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想当然的认为，李世民打下了整个天下，拿下两个平庸的兄弟还不是手到擒来，实际上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的形势非常危险。

的确，在统一之战过程中，李世民是声势更高，毕竟只要有仗可打，他就是帝国的香饽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之路渐趋尾声，他的用处就不大了。

李渊为了压制快要脱离掌控的次子，减少李世民在军中的影响，不惜让打仗不怎么样的三子去解乌城之围，李元吉在击退突厥的进攻后，将心腹留了下来，成功的将泾州收入囊中。

而且李建成对内与李元吉、张婕妤、尹德妃结成攻守同盟，对外有手握重兵的亲信伺机而动，如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和天节军统制、镇泾州的燕郡王罗艺，以及薛万彻兄弟，更有魏征为之筹谋，可以说太子党已经基本控制了关中的局势。

另外，倾向于李世民的李靖和李勣在西北灵州和并州防御突厥，未在关中，而且二人对于秦王府伸出的橄榄枝，也没有明确表态，而李世民的心腹又纷纷被调离秦王府，比如房玄龄和杜如梅，尉迟恭则遭到李元吉的诬陷差点被杀，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也遭到排挤，被外调为康州刺史。

据《旧唐书》记载，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实际能够指挥的人员在八十人左右，如果不是尉迟恭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人数就是十人之内，而东宫却有精兵两千余人。

可以说，李世民在大唐统一之战中有多风光，玄武门之变时就有多凄惨。李世民就是在这种大环境极端被动的情况下，主动发起的政变。

然而事变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完全处于劣势的李世民不但击杀了两个兄弟，而且将父亲李渊也控制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玄武门之变”是一次谋杀，而不是一次战斗。

李世民怎么可能会击败优势重重的李建成呢？仔细挖掘史实，不难看出，李世民拥有出奇制胜的法宝武器，秦王府是胜在斗争策略及人才质量上。

双方在争斗中，都明白各自实力的大小将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努力扩大自己人才储备的同时，都千方百计挖对方的“墙脚”。但二者收买的对象与策略完全不同。

李建成目光紧盯着的是李世民的铁杆心腹。他曾密函悍将尉迟敬德，表示争取之意，并赠金银器物一车，但尉迟恭不为所动。后来李建成又以金帛引诱勇将段志玄，也未能成功。

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

而李世民的做法则正好相反，他主要对太子党的底层人员下手，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像李建成手下将领常何以及太子率更丞王晊等，地位不高，但职务重要。前者就在李世民发动兵变的当天驻守玄武门，后者更是可以在东宫自由出入，就是王晊后来及时向李世民透露的昆明池计划。在这点上，李世民占据了一定优势，也为他的兵变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

军事实力除对拼兵力外，武将谋臣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李世民的秦王府人才济济，史称“自隋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而且幕下的将佐文士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秦王效死力，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都是忠心耿耿的良臣谋士；像尉迟敬德、段志玄、程咬金则是不为重金所动的骁雄勇将，他们集中在秦王周围为他殊死而斗，必然使战斗力大增。

在玄武门之变当天，当东宫、齐王府精兵猛攻玄武门时，玄武门屯营将领敬君弘为李世民英勇赴死；素有勇力的张公谨闭关死守；李世民的舅舅高士廉则释放了一批囚犯并授之兵甲赶来助阵。而当东宫、齐王府士兵欲攻入秦王府时，尉迟敬德及时提李建成、李元吉首级示众，成功的瓦解了敌方斗志。

危急关头，秦王府将士表现的“知机识变”，为赢取全局做出了宝贵贡献。

而李建成手下虽有魏征、王珪等杰出谋士，但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绌的。齐王李元吉更是烂泥扶不上墙，他曾在驻守太原时经常游猎，蹂践百姓稼禾，行为放纵，后来又在刘武周南下时弃城私逃，他的所作所为很难吸引真正的有才之士为他效命。东宫幕府的太子率更丞王晊为李世民所收买，致使昆明池政变未遂，可见，太子一党的有些人并不是真心为太子卖命。

另外，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是只与李元吉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巨细、开诚布公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杜如晦、房玄龄虽然被李建成设计调出了秦王府，但当李世民一旦下定决心要发动兵变时，房杜二人又义无反顾回归秦王府，与之筹谋划策。

