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此举意在威胁国民党核心区域，使其腹背受敌。在这一宏大战略中，陈赓兵团肩负重任。作为西路军，他们不仅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还要牵制住国民党在华中的主力部队，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创造条件。陈赓率部进入河南后，基本处于独立作战状态，在河南中部与国民党军队反复周旋，成功地将大量敌军吸引至北方，极大地减轻了刘邓大军的压力。中央将陈赓兵团视为准方面军使用，足以体现对陈赓的信任和器重。
毛主席曾称赞陈赓和粟裕是后起之秀，对其指挥才能表示赞赏。陈毅更是将陈赓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粟裕并称为解放军的“五虎上将”，陈赓在当时的威望和地位可见一斑。就连一向寡言少语的粟裕，也对陈赓的军事才能十分钦佩。两人在平汉战役后会面，虽然共同指挥作战仅二十多天，却惺惺相惜，结为挚友。 进入河南后，陈赓与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铁军展开对峙。李铁军与陈赓同为黄埔一期同学，李铁军年长陈赓两岁，但对这位在东征时期救过蒋介石命的“师兄”又敬又畏，私下里称陈赓为“陈大哥”。然而，战场之上，同学情谊也无法阻挡兵戎相见。
李铁军急于立功，以弥补之前在新疆平叛的失利，因此对陈赓兵团穷追不舍。他东拼西凑，组建了拥有七个半旅的第五兵团，而陈赓手中只有五个旅。兵力上陈赓处于劣势，但李铁军深知陈赓的厉害，唯恐落入圈套。李铁军熟知解放军的作战风格，惯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因此他始终保持谨慎，集中兵力，不给陈赓分割包围的机会。陈赓也试图引诱李铁军分兵，但李铁军始终不上当。若退入豫西南山区，则兵团实力削弱，无法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还会加重刘邓大军的负担。
进退两难之际，陈赓在南召县召集旅以上干部商讨对策。会上，有人主张决战，有人主张进山打游击，两种方案都风险巨大，兵团很可能陷入被动。经过深思熟虑，陈赓否决了这两种方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牵牛计”。 陈赓仔细揣摩李铁军的意图，认为他想寻找与陈赓兵团主力决战的机会。陈赓兵团越往南走，就越靠近国民党的武汉行辕，南线国民党军队也会越来越多，这是李铁军想要的决战时机。但如果陈赓兵团转向西南，靠近豫陕鄂交界的山区，李铁军就无法决战。因此，陈赓判断，如果派出一部分兵力佯攻西南，李铁军必定中计。一旦李铁军进入山区，陈赓就可以调转兵力返回河南中部，将其引回平汉铁路一线。
经过数百里地长途跋涉，李铁军的部队必然疲惫不堪，各部队之间也会出现空隙，届时便是歼敌良机。这个“牵牛计”虽然冒险，却是无奈之举，体现了陈赓对敌我态势的准确判断和对李铁军心理的精准把握。 从战略层面来看，李铁军的战略眼光不如陈赓。他追击陈赓，只是为了立功赎罪，并未真正理解蒋介石的华中战略。蒋介石战略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尽快消灭或驱逐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如果李铁军明白这一点，就应该知道，陈赓兵团的真正任务是牵制国民党主力，而不是孤军深入山区。
陈赓兵团一旦进入豫西山区，就会与刘邓大军失去联系，给豫南鄂北的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的机会，从而危及刘邓大军。可惜李铁军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终落入了陈赓的陷阱。陈赓立即部署“牵牛计”，派出两个旅向西前往镇平、内乡一带，伪装成兵团主力，大张旗鼓地制造声势，吸引李铁军的注意力。与此同时，陈赓兵团主力三个旅分散隐蔽在平顶山、许昌一带，销声匿迹。李铁军虽然生性多疑，但还是被“陈赓主力”的诱惑所吸引，小心翼翼地派出了整编第三师跟随进入豫西山区，并将整编第二十师留在南阳，随时准备增援。
为了使计谋更加逼真，陈赓指挥西进的两个旅逢城必打，每次都将所有火炮拉出来猛轰，几门炮愣是打出了几百门的气势，营造出兵力雄厚的假象。李铁军逐渐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大胆追击，一步步落入陈赓的陷阱。然而，整编第三师装备的重武器在伏牛山的山区成了累赘，行军速度缓慢，解放军部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与李铁军玩起了“捉迷藏”，让他无法抓住决战的机会。李铁军越追越急，越急越追不上，如同着了魔一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 在李铁军于伏牛山徘徊之际，陈赓在河南中部积极开展工作。他不仅建立了豫陕鄂军区和行政公署，还大力发展地方武装，迅速扩大了解放区的地盘。
陈赓指挥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兵力空虚的豫中南地区来回穿插，接连攻克许昌、鲁山、南召、平顶山等地。地方武装也积极开展破路斗争，切断了平汉铁路的豫中路段，使国民党军队从郑州到武汉的交通陷入瘫痪。西平战役的最终胜利，证明了陈赓“牵牛计”的成功。这场以少胜多、声东击西的经典战役，充分展现了陈赓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灵活的战略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