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九
赵玉秀虽然只和张子善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但她依然对张子善怀有很深的感情。
赵说:张子善一米八二的个子，白皮肤大眼睛长方脸，嘴大唇厚颧骨略高，骨头架子大显得也很魁梧。这人爱干净，衣服旧没关系，打补钉也没事，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就行。他大姐做活粗，可每次给他做的布鞋他都很愿意穿。吃饭不讲究，大葱抹酱，烙饼卷鸡蛋就是我们招待远处客人最好的饭食。抽烟抽得凶，一天两盒“小婴孩”，待客才用“炮台”。有时抽烟抽得太多了，都没钱去给他买，我就问他买便宜的行不?他说，冒烟就行!
赵说:“子善进城后对自己的家属要求很严格，不准许我和两个孩子吃小灶。那时干部们都很自觉。谁都知道刘青山和范勇感情好，可是为了吃小灶，刘青山还打过范勇一顿!"
我问怎么回事?
赵说:“有一天中午也忘了到底是铁骑还是铁甲，偷偷跑到小灶上找刘青山吃饭，孩子小，馋了，跟他妈吃中灶很少吃肉。青山本想让儿子走，可是同事们不让，这个一筷子那个一筷子刘青山只好让儿子在小灶上吃了饭。回家以后就训斥范勇，嫌范勇没有看住儿子。小范也觉着委屈，说我是没看的住，可你怕影响不好，你怎么不把他赶跑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顶起来，青山脾气大，火头子上来就打了小范一顿。小范这个哭呀，闹得地委大院的人都去劝架。不过小范也理解青山，很快两口子又和好了。”
赵说:“一次张子善的大姐从老家来看张。吃饭时，子善就对我说，你领着大姐吃中灶去吧(当时赵吃中灶)，你要怕影响不好，就让她去吃大灶。我当时觉得真是对不起大姐，因为我听子善常说起他大姐，说他大姐跟自己的娘似的。可我没法子，只好带她去吃中灶。大姐走时，张子善歉疚地对大姐说，你拉扯我半天，我也没钱给你。一个月几十元的津贴费全让我抽了烟，有时不够，还要玉秀从孩子们的小米中补贴。大姐说，你别管我我在家过惯了穷日子，不花钱!你就在外面好好做你的官，我就知足了。
有一次，张子善的一个外甥来看张子善，临走，张子善说做共产党的官就是穷官，你舅舅有权可没钱，你走，我也没钱给你。他外甥就动了气，说我是来看你的，又不是朝你要钱的，怎么谁来了都跟人家说没钱没钱的，谁朝你要过一分钱?!”
赵说:“从那后，他外甥几乎就不来了，索性张子善就对家里人说，我太忙，没时间陪你们，以后没什么事就不要来了。还有一次子善的二哥来看他，我想给他二哥买件褂子穿，是他二哥打工供子善上的师范，至今穷的连媳妇都娶不上，浑身上下破衣烂衫的，我真过意不去。钱不够，我就朝子善要，可他哪里有钱呀!我就发牢骚说，你光知道抽烟抽烟，家里没钱你也不管!张子善听了惊讶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告诉你，公家的钱咱们一个也不能动!我委曲地说，我又不是那意思!张子善放了心说，没那意思就好!我说我就是想给二哥买件褂子可钱不够。张子善说，买什么新的?我还不是整天穿旧的?他在家整天握锄把子穿什么好的?找我一件旧褂子就行了。最后我只好送给二哥一件旧衣服。”
十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说:“在南章村我和我哥兄弟二人拥有三间破北房，我哥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给家里盖一间新房。我哥回老家养病期间，上下级常来看他。他就带回52斤小米面和面票，供给制又没现钱，来了人全靠我打点吃喝的，那时我在外面做点小买卖，手里有几个现钱。"
范勇说:“1949年大城闹水灾时，我爹、大哥和我大姐的公公来杨柳青找了个地方住下来，合着做豆腐。我爹每天早上给地委大院、军区司令部送豆腐，刘青山从来就没提出过给我爹几个本钱，也从不留我爹吃饭，为这个，我还生过他的气。我的一个外甥女十五、六了，常来跟我住，我又没闺女。有人见我们娘俩挺亲的，就给青山说，干脆把范勇的外甥女转成供给制算了?青山说，那可不行，一个农民!”