唐初的玄武门是长安宫城的北门，也是禁卫军驻扎重地，更是出入皇帝内宫的必经之地，有坚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据史家研究，玄武门在唐代历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无论哪一方，只要能够占领玄武门，就很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玄武门之变中取得成功的李世民，也不例外。

玄武门卫队首领常何早就被李世民收买拉拢，在兵变中，他使秦王府的军队顺利埋伏于玄武门，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自以为玄武门是自己一方把守，心无疑虑，结果弄得措手不及，以至于丧命。

李建成、李元吉死后，东宫与齐王府精兵2000人结阵猛攻玄武门，张公谨见对方势大，遂关闭宫门拒守，东宫兵猛攻不下。掌握北门屯兵的将军敬君弘与吕世衡是李世民事先收买的心腹，当太子党羽冯立、谢叔方等攻宫门时，他们挺身出战，英勇无比，双方激战了很长时间，宫门也未被攻破。

其实，就当时兵力而言，东宫与齐王府加在一块，是占尽了优势，所以李世民发动兵变前，高士廉才“释系囚，授以兵甲”，用来补充秦王府兵力；双方交战后，李建成、李元吉的军队“兵锋甚盛”，但在秦王府僚属的全力抗击下，玄武门始终掌握在李世民手中，这才转弱为强，最终取胜。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描写说，玄武门之变当天李渊是想让李世民三兄弟到临湖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质，顺便缓和一下三兄弟的矛盾。可谁曾想没有等来三个儿子，等来的却是身着盔甲手持武器的尉迟敬德，并且身上还沾满了血，“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尉迟恭这样来见李渊，说明宫中宿卫已经被李世民摆平了。

按照唐代的护卫制度，三卫五仗有180人，千牛备身48人，再加上军官500人，李渊身边的护卫至少得有2500人。要对付这些人凭玄武门之变后的残兵，根本难以做到，那么李世民是如何摆平李渊宿卫的呢？

两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玄武门行动前，李世民入宫予禁卫将士授甲，长孙氏也跟随入宫，对授甲的将士“亲慰勉之”。

长孙氏一个妇道人家，跟随入宫，仅仅只是慰问和激励将士吗？这时其一。

《旧唐书·房玄龄传》则记载了这样一条：“玄龄尝因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

这条记载说的是，房玄龄因为有微小过错而遭到斥逐，褚遂良出面替他求情，说他在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中有大功——“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所以他无负于太宗。

房玄龄有什么样的大功，能与长孙氏一同完成？乃至需要“同心影助”？这是其二。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李世民麾下的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骁勇之士去了哪里？为什么《旧唐书·太宗本纪》中有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张士贵等人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而《新唐书·长孙无忌传》中却没有？这是其三。

汇总以上三点，我们可以设想，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一方有两路人马，一路有李世民率领尉迟恭等人去玄武门“恭候”李建成；另一路有长孙氏和房玄龄率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等人前去解除掉宫中侍卫，然后再利用长孙氏身为女性的天然优势，安抚好宫中的嫔妃、太监和宫女，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手段，比如挟持、囚禁李渊等。

所以，对付深宫中的李渊，李世民走得是夫人路线，成功的解决掉了李渊的护卫，挟持了李渊，解决了发动政变后的关键问题。

如果没有这一手，就算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受到威胁的李渊也不会讲什么父子之情，顺手将李世民拿下是顺理成章之事。

李世民虽然是在大环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被动求变，但在细节上却是主动发起的攻击。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抢先动手，预先伏兵，首先发难，让李建成、李元吉没有丝毫的防备，终致败亡。这就是“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

此外，李世民抢先挟持李渊下敕，也对涣散敌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秦王府兵力不足的弱点。

汇总来说，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其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朝中大臣、后宫妃嫔的支持，并且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在长安，就不必担心秦王府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

正因为有这样的绝对优势，才让他过分自信，对于李元吉和魏征提出的先发制人充耳不闻。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露不曾予以改进。

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抢占先机。

这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久处安乐顺境，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和积极进取的雄心。这与长期转战各地，驰骋沙场、深入民间接触下层的李世民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魏征在武德五年就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一个东宫谋士的分析，真实反映了李世民在世人心中的地位。

如果根据立贤的原则，太子由李世民来当，无疑是更为理想，历史的选择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