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一个多月前，纪录电影（Documentary Film，区别于电视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导演方励在一次影片路演的前夕，突然晕眩、呕吐，参加媒体颁奖活动上台领奖时，自觉“摇摇晃晃，几次都咣叽撞在墙上”。
10天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方励在我们面前侃侃而谈，精气神完全看不出是70开外的人。他说，“前几天能走直线了。去做了脑部、颈椎核磁，啥事都没有。医生说是前庭神经炎。”
只是眼睑下深深的黑眼圈，和踱步时弓着的背，到底泄露了透支与疲惫。为了这部电影的海内外宣发，方励连轴跑了四个月、近两百场路演。医生说他不能再奔波。但在“大老方”的人生词典里，没有“停下来”这回事。何况是为了《里斯本丸沉没》——他生命时间轴里最重要的事之一。
据猫眼电影数据，《里斯本丸沉没》票房收入为4737.8万元，离收支相抵还差很远。但在方励心目中，这从来不止于一个电影项目，而是他对1816个盟军战俘家庭和255个中国渔民家庭的承诺。
前半生，方励浸淫于金融和地球物理、海洋调查技术；近二十多年里，他主导或参与了16部电影的制片。他不爱睡觉，酷爱观察和玩耍；不事消费，却会为自己看重的项目不计成本；在2014年和2024年的两次一席演讲中，他喊话年轻人，要多体验、少算计，“珍惜生命最好的途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淋漓尽致地燃烧透了。”
方励本人，正是他这套生命哲学最彻底的践行者。
清流与温度《里斯本丸沉没》的缘起要追溯到11年前。2014年，方励和韩寒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从普陀去东极，坐在交通艇的甲板上与船长聊天，听到了一个充满血泪、残暴和人性高光的故事。
1941年12月，香港的几千名英联邦士兵在与日军鏖战17天后被迫投降，成为战俘。1942年9月底，日军将1800余名战俘送上货船“里斯本丸”，意欲将他们运往日本做劳工。在行驶到浙江东极海域附近时，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误判为战船，发射多枚鱼雷击中。此后的25个小时里，日军将战俘们封锁在船舱底，钉死舱门。英军战俘奋勇自救，破舱逃生。危难之际，浙江舟山渔民划着舢板救起了384名战俘，并给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庇护所。尽管如此，仍有828位战俘或被淹死、或被日军射杀、或被困在船中未能逃生。
听过之后，方励对这段历史再也无法放下。“谁让我既懂海洋调查，又拍过电影？”第一步，他带领劳雷工业的员工，用两年时间找到了沉船的准确位置；接着，他听说了林阿根和丹尼斯·莫利两位事件亲历者仍在世，决定用镜头记录下宝贵的口述。
起先，他只打算拍个适合小屏幕的纪录片。但随着他花费两百多万元在英国三大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团队找到了380个战俘家庭，并采访了其中的一百多个家庭。许多人是头一次对外人（包括家人）讲述那段创痛深切的过去。在去加拿大采访到另外一位幸存老兵威廉·贝宁菲尔德后，方励决定：要把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
2023年8月15日，伦敦南岸英国电影协会放映厅，《里斯本丸沉没》试映。彼时，电影的动画部分还未完成，摄制组采访的三位事件亲历者相继去世，方励担心“再不放映，会来不及”。
试映会后的一个月内，方励收到了130多封充满感谢的留言和电子邮件。“我的脸都快被吻肿了。”回想起那夜，泪点本就低的方励又一次要哽咽。
在国内观影时，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一度疑虑，这样一个外国人在遥远的二战历史上的灾难断章，何以要大费周折地由中国人去拍摄制作？今天的电影观众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关注一艘八十多年前的沉船的古老故事？它和智能时代正与算法苦拼的现代观众的共鸣到底在哪里？但看过影片后，她由衷觉得，这是过于浮躁的中国影院里难得的一股清流。“今天的世界日复一日严苛地震荡，技术的进步有时也难抵人心的黑洞，对世界陷入隔绝感的警惕会让我们再次置身冰冷的海夜。这个时候，一部中国电影温和而坚定地说：要有信心。”
