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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这是中国 8 年抗战中敌我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一年——从豫南会战开始，中日双方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会战，在8年的22次大会战中占了近1/4。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由于在兵力投入、财政支出等各方面意见不一，合作关系渐趋恶化。
关系恶化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战争中的兵力投入差距和相互配合不佳所导致的争执，以及争夺抗日战争中的话语权、对地区的控制权等等，但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由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因供给严重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也是双方争执的重要内容。
1、红军到达陕北时的实际情况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原为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所辖区域，国共合作之后，1939年9月，这个地区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所辖者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延安、安塞、甘泉、保安、延长、延水等共26个县市。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地带，干旱少雨，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农牧业交错经营的生产方式。由于明清两代大力垦荒，开发过度, “虽悬崖偏僻，天地不废”，形成了过度垦荒以获取粮食的耕作模式。这种耕作模式在以后的数百年里导致当地水土流失严重，森林和草原迅速消失。
自清末以降，战乱频仍，陕西人口骤减，尤其是农业人口总数下降至为剧烈。在延安市，至红军进驻前，人口仅约在3000人左右。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各界压力之下明确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次年的 1 月13日，红军迅即进驻延安，将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此后，延安人口迅速增加。除去进驻的部队士兵、机关干部和学生外，仅市内居民人口就上升到14000 人。
到1939年9月，下辖 26个县市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其辖区人口已经达到近150万，此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的耕地总面积为862.6万亩，即人均耕地约5.7亩。
土地虽多，却极为贫瘠，且乏人耕种，边区粮食产量并不丰裕。1937年，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粮食总产量为110万石,1938年的粮食产量则为 130 万石。以 1938 年秋打下的粮食总量除以 1939 年的人口数量，边区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 0. 87 石，即 140 斤左右。
农业之外，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商业和工业也处于极度落后的地位。此地偏居西北，工商贸易以盐业出口为主，以此来换回必需的其他日用品，经济基础极其薄弱。
2、外援的断绝抗战早期，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很快提出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
1937年1 月 25日，也就是进驻延安后仅 12 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就红军的经费开支问题致电潘汉年，要求向蒋介石转达每年拨款 120 万元作为红军的伙食、薪饷等项开支的要求。经双方反复磋商，最终以4.5万人的编制发饷。
但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速，军饷入不敷出。
中共中央曾经在1938年、1939年多次就八路军的军费问题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为人员已达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提供军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补给物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这期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命脉，可说完全有赖于外援的多寡。
从 1939 年开始，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国民党频频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领饷不战”，并于 1940年冬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剿共“高潮”，国民政府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军用物资，声称要“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声言将断绝对于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实行全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这使得边区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3、边区当时到底有多难？时局变化以外，非生产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到来，延安等地人口骤然增加，据统计,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人数约为5000~6000人左右。
至1939年，八路军留守部队人数为9000人左右。
1940 年，据杨尚昆回忆：“1940 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
也就是说，此时非生产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人。
到1942年，延安的党政干部总数达到1.2万人，军队人数在10万左右。而仅仅一年以后，党政干部的人数就增至 3 万人，而延安市民则只有1万人。
较之1937年，延安人口增长了近17倍。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非生产人口的增加。
