在内的联盟，通过它来“维护和保障一个国家自己本身的以及还有其他加盟国家的自由。”

身为政治家的拿破仑与史学家们不同，他认为“欧洲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性不够，需要重建统一的欧洲社会。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统治其他权力的更高权力，它有足够的权威迫使人们彼此达到和谐，法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地方，”必须借助武力来实现欧洲全面统一的理想。

但拿破仑的梦想很快便破灭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确认了欧洲文化认同背景下各民族国家独立的合法性。

这种社会思想，也深深刻在基佐的头脑中，所以他无疑接受了“欧洲观念”，不仅没有试图对“欧洲”一词作任何解释，而且还以“欧洲”为研究对象。

其次，基佐还自觉吸纳了“欧洲观念”中所附含的“文明”之意。

“欧洲观念”不仅体现在欧洲人的彼此认同上，还体现在欧洲“文明”进步的自我意识上。

在欧洲人与非欧人的接触与对抗、尤其是在17-19世纪欧洲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活动中，对比非欧社会，欧洲人普遍认为自己是文明的，殖民地是野蛮的;自己是进步的，殖民地是落后的。

如在美洲的殖民扩张中，欧洲人将美洲人视为没有历史的人民，将美洲视为野蛮、未开化、混乱的区域，他们将美洲人具备的特征放大并投射到自己身上后，渐渐赋予自身某种特定的“文明”内涵，并将这种观念延伸到与亚洲、非洲的对比上。

如孟德斯鸠从势力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亚洲弱、欧洲强的原因。

伏尔泰虽然认为“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但他描述中国、印度、中东、美洲等非西方地区，不过是为他要详述的西欧提供一幅可在世界范围内确定其空间、时间位置和认识水平高低的背景图而已。

他认为文明发展的最高级阶段属于欧洲，因此，在他的世界史观背后隐藏着欧洲文明优越观的实质。

法国神甫鲍多在涉及美洲人信仰的背景下明确使用了“欧洲文明”这个概念，他指出，改变美洲印第安人不仅在于使之皈依基督教，更要使之接受欧洲文明，把他们塑造成真正的法国人。

狄德罗和雷纳尔则在1774和1780年版的《欧洲人在两印度建置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中，对比两印度野蛮状态，强调欧洲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并按照欧洲社会描绘出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图景。

在他们看来，文明是一个从野蛮的状态到市民状态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个人、人类和社会进步和完善化的过程。

这些关于欧洲文明进步的社会思想直接为基佐继承和发展，所以他强调欧洲近代文明以前的所有文明都不是真正的“文明”，认为文明“这个大事实包含着两个事实，它靠两个条件存在，并通过两个标志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

除“欧洲文明观念”这一社会共识性思想外，当时欧洲社会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深深影响了基佐。

他在表述“存在着一个具有多样性特征的欧洲文明”之后，紧接着指出:“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已在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文明制度力图扩大其领域成为丰富而普遍的思想和制度，以便为欧洲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运作时，它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国经受一次新的预习，然后从法国这个第二故乡出发去征服欧洲。”

很明显，基佐欧洲文明进步史观既服务于也源自于他的爱国主义情怀。

欧洲和法国社会的剧变是促使基佐致力于从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探索出一条自由与秩序之路的基本动因。

基佐成长于法国社会和欧洲社会剧变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1794年他父亲因反对山岳派的过激行为被送上断头台时，基佐年已7岁。

虽然12岁至18岁时他是在欧洲相对平静的瑞士日内瓦接受基础教育，但1805年回到巴黎后，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他亲历了法国社会的大起大落:拿破仑帝国在欧洲的短暂辉煌、神圣同盟对法国的围攻、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波旁王朝的复辟，等等，所有这些深深地震撼着基佐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

面对维也纳会议后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国内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冲突、新思潮与旧思潮的对抗，基佐的爱国激情大增，开始反思大革命，希望能为法国当前和今后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确保自由与秩序的发展道路，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

基佐的探索之路并不寂寞，“整个19世纪前半叶，法国革命一直是使(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新闻界、甚至诗人兴趣永远浓厚的一个主题。”斯塔尔夫人率先打开了自由主义的闸门。

她于19世纪初期先后写下了《德意志论》、《思考法国革命》等著作，强调欧洲只有依靠民族情感的力量才能摆脱专制，获得自由。

贡斯当于1813年发表了著名的政治小册子《论征服的精神》，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欧洲观:欧洲应当是一个自由的欧洲，即每个国家应保持各自的独立和特点，而不是被一种表面的统一的形式所埋没。

贡斯当的自由与多样化的欧洲观代表了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观念，这一思想为基佐等自由主义者所称道和继承。

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将外界景物与人物的内心情感，将文学性与艺术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反映了法国的“世纪病”，更引起了基佐等史学家们对社会秩序的深切关注。

为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合理性寻找历史依据是基佐进入欧洲文明史研究的直接目标。

1814年拿破仑帝国灭亡后，面对怎样才能建立有秩序的统治，该由谁来领导和治理法国等问题，法国史学界存在着严重分歧，具体表现为日耳曼论和罗马论之争的白炽化状态。

日耳曼论代表大贵族利益，认为法兰西产生于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的征服，从日耳曼征服中产生的贵族制度是自然的秩序，这种秩序被大革命中“背叛祖国、无恶不作”的第三等级所破坏;认为1814年反法联军占领法国是恢复“历史上形成的古老封建制度”的又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征服。

罗马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认为全部法国中世纪史是罗马因素不断胜利的历史，起源于罗马因素的第三等级应该是法国的主人。

第三等级反抗贵族、争取统治地位是合法的，大革命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当时，罗马论派的福里尔著述了《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南高卢史》。

依据大量史料，他提出了“日耳曼入侵者所带来的除了破坏和混乱外什么也没有”的观点。

该派的基佐与梯叶里、巴兰特和米什莱等人深受其启发，利用古文献学已有的大量史料研究成果，掀起了研究法国中世纪史的浪潮。

基佐的文明史便是其中的主要成果之一。

可见，基佐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文明史研究，并非出于个人的兴趣，而是“他试图以历史作为政治的斡旋力”，为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寻求有力证据的结果。

通过历史研究，他明确提出:“在市政制度和民法方面，在政治秩序方面，在哲学、文学和社会生活、智力生活的所有方面，罗马文明流传的时间比帝国存在的时间远为久远;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出它的痕迹;任何深渊都不能把罗马和近代世界分隔开来;这条线索在任何地方都未被打断;我们到处都能认出从罗马社会到我们社会的转折点;总而言之，古代文明在近代文明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认为的更大和持续得更长久。”

因此，在基佐看来，“历史能帮政治的忙，政治也能为历史服务”。

所以，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两大身份，对于基佐来说不仅不矛盾;相反，“它们是为着同一目的，是相互补充的”。

用基佐自己的话来说:“我属于1789年的那些第三等级，他们根本不愿停下脚步……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和新教徒，我愿致力于道德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所有社会秩序方面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