为何这段历史被遮蔽和忽视半个多世纪？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王升远认为，缘由颇为复杂：中国有国共政权交替的现实；而日本与英美在二战时是敌国，在冷战语境下又变成友邦；远东离英国太远，不在英政府的关注焦点范围内。“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就是想做（找船）这件事的人在技术上做不到，技术上可以做到的人却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所以方励与这个题材的相遇是宿命的。”
王升远一共看了八遍《里斯本丸沉没》。对于影片开头那句Everything in this film is true（本片内容完全真实）中的true，他直陈：“我们在历史研究里面经常忽略的一个真实，就是情感真实。方导的访谈里有人的温度、人的两难困境。”
船上的波特中尉会讲日语、曾任翻译。里斯本丸被击中后，他第一个跑出来同日军交涉，结果被日军射杀。波特的儿子是在接受方励采访时，才第一次知道事情的原委。
王升远记得片中一位老太太落寞的身影。“她经常到车站里边期待自己的亲人会从火车里走下来，但是每次都期望落空。而她手里还抱着父亲买给自己的娃娃。”
战俘后代根据一些只言片语和物证展开对先人的想象，那种痛的感觉是如此的真切。“方励在乎历史中那些被遮蔽的渺小的生命，而我们就是那样的生命。这些年来人们对微观史的留意，也是这个题材能够最终浮出历史水面、开始被言说的原因。”
2019年10月，里斯本丸战俘后代在沉船坐标海域祭奠亲人（受访者提供/图）
“算计才会上当”影片开始没多久，关于一等兵肯尼斯·霍金森的画面稍纵即逝，但他的身世却让方励难过许久。“他甚至没有墓碑。他祖父母的墓碑底部只有一句话：肯尼斯·霍金森，一等兵，1942年，据推测溺水身亡。”
感性，既是方励的天性，也来自他数十年的肉身体验。
方励祖上在当地算得上名门，奶奶唱扬剧出身，始终不被爷爷家族接受。1927年，奶奶因此投江身亡。方励的父亲当时年仅五岁，不仅怨恨爷爷一生，且从未停止寻找奶奶的踪影。
2020年年初，眼见98岁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方励借鉴在英国登报寻找战俘后代的经验，在扬州一家媒体登了整版广告，替父寻母。此后他根据线索，找到了疑似奶奶的坟墓，只是还不能确定墓主身份。最近方励刚从成都带回来父亲的血样和疑似奶奶的骨骸，要送到上海去做鉴定。而在父亲临终前，为了让他安心，方励谎称已经找到了奶奶，自己设计了“墓地图”打印出来给父亲看，“我告诉他，我替你找到娘了。父亲得以安息。”
这也是为何，路演时，当有纪录片从业者问方励，片中他带着战俘后代们在海上“向父亲告别”仪式这一块如果不用，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符合纪录片范式的）版本？
方励回答，他没有受过所谓科班训练，他只是希望长眠海底的那些士兵能够安息，“他们的灵魂能回家。”
上世纪60年代，方励的家人离散。对人的情深义重，和对世事的了然和承担，成为他的一体两面。
17岁，被下放的方励在贵州山里打了一年隧道，修了一年桥，接着进工厂。20岁在北京当工人。
当钳工才半年，师傅就得肝硬化走了。年轻的护士不敢进停尸房，他进去。第一下拉柜子还拉错了，是一个女孩。“大概是车祸，头上全是血痂那些。第二个才是我师傅。”
旁人只敢抬脚，他说我来。“我对死人没有一丝恐惧感，只有同情感，认识不认识的死人我都能抱，因为那是一个生命，和我们一样的。过两天都是殊途同归，有啥好纠结的，你说我说的是不是真相？”
他说自己是在风雨中活下来的幸存者，“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能撼动我。”
2017年完成第二次沉船调查并找到证据时，他站在甲板上，望着大海，突然意识到脚底30米深处有828个男孩。“他们都被遗忘了。那些男孩和我儿子一样大。”他决心要为这些家庭留下些什么。两年后也是这样一个刹那，他忽地起念，邀请了战俘后代亲赴东极海域，去跟自己的父亲、祖辈做一场海面上的告别。
有位观众归纳道：方励的生命哲学是穷尽可能的率性，标准是英雄主义的快乐，方法是偏执狂才能生存。
“偏执吗？我只是比较投入吧。”他回应。
这辈子习惯了横冲直撞，方励不是糊涂人，但也不算细账。
17岁，他读了普希金的《致大海》，对浪涛“沉郁的喧嚷、召唤的呼喊”向往不已，结果到29岁在北戴河才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海水。
高考之后，选择了自认为最苦、最有把握考上的地质学院，又因为喜欢物理，就选了个地球物理专业。他是北京王府井英语角最早“呱呱乱说Chinglish”的中国人之一，并在航空展上认识了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争取到高薪和出国做顾问的机会。1991年底，他揣着存下的几万美元回国创业，干脆把自己中意的“地球、物理、海洋、科学仪器”合成一个平台，这才有了在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行业“数一数二”的劳雷工业。
