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编辑周楞伽（1911-1992）。
哪吒故事源远流长，从宋辽时期佛教“那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大圣那吒太子屠龙”传说，到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中的相关故事，再到如今各种电影、故事书、小说的演绎，可谓越发详细和精彩。而第一部以哪吒为主人公，将他的故事从各种古典小说和传说中独立出来的现代文学作品，就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代出版的长篇儿童文学小说《哪吒》，该书的作者周楞伽先生（曾用名“周华严”），曾是一位有名的现代文学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则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过编辑。
周先生的一生颇为传奇，他幼年因感染风寒而耳聋，丧失了大半与人交流的能力，只能以书籍作为精神上的慰藉，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后追随在上海当律师的父亲，为他抄写状纸。从此接受了新文艺思想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慢慢成为了当时小有名气的作家，以在报刊撰稿及出版小说为生，著有长篇小说《炼狱》《风风雨雨》等，曾与鲁迅、徐懋庸、巴人、李辉英等都有过交往。抗战结束后，因光靠“卖文”无法维持生计，加之当时上海的出版业十分活跃，又开始为私营出版商编书度日。曾为潮锋出版社编《青年问题讲话》《中学生成语辞典》，又为新生书局编写《英汉新字四用辞典》《辞渊》等。说来有趣，周先生并不懂英文，却编出了像模像样的《英汉新字四用辞典》，耳聋的残疾虽然给他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不便与痛苦，但也能让他更心无旁骛，有着超乎常人的颖悟与学习能力。这也是他能够在前半生一直进行新小说的创作，却在后半生转向古典小说的编辑出版及研究工作，并做出非凡成就的一大原因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先生仍于上海从事出版工作，创办新人出版社。出版社公私合营后，由时任上海书业工会负责人的刘季康介绍，于1956年5月进入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工作，古典组于同年11月1日正式独立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又改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责编的书籍有《醉翁谈录》《张苍水集》《全唐文纪事》《中州集》《历代诗话》《李清照集》等，又为出版社辑注《绿窗新话》《剪灯新话》（署名周夷）等。“文革”后，周先生已经退休，但仍笔耕不辍，整理辑注的古典小说有《裴启语林》《殷芸小说》《裴铏传奇》等，还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化春秋丛书”撰写过《封神演义故事》《幻术奇谈》《漫话金瓶梅》等普及读物。 除了古典小说的整理、研究及普及工作外，周先生亦不忘他一直钟爱的文学创作事业。不过，他之前的小说创作多以现实为题材，被现代文学研究者目为“新市民小说”作家的代表，而晚年则是以中国的古代神话与历史为题材，且读者对象变成了儿童与青少年，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创作了《哪吒》《岳云》等儿童文学作品。
198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周楞伽的小说《哪吒》。
创作题材的由“今”入“古”，自然与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古典文学的编辑与研究有关，而创作儿童文学，倒不是新尝试。其实周楞伽先生在从事文学创作初期，就创作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伯乐”正是后来成为儿童文学名家、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的陈伯吹先生。周先生哲嗣周允中先生在《陈伯吹与我父亲的友谊》一文中说，周楞伽先生在1931年曾给《小朋友》杂志投稿，当时的杂志负责人正是陈伯吹。陈先生对文章十分满意，遂又邀周先生写了两篇《小朋友物语》。后来，陈伯吹先生转去北新书局编《小学生》，周先生则又在《小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如《小泥人历险记》《红杠子先生》《巨人国》《两个小学生》等，还结集出版了儿童文学作品集《小泥人历险记》《敏儿苦学记》等。在《小泥人历险记》的序中，周先生还特地感谢了陈伯吹先生在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特殊作用：
说到我写儿童文学的经过，我就不能不感谢陈伯吹先生，这是一位特别可以纪念的朋友。他是鼓励我写作儿童文学的第一人，也就因着他的鼓励，才使得我于文学事业心灰意冷之余，重新又提起笔来。而也就从这基础上，再次踏入文学的领域。说起来是很不敬的，我对儿童文学的贡献，就只有这么一些，也许不免要被人批评，说我是把儿童文学做垫脚板，敲门砖，然而，对于首先提携起我来的陈伯吹先生，我是永远也不会忘怀他的。
所谓使他“于文学事业心灰意冷之余，重新又提起笔来”，“就从这基础上，再次踏入文学的领域”，据周先生回忆文章《我的生活与文坛经历》说，1929年他的长篇处女作小说《白烧》出版不顺，竟至稿件失落，一度对文学创作心灰意冷。此后他再次投稿刊登作品，即是为陈伯吹主持的《小学生》写稿，又为他写了两册《小朋友物语》，接着长篇小说《炼狱》出版，获得较好的反响，从此跻身“作家”之林。所以，说把“儿童文学做垫脚板，敲门砖”，虽不是周先生的初衷，倒也是一部分实情：创作儿童文学虽不是周先生早期的理想，但却给了他继续创作的动力与勇气，是他创作经历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哪吒》出版的来龙去脉，周允中先生的《陈伯吹与我父亲的友谊》一文略有交代：