由于军队、干部、学生等非生产人员迅速增加，边区的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的18.86%。1940年以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款购粮，开始完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来解决机关干部、部队人员和学生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石增至1940年的9万石。
即使如此，依然入不敷出。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 1941年，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征收“救国公粮”20 万石，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 14%，比 1940 年翻了一倍多，是1939年实际征收量的4倍、1937年实际征收量的14倍。
出产寡，而食者众，必然导致粮食、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紧缺和物价上涨。
短短4年里，边区物价涨幅超过 15 倍，物价指数从 1938 年的 143.1 上涨到1941年的 2228.9。
负担的加大和物价的飞涨，使得边区百姓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
4、执政危机从1939年开始，由于负担急剧上升，边区民众不堪重负，一系列民众逃亡、自杀、公开责骂领袖等事件相继发生，直接影响到了边区政权的声誉，而民众对于共产党领袖执政能力的批评。
史料显示，中共中央此次执政危机的导火线，是边区民众对“救国公粮”沉重负担的强烈不满。
所谓“救国公粮”，其实质是当时边区政府所征收的农业税，也是建国后农业税的前身。它的原则是“在统一累进税的原则下，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较少者或有特殊情形者免出。”
救国公粮规定了统一累进税的原则，相对稳定和科学，比之以往中央苏区以“吃大户”和随意募捐来解决机关和军队经费的模式，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在当时，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是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它的推进顺利与否，接关系到边区政府的统治是否巩固，甚至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前线军队的生死存亡。
1937 年8 月 1 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要求当年完成征收15000石救国公粮的任务。10月，边区政府颁布了第一号布告——《为征收救国公粮事》，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并随之成立了县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及其下属基层机构，负责征收和向群众宣传此举的意义所在，推进征收行动的顺利进行。
这一年制定的公粮征收计划为10000石，而最终实际征收数量为14197石，逾额超过四成，但还没有达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原定要求的15000石的数量。
老百姓对于交纳救国公粮并无异议，但对数量多少则是有看法的。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征收救国公粮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更加清楚，如果老百姓对救国公粮的征收产生对立情绪，则不仅可能危及抗战，更可能危及中共中央政权的巩固。
为此，他们进行了规模庞大、细致深入的社会动员，要求“每一边区人民都有拿出一点粮食来帮助抗战的光荣机会”，并把缴纳救国公粮这一行为提升到“保证抗日需要争取抗战胜利”的高度上来看待。
应该说，这一宣传口径与抗日救亡神圣意义的结合，极大提高了农民交纳救国公粮的积极性。
但是，随着救国公粮的任务一次次增加，民众生活压力陡然增大，这使得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极大质疑。在此情形下，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以及边区政府均成为民众批评的对象。
据边区财政厅统计, 1937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862.6万亩，计划征收10000石，实际征收14197石，逾额超过四成，平均每亩地的负担为0.16升；到了1938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989.4万亩，计划征收仍为10000石，但实际征收达到15955石，逾额几近6成，平均每亩地的负担上升到0.18升; 1939年，耕地并无太大增加(1007.6 万亩)，计划征收的救国公粮却骤然上升到50000石，实际征收的数量则达到了52251万石，平均每亩地的负担也上升到了 0.52 升。
此时，实际征收的粮食数量占总收成的比例，已经从 1937 年的 1.27%上升到了 2.98%，也就是超过了一倍以上。
由于上交公粮的任务年年上升，民众的不满也渐次加大。
延川县在1940年征收公粮的报告中承认：
“自征收五千石的数目字宣布后，一般群众都嫌太重，对完成这一个数目,很有些为难。”
报告还说，在禹居九乡等地出现了平均摊派的现象。随后，报告人指出了这一方式产生的后果：“……既不能顺利完成，又招致一般群众的不满或群起反对。”
过度征收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
1940年3月1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联席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征收公粮中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
“…如这次工作中用强迫命令摊派征收公粮，违反民主作风，在某些地方表现得很十足。”
12日，在此次大会的另外一次报告中，他则要求救国公粮应该有一定的征收标准，不能随意征收: “……有的收得太多了，如志丹差不多有30%，这不大好，也不调和。”
他承认，“这里自然就包含着强迫摊派的因素，特别是在‘估定，不当的时候。” “差不多每乡区都有”。这个调查结论说明，强迫摊派的情况是普遍性的。
由于采取了搞竞赛等方式来征收，干部之间相互攀比数字的上升，使得很多地区农民的负担远远超过平均数，在少数地区如志丹县等地，甚至达到了 30% 以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制定了富裕者多出粮的政策，地主和富农的负担实际远不止征收公粮规定的那么多。例如，米脂县杨家沟“头号地主”马维新1940年的收入为98.63石，支出则为253.35石米。其中，48%的支出用于交公粮(121石米)。因为入不敷出，马维新不得不出卖粮食127.89石。1941年略有减少，但公粮负担也达到了33%。