2002年大连“5·7”空难，他从报纸上得知黑匣子没找到，给海事局和空难应急处置指挥部打电话自荐，从给制造声呐信标定位仪的厂家要机器，到联系外国专家来华赴现场，一共42个小时。三天之内，他们找到了黑匣子。方励不要报酬，只道“感谢给我机会上场”。
果壳网创始人姬十三透露，2017年他的朋友、国内顶级潜水员Denovo在河北某地潜水失踪。“大老方接到求助信息后，带着团队自费去了当地，搜索了快一周。”舟山志愿者胡牧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讲过，方励在了解到林阿根老人的晚年生活后，曾拜托他帮助老人寻找更好的住房，在林阿根辞世时还专程赶到东极为老人抬棺送别。
这些事，方励没怎么言及。他只是建议年轻人“对未来、对前途、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不要太算计，算计太多要上当”。
好奇心和分享欲2000年，方励遇上找他拍电影的王超，觉得电影挺有意思，于是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条航道。“其实我根本没跨界，我活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大自然和人对我是最重要。”
在法国两次遇上罢工，他都是在戴高乐机场趴一整天，不回酒店，观察各式各样的人。他说自己的眼球就是个自动聚焦镜头，“爱看的我啥都能记得。看走过的路，抓住一些人物内心的情绪、独特的人物关系、时代的特征，就想跟观众分享，这就是我做电影的冲动。”
二十多年里，他帮助韩寒推出其长片首作，和李睿珺一起拍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也坦然承认自己有的招儿不怎么样。在李玉推荐下，近年来还合作了两位新人导演的项目《兔子暴力》和《1999》。
韩寒曾形容方励“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一直在思考问题，好点子和馊主意都不少，且精力充沛”。
合作了二十多年的李玉跟方励一样爱死磕，一样喜欢黑色幽默、喜欢人性中的拧巴和恣意。每次两个人谈新点子总会腾出好几天（通常是春节），从早聊到晚。《苹果》是这么磨出来的，《二次曝光》更快，四个半小时故事“出炉”。拍片时两人经常争得不可开交，但都有对对方服气的时候。
海洋调查与拍电影，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方励却觉得相得益彰，彼此调和：一个固定而理性，一个周期、人力、工作过程都充满变数。“每个电影的地理环境不一样，民风不一样，剧组的小伙伴们也不一样，一路交朋友一路玩。”
16部电影作品里，《后会无期》利润最高，意外的是《观音山》《二次曝光》乃至《断桥》都赚了钱。“劳雷电影工厂就是用《后会无期》的利润建起来的。我没有豪宅，这就是我的‘豪宅’。”他摊摊手，开心而满足。
当然，除开这几部，其他的片子亏了不少。家人不同意他动用工业公司里的钱，这些亏钱的电影，全是方励用自己的私房钱投的。“财务算账，我的确做了些赔钱的电影，但实际上，我只是把简单的钞票面值转换成为可以留下来的电影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是放大了资金表面价值，成为更有意义的未来文化艺术价值。”方励如是说。
《里斯本丸沉没》莫不如此。摄影师袁则回忆，宣布开机的会上，大家听完都应和了几句，但没人鼓掌。那时正是电影行业火热的时候，方励却要做纪录片，“必赔”。
去东极搜索沉船时，配备的声呐设备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项目，而是帮助这些战俘家庭的一种手段。当COVID-19来袭时，这部电影的制作放慢了。与此同时，他所有其他业务都在亏损。他仍然决心完成这部电影，其中的某些方面例如动画制作非常昂贵。他卖掉了一些自己的房子来继续资助拍摄。这确实说明了他的动力。”影片军事顾问费恩祺上校说起这些，也为这位合作伙伴动容。
方励有他自己的视角：“我觉得上天很眷顾我了。我有机会能帮到上千个家庭、上万的后人，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先辈经历了什么。如果世俗地算账，你咋算这个账？最大的回报是内心的感受。”
他不是第一次感情用事。2016年，他被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打动，牵头组建志愿宣发团队。直播时他情绪激动，突然下跪，请求影院经理多排片，引发网络热议。他被吴天明电影基金会授予《百鸟朝凤》荣誉制片人称号，但跟这部电影并无任何利益相关。
对《里斯本丸沉没》的票房，他早有心理准备。“这就不是一个电影项目，跟我之前之后做的电影都没有可比性，是必须完成的一件事。我就用我的职业训练和资源去做，走到最远。”