“文革”结束，通过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包启新介绍，父亲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哪吒》和《岳云》，时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陈伯吹闻讯后，叮嘱有关编辑要抓紧书稿的编辑。当时，父亲由于琐事缠身，约稿不断，于是陈伯吹和有关编辑商量，先出版《哪吒》上册，并且作为当时少年儿童 “红领巾”读书活动的推荐书目，由此一炮打响。
原来，《哪吒》的出版与周先生文学创作路初期的“伯乐”陈伯吹先生也有关。不过，这次发现《哪吒》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另一位编辑包启新——他不只发现了一部好书稿，还促成了两位多年未见的朋友的再次见面。
关于《哪吒》一书的创作缘起与动机，周楞伽先生则曾在《神话小说和历史小说创作》（收入散文集《伤逝与谈往》）一文中有所表达：
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小说是个缺陷，搞儿童文艺理论的有陈伯吹先生，搞童话创作的有贺宜和金近，搞翻译的有任溶溶。只有小说少人写。……毛泽东对我国古典小说是很熟悉的，他特别赞美哪吒，说：“《封神演义》里的哪吒就很了不起，他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儿子，他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也不怕的。”毛主席所谓“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也不怕”并不是无法无天，连法制都不要，而是正直勇敢，对任何邪恶势力都不怕。我们要培养孩子们高尚的情操，就要培养这种敢于和任何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我们就要写一部《哪吒》的长篇小说给他们看，要写得波澜起伏，奇峰凸出，绘声绘影，悬念一个接一个，使他们看得不忍放手。
此文乃是周先生1981年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召开的“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巧合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很早就关注了哪吒故事，曾在1957年将《封神演义》中的相关段落略加摘编修改，出版过一本《哪吒》。周先生的这个想法可谓与出版社一拍即合，也许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包启新与周先生达成了约稿与出版的意向，该书的上册于1982年正式出版，下册也在1985年顺利出版。
包启新先生的《〈哪吒〉（上）审读意见》（以下简称《审读意见》）作为范文，收入吴添汉主编的《编辑应用写作》（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让我们得以一窥这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审读意见》除了概括该书的主旨、特色外，也对其中的情节与语言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意见，比如“似可突出点染几笔巡海夜叉和三太子敖丙的罪行，那么打死他们师出有名”；“原稿76页说到哪吒被龙王拉出去后即回了家，李靖没问他是怎么脱身的。按理说这样一件大事，李靖不能不问，应作补充，使其合理”；另指出一些文言化的语句不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等。这些意见“拟与作者讨论后修改或增删之”。对比出版后的《哪吒》，作者也确实接受了其中的不少意见。《哪吒》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轻松幽默、人物形象丰满，即使在初版四十年后的今天看，仍是一部儿童文学的佳作，这与当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对该书的润色修改也有一定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周楞伽先生的《哪吒》中，将哪吒的父亲李靖塑造成了一位平庸、懦弱、墨守成规，对哪吒毫不念父子情的人物。这也更反衬出哪吒剔骨还父、与父决裂的勇敢和决断，突出了他反抗“东方式父权”的精神，他在小说里说道：
他（李靖）原先认为老子教训儿子是应该的，儿子如果反抗，就是大逆不道。至于为人处世，则是以和为贵，息事宁人为上。大家都说西伯周文王好，纣王凶暴无道，流传着两句话，说是“见文王施礼乐，遇桀纣动干戈”。他却怕伤了和气，一心想化干戈为玉帛，竟反其道而行之，颠倒帮助纣王，反对西伯。这时听了敖广的话，明显地看出他幸灾乐祸的卑鄙心理。这才明白一味退让求和，忍辱偷安，不分是非善恶，只能使仇敌快心，造成莫大的悲剧。同时也明白并非是尊长所作所为都是对的，不能反抗；只要一言一行不合正义，不但儿子可以教训老子，就是臣下也可以反对帝王。为什么人心向西伯周文王，八百路诸侯倒有四百路反商？显然那些反对纣王的诸侯都站在正义一方面，而对纣王竭尽愚忠的自己，反是助纣为虐。可是他明白虽然明白，却已迟了，哪吒剔出的骨头宛似雨点般飞来，不管他怎样东躲西闪，也难免挨着两下。
就这点来说，似乎比今天改编的电影情节更具现代性。而《哪吒》小说中的这个设定，也与周楞伽先生自己的经历有关，他在他的回忆文章《我早年的读书、写作与婚恋》中就提到因为他涉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左翼的新文艺理论都太过“新潮”，父亲认为很不安全，且读书、写作影响为他抄写状纸的工作，曾多次将他的书付之一炬，阻挠他的文学创作。在另一篇文章《我的读书和生活》中，他甚至说：
家中人自我父亲以下，差不多都具有一种共通的劣根性：自私、胆小。我当然不能为了这劣根性牺牲我的一己前途，于是我便大胆地就在日间也从事写作，甚至拒绝再代父亲抄写，开始对父亲树起叛旗来。
周楞伽描述中的父亲，与《哪吒》中的李靖颇为相似，而周氏对父亲的反叛，也如哪吒一般。都说作家的人生经历影响着他的创作，《哪吒》这部小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
戎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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