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是“两案”的主犯之一，他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失去自由，1971年9月，陈伯达被关押入狱，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伯达被正式逮捕。1980年，陈伯达作为“两案”的主犯，站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经过一系列审判之后，1981年1月，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宣判之后不久，陈伯达保外就医，被安置在北京。晚年的陈伯达主要生活在北京，由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照顾，他每月都能领取一定的生活费，生活与医疗都有妥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保外就医后的陈伯达还有一条与中央联系的渠道，这条渠道还是胡耀邦专门为他开设的。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的一天，胡耀邦找到了邓力群，对邓力群说：“这几个人（指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研究工作的，出来以后，还可以继续让他们做点研究工作，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

陈伯达过去是“笔杆子”，他虽然被关押了十几年，但文笔依然犀利，胡耀邦这么安排也是出于好意。邓力群问胡耀邦以什么名义去联系他们，胡耀邦让他以中央的名义去办这件事。于是邓力群就找来了陈伯达曾经的秘书王保春与王文耀，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让他们去联系陈伯达。

王保春与王文耀自然把中央的意见传达给了陈伯达，自此之后，陈伯达开始写一些文章，以读书笔记居多。当时陈伯达写的大部分文章没有公开过，只在小范围内的几个人之间传阅。胡耀邦看了几次之后，专门给陈伯达提出了一条意见。

胡耀邦说：“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胡耀邦的意思是让陈伯达多写点有警示意义的文章，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不过，陈伯达却没有及时采纳胡耀邦的意见，他认为当时已经改革开放，研究经济问题更为迫切，所以就没有及时采纳胡耀邦的意见。后续陈伯达重点关注经济领域的报道，写了一些研究材料，比如1984年春天，陈伯达上报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根据报纸报道所写。也是他写的这份材料，使得后续他与中央联系的渠道中断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时为了促进改革开放，对重点户以及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总的来说，政策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知道这件事后，写了一份材料，在材料之中，陈伯达写道：“根据列宁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支持。”陈伯达的主张是支持合作化，与当时的政策背道而驰。

这份材料递交上去之后，胡耀邦就不怎么关注陈伯达的研究了，也是这一年，陈伯达与中央的联系渠道就中断了。总的来说，陈伯达保外就医后的确写了一些东西，尤其是各种读书笔记，也是比较有文学价值的。另外，陈伯达还研究了一些与佛教有关的东西，文章也是那段时期写的，后来还以化名的方式发表了。

1988年10月，陈伯达刑满释放，此时他的人事关系被转移到北京市文史馆，不过，仅仅一年之后，陈伯达就突发心脏病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