到1941 年，救国公粮的负担前所未有地增大。此前的 1940 年实际上是陕甘宁边区整个抗战时期因灾粮损最惨重的一年——因为接连遭受水灾、早灾、风灾和雹灾的袭击，整个边区受灾面积达 4298312 亩，损失粮食235850石，受灾人口达到515145人。
但由于外援的全面断绝，所有行政经费和军队给养不得不完全依靠边区民众来负担。这一年，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而实际征收量为 201617 石，实征数量占收获量的 13.85%——这平均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税收“十收其一”的标准，大大超过了民众的承受能力。
5、南泥湾——我党的出路对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的一部分领导人实际上是有所觉察和准备的。
早在1939年（即民国二十八年）2 月 2 日，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即明确指出：
“我们面临有三条路：饿死；解散；自己动手。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自己动手，才是出路。”
为解燃眉之急，毛泽东明确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制定生产计划，增加自给能力。但是，这个阶段，整个陕甘宁边区包括中共中央领导在内，并未充分认识到生产自给的重要性和迫切程度。不久，自给生产实际上就已趋于停顿。
外援既已断绝，内需又日渐增长，到 1940 年底，边区已经到了极为艰困的时刻。
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描述说: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在朱德的考察和推动下, 1941年春，王震率领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这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有关的历史叙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国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传奇故事之一。
经过3 年大会战式的垦荒运动，三五九旅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南泥湾发生了巨大变化，时称“陕北好江南”。
到1943年，三五九旅已经垦荒10万余亩，生产粮食1.5万余石，不仅种上了陕北少见的水稻，饲养了成群的猪、羊等牲畜，还成立了大光棉纺厂，从向百姓借的一架旧织布机和向商人赊的一捆纱开始，发展到拥有800多名工人、108台机器，能够生产200多种产品的大型纺织厂，解决了部队的被服供应问题，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
6、大生产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三五九旅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和部队以及其他地区相继开展“大生产运动”，秉承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各边区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学生都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救行动，农民们也在政策的鼓励下积极开荒放牧，边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好转。
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运动”，以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独特地位，成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一章：
它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实践活动。
在这次生产运动中，除部队、机关工作人员和延安各学校的青年学生所垦荒地之外，仅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们就垦荒达330. 1 万亩。到1945年，边区耕地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425.6万亩,较1937年增加了563万亩，此时，边区人口总数为 160 万人，人均耕地达到了 8.9 亩。
伴随一系列代表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数字的，是一系列为人们所熟知的、近乎传奇的革命故事：
毛泽东挥笔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三五九旅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进军南泥湾；王震聘请71岁农民为“生产教官”、“烂泥湾”三年变成“陕北好江南”；毛泽东亲切看望7岁纺纱能手小吴萍；流浪工人赵占魁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二流子申长林被改造为劳动模范……
随着这些故事的反复铺陈言说，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组织起来”以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也被广泛传播开来。
对正处于艰难创业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在于，以准军事化的模式，通过战时的高度政治动员，发动包括军队、农民、干部、工人、学生和商人在内的各个社会群体进行经济建设，迅速和有效地改变了当时边区完全依赖外援、军队衣食无着、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的局面，在4年里大大改善了边区的经济状况，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式道路”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民众认同基础。
这使得大生产运动在中共建党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边区经济崩溃，必然导致整个边区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就很难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失去边区民众的信任,就不可能在之后获得全国民众的信任。
1944年前往陕甘宁边区访问的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以及由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组成的个人考察团，就不可能看到延安蓬勃向上的一面并且传播给国内外的民众，就很难获得边区之外国内外民众的同情和关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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