范勇说:刘青山在杨柳青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时，上边发一件黄绿呢子面大衣，领子和袖头是水獭毛的。1951年3月至4月间，华北局某领导写信向刘青山要大衣，后又来电话要，刘青山说，这时候从哪儿买大衣啊?要不，把我这件大衣给他送去吧!范勇有些不情愿，可那头儿催得急，只好依了刘青山。刘青山派人将大衣送到北京。还有一位华北局领导来信要欧米加自动表，刘买了，派警卫员送去。省委领导的家属来津要狐皮大衣，要人参鹿茸等……范勇说:“这都是机关生产出的钱，刘青山又大手大脚的，谁要都给，最后当然都算在刘张身上了!"
刘青山、张子善在打天下时是功臣，坐天下时忘记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视党纪国法，贪污挪用公款，数额特别巨大，最终成了人民的罪人。
十一
赵玉秀说:“张子善工作作风特别踏实，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我劝他说，你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可吃不消!张子善说，没办法，垮不了就得干，谁让咱们挑着这副重担呢!到了汛期，张子善常亲自骑着车子到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段去看看。我见夜间很冷，担心堤上风大，就说，晚上老去堤上，多冷，又没件毛衣。他说没事，我穿着两件褂子呢!我看他穿着两件单褂也是胡打胡打的灌风，就翻出两件旧衣服，一件是部队接收傅作义起义部队时分到的，一件是对襟粗布褂子。我就将两件旧上衣合在一起，缝了件夹袄让他夜间巡堤时穿，子善穿上夹袄可高兴呢，说这可暖和多了!”
赵说:“至死，他也没穿上一件毛衣。那时刚进城领导干部们可兴穿毛衣呢!张子善说穿打补钉的衣服光荣!他有一件褂子在里边套了好几年，好几处打了补钉，我见左肩头破了，而且布也没劲了，就说别补了吧，回头添件新的!他说打块补钉还能凑合一阵儿。”
我问赵，机关生产是怎么回事?
赵说:“那是1951年上边让搞的。当时的口号是，壮大地方国营生产，改善机关人员的生活。那时刘青山和张子善都很想搞机关生产。因为省委、华北局常常来人，又要吃饭又要办事，这些费用走正常的财务开支都不行。后来就搞了几个厂子。厂子办的很红火，机关上的人们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福利也多些了，可问题也就来了。省委的、华北局的常来人或打电话向刘张要东西。刘张也觉得现在已不比解放前了，有条件了，领导们要点儿就要点儿吧!”
赵玉秀说:“可也别太过份了啊!滋养补品、狐皮大衣、名牌手表、名牌毛线。想起什么要什么。子善常私下和我发牢骚说省里来人要，华北局来人也要，干部要，家属也要，吃了喝了还要带着，点着名要这要那，不给又不好，华北局有位领导打电话来让子善给他家找个保姆，可一分钱也不出。子善就托人从农村找来了保姆，又吃又喝又带路费又带零花钱，最后还不都出在机关生产上。
十二
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激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结果进城后的情况真的被毛主席不幸言中。
通过赵玉秀、范勇的点滴回忆，我们也可以得知当时许多高级干部进城后思想变化的一斑。根据张建伟所著《开国第一刀》中所展现的事例看，三反前夕，许多地区的财经部门和企业中出现了大批贪赃枉法、接受贿赂的党员干部，而且贪污数额巨大，党员干部占犯罪人数比例相当大。
毛主席愤怒之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运动，并指示全党全军，在接到他的指示的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他在下发的公文中多次使用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惩治贪污”的辞句。毛主席亲自挂帅三反，才得以使三反减少了阻力，顺利得以开展。
1951年1月下旬，随着各地打“虎”的深入，毛主席说，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此时朝鲜战场刚刚平静，朝鲜停战谈判仍在进行，毛主席指示，志愿军也要投入三反斗争。毛主席估计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看到毛主席如此重视打虎指标，各地都把打虎预算及时做出来了，而且互相攀比，看谁的地区打虎成绩最好，打虎预算太少的要受严厉批评，毛主席说我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
1951年11月29日，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在他下榻的保定饭店被省公安厅逮捕。在此之前，张子善一直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没引起重视，临被捕前他去看望正在医院养病的赵玉秀，赵担忧地问，怎么听说你们这案子闹大了，中央很重视，你们这是怎么搞得?张还说，别人说什么咱们管不了，你还不知道我?我是批了一些条子，可我自己又没花一分钱，全是给上边花了!全是搞了机关生产!大不了，给个处分，做个检讨罢了!张子善没想到，这就是夫妻二人最后一面!
