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个聪明人。
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极富谋略。
他的一生如同一部错综复杂的棋局，巧妙地周旋于日、俄、清政府及北洋政府之间，展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交手腕与战略眼光。
尽管历史记载中，张作霖曾对革命力量施以铁腕，阻碍了北伐的步伐。
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始终坚守底线，将维护国家统一视为至高无上的使命。
他的复杂性格，让人难以简单地以“军阀”或“刽子手”的标签一言以蔽之，更非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的汉奸所能比拟。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的一个贫寒之家。1887年入私塾，只上了3个月的学就辍学了。
此后，他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还投身绿林当过土匪，那些沧桑的岁月都为他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1900年庚子国难爆发，东北局势混乱。
张作霖趁机组织“保险队”，在日俄之间周旋，并秉承“谁给好处就帮谁”的实用主义原则，逐渐发展壮大。
此后，他凭借机敏和果断，赢得了日俄双方的暂时支持，势力不断扩张，最终成为东北地区的“东北王”。
因张作霖在东北民众中拥有深厚的影响力，日本曾试图将其扶植为对华的工具和傀儡，对他多方面给予援助和支持。
然而，随着张作霖势力的日益壮大，他逐渐摆脱了日本的束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日本在东北扩张野心的绊脚石。
面对张作霖的强硬态度，日本人倍感挫败，最终萌生了刺杀他的念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张作霖不死，日本就难以完全掌控东北的局势，更无法顺利发动那场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1927年，北伐战争进入到僵持阶段，在那一动荡不安的历史节点上，张作霖在北京自立门户，并出任北洋政府大元帅。
同年，日本政坛也发生了重大变动，田中义一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强硬的外交手腕，登上了首相的宝座。
上台后，他对于中国的策略颇具深意，主张先扶持起一股“亲日势力”，以此为跳板，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那片土地上稳稳扎根。
而要实现那一宏图大志，张作霖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于是，日本方面迅速派出公使，带着一系列条件，如“满蒙悬案”等，试图与张作霖达成某种合作。
然而，张作霖并非等闲之辈。
他早已洞悉了日本的勃勃野心，更明白自己在那场政治博弈中，不过是一枚被日本人摆弄的棋子，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如同弃子一般，难逃悲惨命运。
因此，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张作霖开始施展起他那炉火纯青的太极功夫，推诿、搪塞、周旋，将日本人的企图一一化解于无形之中。
然而，他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却也让对方十分不满，后来关系日渐紧张，最终走到了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地步。
1927年底，北伐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老蒋为首的革命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取得了节节胜利。
而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军队，则如同秋风中的落叶，纷纷凋零，全面溃败已成定局。
面对那一严峻局势，张作霖不得不做出抉择。
1928年6月，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出关通电》的声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无奈与决绝，为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台阶，准备主动撤离北京，返回东北老家。
然而，这一决定却让日本人如坐针毡。
他们深知，一旦张作霖回到东北，凭借其在当地的深厚根基和威望，必将对日本的利益构成更加严重的威胁。
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日本人决定在张作霖返回东北的途中，将其炸死。
其实，时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也曾考虑过在北京直接派刺客暗杀张作霖。
但是，他在仔细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放弃了那一冒险的计划。
历史的走向，往往就在这些微妙的抉择之间，悄然发生了改变。
一开始，日军倾向于在巨流河（今沈阳新民市境内）铁桥上预埋炸药。
后来发现那个地点正在奉军管辖警戒的范围内，日本人没有机会预设炸药。
后经多轮讨论，最终一致决议将安置炸药的地点，选在了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
三洞桥，刚好处于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之间，是张作霖回东北的必经之路。
更为关键的是，那片区域正是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他们实施计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而张作霖作为一代枭雄，其在回东北之前也是有预感的。
他深知，与日本人为敌，日本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对他进行阻挠和加害。
不久后，张作霖收到了奉天宪兵总管齐恩铭的一封密电。
电文中，齐恩铭说道，日本人最近突然宣布了要对南满铁路周边的老道口、三洞桥、皇姑屯等地实施戒严，任何中国军民均不得进入。
齐恩铭敏锐地察觉到，日本人此举背后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急切地提醒张作霖提高警惕，做好应对准备。
然而，对于齐恩铭的警示，张作霖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他看来，皇姑屯距离奉天只有2000米，奉天是他的地盘，日本人再嚣张也不敢在他的家门口公然挑衅。
为了确保张作霖安全的万无一失，奉天省高层刘尚清表现得更为谨慎和周到。
他深知，面对狡猾多变的日本人，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因此，他果断地向铁路沿线的各个站点发送了密电，要求他们预留兵力，加强巡视，确保张作霖的行程万无一失。
此前对于齐恩铭的警示，虽然张作霖没有重视，但身边人还是一致劝告他小心为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为此，在具体出发的时间上，张作霖特意做了“隐蔽”。
他先是宣布，将在1928年6月1日启程返回奉天，后来又对外改为6月2日。
可是，在6月2日那趟回奉天的列车上，张作霖并没有上车，车上坐着的是他的五姨太寿夫人。
直到6月3日凌晨1时10分，夜色深沉，万籁俱寂之时，他才与随行人员悄然现身前门东站，悄无声息地登上了那列直抵奉天的列车。
但令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1928年6月4日清晨5时23分，张作霖的列车刚刚行使到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的交汇处——三洞桥时，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灾难。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桥面瞬间崩塌，专车如同被巨锤击中，瞬间解体，只剩下孤零零的车架。
其中，九至十二节车厢受损尤为惨重，而张作霖，正是坐在第十节车厢内。
当时张作霖与其拜把子兄弟吴俊升，因抢救无效当场身亡。
随行的北洋政府高层潘复、靳云鹏、于国翰、刘哲等一大批高级官员，和日本的两位顾问町野武马和仪峨诚也，都侥幸活了下来。
那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皇姑屯事件”。
事后，人们纷纷猜测，张作霖在出行时间上已经做得如此隐秘，为何最后还是遭遇了不测？
那场灾难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与秘密。
原来，那一连串阴谋与诡计的背后，正是日本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
当时当日本高层将刺杀张作霖的计划提上日程后，川岛芳子便接下了那一至关重要的任务：
打探张作霖的具体行程和日程。
起初，川岛芳子将目标锁定在张学良身上，企图通过他获取张作霖的行程信息。
然而，彼时的张学良正忙于安排张作霖回东北的筹备事宜，根本无暇顾及那位不速之客。
面对那样的困境，川岛芳子并未气馁，而是巧妙地转变策略，将目标转向了张学良手下的一位郑姓副官。
那位郑副官，或许在平日里只是张学良麾下的一名普通将领，但在川岛芳子的眼中，他却成为了打开秘密之门的钥匙。
川岛芳子深知，男人往往难以抵挡女人的诱惑，于是她施展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技——以色诱人。
在她的温柔攻势下，郑副官很快便沦陷了，心甘情愿地为她提供了张作霖回程的具体日程。
对于刺杀张作霖，当时日本人还做了双保险。
在爆炸现场，日本人还安排了一支敢死队，那些敢死队员如同幽灵般潜伏在暗处，时刻准备着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变数。
也就是说，一旦张作霖在爆炸中幸存下来，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将其毙杀于无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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