王升远称方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情怀是方励的底色。他做事是有策略的，但这并不妨碍他‘道’的实现。把情怀变成一部作品并赋予它商业属性，并把个人情怀和为历史作证的行动力，贯穿在一个事上，是很难得的。”
方励的办公室和会议室里，贴满了与里斯本丸相关的档案照片复印件（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一睁眼就是惊喜”10年前，方励在一席作了题为《感谢你给我机会上场》的演讲，鼓励青年要“折腾”、追求自由和创造力，不想竟成为了平台当年的“爆款”。据传甚至有人在听完他演讲的第二天就辞了职。
在上海医药行业工作的迦南，当时初入社会。选择外企还是本土企业？甲方还是乙方？要不要留在大城市？他还摸不着方向。迷茫中他看到一席台上那个穿着蓝色短T、开怀大笑的大叔，虽然比自己年长三轮，却有一颗赤子之心。心窝被搅动的迦南把方励的视频发给老同学们，有人说“有钱才有折腾的底气”，但也有人和他一样被感染到。
10年后，迦南已经做到了中层管理职位。再次看到方励在一席演讲，穿的还是短T，“精气神和谈吐的热度没有差。”不到40岁的迦南，身边已有一些同事同学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忍不住想到：“我是不是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
一席的另一位观众毅恒觉得，这个时代无论大家有怎样的负重和倦怠感，实干家不会多焦虑。“有使命的人总会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但你要问这位“实干家”本人，他会告诉你，自己的发心只是“贪玩”。
采访那天，方励的黑眼圈很明显，我们以为他定然又熬夜工作了。他却“坦白”：“昨晚玩牌到今天早上4点，赢了一大把哈哈。”
从小他就是个顽主，五年级做土火箭，六年级做蒸汽船，当工人时把自行车脚蹬换成黄铜的，磨钻头、飞砂轮与胸口停球、起脚射门一样有快感。70岁了天天有空就打桥牌、打掼蛋、打手游“血流成河”，生日礼物是让李玉给他买欢乐豆（网游“欢乐斗地主”中的虚拟货币），下棋最喜欢把人家的节奏打乱。
前几年他曾在浴室摔了一跤，花岗岩地板把他摔得肉疼。他不叫不嚷，只是骂了句粗话，接着说：“我看你疼，你再疼你再疼，我看你要疼多久！一会儿不疼了，我爬起来了。”
白天干科技，晚上搞电影，这样的日子方励会一直乐此不疲地过下去。
一百多场路演下来，他的微信通讯录已经快突破1万。大学生们蜂拥而至，要他的微信，他来者不拒。“我就是捕捉跟年轻人的对话，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愿意知道的，我也乐意分享。”
“你自己这么燃，对许多年轻人身上的疲倦和‘躺平’能感同身受吗？”
“我觉得耳朵堵不住，眼睛挡不住。中国人口密度大，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横向比较。在意那么多干嘛？活在人间本可以其乐无穷的。我每天一睁眼，还活在人间，是不是惊喜？”
身体刚稍许恢复，他说手里边值得兴奋的项目又开始了，这还不包括他此前表达过的、要参与寻找马航MH370——这会是一个至少10年的长期项目。
关于里斯本丸上的战俘后代，他的团队后续除了跟踪采访，也会和复旦王升远的师生团队一起打造一个数字纪念馆。王升远将电影本身、海上祭奠，以及这个数字纪念馆，都视为方励的介入性行动。“不仅是对战争亲历者的应答和回馈，更意味着对于后人的同情和理解。那些见过和从未见过祖辈父辈的亲人，他们都理应拥有一份珍贵的生命记忆和身体记忆。”
嬉笑怒骂的方励说，对人类的整体，他是悲观的。但在有限的生命、在自己的尺度中，他又非常乐观。“这个世界如今乱成什么样了？遮羞布都丢光了，暴露得淋漓尽致。可是我们要跟豺狼虎豹迁徙一样，那叫随波逐流。人就得自我选择、自洽自嗨，我就是个独行者，贪玩鬼，因为有太多好玩的事了。要不你来这么一遭，不冤枉吗？”
忽地又提起早上的赢牌，他的顽皮劲儿再度冒出来：“原来我说我怎么死最好？到今天为止我打了几十年麻将，从没摸过天胡牌。等我老到一定的程度，拿起牌来，天胡！一激动，嗝屁了！激流勇退，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刹，那是高点。”
（参考资料：2014年、2024年方励在一席的演讲，《这个叫方励的制片人，总有无数的好点子和馊主意对导演说》《为什么他们的合作，总有争议？》。本文有关里斯本丸事件的统计数字来源于方励摄制团队调查结果）
相关报道详见《沉默，铭记，重建——专访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亲历者后人》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责编 杨静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