1951年11月，刘青山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大会后，当他乘火车抵达天津车站，被早已等候多时的执法人员押上了吉普车。
范勇说:“刘张被囚禁时，由十分区专员宋至义(张子善的婚姻介绍人)负责看管张子善，省工会主席李国华看管刘青山。他们每天陪着刘张二人聊天，此时，四人谁也没意识到刘张问题的严重性。
刘张二人得知将被处于极刑后，要上告中央。李国华说，你告谁呀!主席批的!刘张二人听到主席批的，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毛主席在 1952年1月，以中央名义电告各省、军区:“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
不几天，毛主席再次使用了“杀”的字眼: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
1951年2月1日，毛主席为薄一波即将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讲话稿加写了一段文字:“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注:旧币。以下同)，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刘张二人被控告盗窃国家和剥削人民的资财，共计171亿6272万元!其中，仅半年时间，他们便挥霍掉所谓“特费”达3亿 7800 多万元!
按照毛主席制定的判死刑的标准，刘张二人该杀多少遍头颅了！
面对公安人员伸过来的手铐，张子善流了泪，他茫然地说为什么给我带这个?国民党的手铐我带的多了!
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中曾说: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来找薄一波(薄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薄去反映。薄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黄坚持不去，要薄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薄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转达了黄的意思。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名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对待刘张事件，有人说毛主席挥泪斩马谡，也有人说毛主席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敲山震虎!总之毛主席是想利用刘张之死挽救更多的犯错误的干部。毛主席不想做李自成!
范勇说:“执行枪决时，省委秘书长李紫光负责押解刘张二人赴刑场。李问刘青山有什么要求?这时青山很冷静地说，我是低薪制，我老婆也工资低，三个孩子无力抚养，望党组织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李说，组织上对此有考虑，由组织上抚养两个范勇抚养一个，你看行不行?刘青山想了想说，可以!
在保定体育场开完公审大会，上汽车要去执行时，张子善双腿发软，刘青山一瞪眼，厉声说道，草鸡什么?国民党的刺刀还不怕呢!三十六年后又两条好汉!执行人员命令他跪下，他就是不跪。执行人员只好让他站着执行。”
刘恒山说:“结果死尸不倒，打的心脏，面色如生。执行当天不知被谁埋了。我得到通知已经晚了，第二天傍晚才赶到保定东关大校场。见有个一人多深的坑，里面有具棺材。一个同来帮忙的人帮我将我哥的尸首刨了出来。我见我哥的帽子上还有两颗蒺藜，我就一边替他摘下来一边哭了，我说哥呀你活着的时候就是刺儿头一个，你就是吃这个亏了，怎么到死你还是刺儿头呀!120里路，我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我趴在我哥的棺材上哭的浑身一点劲也没有，那牲口好象懂事似地，不肯往前走啊!我回到南章村后，乡亲们非要开棺看我哥最后一眼，我打开棺材后，乡亲们都流了泪。”
赵玉秀说:“张子善死后，我对组织上说，我虽然和张子善结婚两三年，但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我想去看看他的尸首。活着没见一面，死了让我见见也好。组织上不允许，说已通知他老家了，张子善的二哥已把张的尸首弄回去了。
子善的尸体是由他二哥在保定雇了辆车接回去的。在尚村停了3日，买了具漆黑色的棺材。往棺材里抬人时，子善的大姐看到子善的十指还是黑色的，抚棺痛哭不已。
十三
范勇说:刘张之事，所牵连的41人受到处分，有的坐了监，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了职，有的降了级，有的被遣送农村改造。我大哥原在杨柳青做豆腐，生意不好回了老家。因他有瓦工手艺，又会配一种药，这种药五分钟之内就能凝固，可以堵住出水的漏洞，所以就被刘青山介绍到建华防水社去工作。刘青山被捕后，我大哥也受到株连，多次开大会、小会让他交待问题。我的侄女外甥女等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1973年我大哥家的三儿子报名参军，军衣都发了，可又被人要了回去，说你三姑夫是被政府枪毙的，你三姑是右派。
范勇的弟弟范景鹤任广州军区白云机场保卫处处长时，林立果要在机场建白宫搞选妃，范景鹤进行了抵制，林立果怀恨在心，了解了范的家底后说，范景鹤的姐夫是被我党枪毙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干?于是范景鹤就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乡，不久死于脑溢血。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赵玉秀说:“张子善被处死后，我多次被批斗，一些不实之词也强加到我头上。天津地委撤消了我的行政职务，降到一般科员。我在张家口工作时，曾写信给张，说家庭很困难。张就邮去30万元(旧币，合新币 30元)。为此我也受到了多次盘问调查。”
刘青山被处决后，省委派石家庄市政府人事部门的秘书向范勇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说经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的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养，高于一般干部低于烈士子女，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供养。
范勇百感交加想哭堵住嘴不敢哭。秘书同情地说，你想哭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身体不好就在家歇几天!范便失声痛哭。范由天津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后调石家庄市政府人事处福保科任科长。刘死后省委给范追加处分，说她依附于刘的权势，贪污800万元。不久她被调到民政局优抚科。
范说:“那时几乎每天都要开会，都要让我讲这讲那，交待刘的贪污事实。那日子没法过。刘张在保定市公审大会上受公审，石家庄市委组织全市人民收听大喇叭。我的单位就在大马路的便道上收听，就有许多人冲我指指点点，说这就是刘青山的老婆!就有人冲我吐唾沫扔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七天七夜都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真不想活了，几次想随青山一起去了。我娘就劝我说，活人哭死人，傻狗追飞禽!死了做官的爹，留下叫花的娘!你死了留下三个孩子怎么办?”
刘青山死后不久，刘恒山就将四岁的老二铁甲领回南章村老家。范带着两个孩子，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经济上的困难还可以克服，主要是精神上极度苦闷无法排解。范的母亲给她看孩子，就常劝她，让她看开些，往远处看。范的大哥也常来信安慰她，让她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1954年，范勇和同情她遭遇的张月东结了婚。1956年，市里便取消了刘青山两个孩子的供给。范不得已，就托人向省委书记林铁反映。林铁为此找到有关领导，问刘青山的两个孩子的供给制取消了你知道不知道?某领导说范勇已结婚，生活不困难!林铁说，那不行!当时省委做这个决定时并没讲她改嫁后怎么样，不管她结婚不结婚，两个孩子的供给不能取消，一直供到18岁。
范说:“就这样两个孩子的供给才恢复。铁骑考上高中后钱不够用了，他就去找省委，一是要当年的判决书，二是要求省委增加供给费。判决书没有给，供给费长了，三个孩子每月共给50元。”
范说:“就是这个某领导，曾经写信向刘青山点名要某某牌驼色毛线3斤，说想织一件毛衣，刘青山就买了，并派人给他送去。那时刘自己还没件毛衣。三反时，这位领导在群众大会上站起来拎着那件驼色毛衣揭发说，是刘青山向我行贿的毛衣，退不了毛衣，我退款 50元。
1957年整党时，范勇在党小组上发牢骚:“大人犯了法被处死了，孩子并没犯法，为什么取消了供给制?”反右时，范就被打成右派，说范对党处理刘青山不满，反市委省委，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由行政16级降到20级，被发配到水泵厂劳动。后又遣送深县农村劳动改造。张月东当时因有同情范勇的言论，被打成右派，16 级降到 21级。1964年范又被发配到民政局一个福利单位。每天和残疾人一起织尼龙袋。因关节炎病发作，两次摔倒在车间。有一天张月东被组织上叫走一夜未归，吓的范勇心惊肉跳，凌晨早早起床便把东西收拾好，坐等厄运临头。这时她已成为惊弓之鸟，只要社会上闹个什么大小运动，就要心惊肉跳好一阵。
1957 年范被打成右派后，无奈，于1958年将6岁的铁兵也送回南章村。1959年上初一的刘铁骑由石家庄转学回到了安国。一次三个孩子想母亲了，便托大舅给范勇捎信。此时范正在深县乡下劳改，范怕自己的右派身份牵累孩子们，几经犹豫还是去了。
张月东用自行车带着范骑了一百多里路到了南章村边。见地里有一人在干活，就托他进村告诉刘铁骑，让他来接自己。张月东觉得自己不便进村，就说你自己去吧，我走了。刘铁骑来接母亲，就问母亲怎么来的?范说，你张叔叔骑车子送我来的。刘铁骑急着问，张叔叔呢?范指了指远去的张的背影说，他走了。铁骑登时哭了，说为什么让他走?已经到了家门口了!说完铁骑就去追张，见了面，两人都流了泪。进家后没想到铁甲、铁兵不愿认母亲，范又痛哭一场。
范说:“老二铁甲结婚时，我送去两个苏缎被面。那是一个南下干部来杨柳青办事，回南方时没路费，刘青山给了他200元做为路费，这个干部回去后即邮来两个被面。我还带去两丈六尺白布做被里。这时恒山早已由老家南章村搬到安国观音堂去住，听说我这改嫁的母亲给她儿子送礼品来了，乡亲们就纷纷赶到恒山家来看热闹，一见我只拿来两个被面，就说，哟，儿子结婚，就送这么点东西啊!三个孩子在生活上很苦，在精神上背着沉重的包袱。老三铁兵想参军，军装都发了，可是为他父亲的事，他没去成。不过三个孩子都入了团。”
刘恒山说安国县组织上对三个孩子十分关心，经常派人到家来询问孩子们的情况，从不歧视。1961年底，正值自然灾害时，刘恒山实在抗不住了，迫于无奈，就给石家庄地委去信反映了家中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自己无力抚养三个孩子。石家庄地委接到信后，经研究，很快给刘恒山送来 100元钱。
1962年5月，石家庄地委组织部写信给刘恒山，全文如下:
刘恒山同志
经地委研究，铁骑、铁甲的供给制仍维持原数不变。为照顾铁兵的生活困难，采取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已转告石家庄市人委民政部门办理。最近可能直接与你汇去救济款几十元。今后有什么具体问题，可直接与市人委民政局联系，当然遇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来信联系。总之，党组织对这几个孩子的生活学习是关心的。你为这几个孩子操心照管，甚至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生活困难，组织上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既要保证这几个孩子生活能够过的去，又不能不考虑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
中共石家庄地委组织部
1962.5.30
刘恒山眼含热泪地告诉我:“文革期间缺发的补贴，于1981年7月，由省纪检委查明，补发998元，汇寄给了孩子们。”
范勇说:“1978年以后，那些当年受刘张事件株连的人们先后都被平了反，撤消刑事处分的、恢复党籍的、恢复原来级别的，我和赵玉秀也平了反，就连当年刘张事件中，险些做了“要杀的第三人”康光宇(天津地委秘书处处长、机关生产管理处处长)都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原来的级别。50年来，我常常做恶梦!我老梦见自己还是年轻时的模样，拉着青山的手问长问短。可他却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两眼死死地盯着前方。
新中国成立伊始，曾任天津地委书记、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因巨额贪污罪被处决了。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留给亲属的仍然是痛苦不堪的回忆，但保定东关大校场上那两声清脆的枪声其威慑力是无法用语言讲清的，为什么“三反”后那么多老干部任职那么多年很少有犯经济错误的，不能不说与刘张被杀有关!人们真怕呀!刘张那么大的官职毛主席还不手软，何况小官小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