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飞往南京的途中，因飞机失事，殒命南京西郊岱山。

戴笠死后，原属他领导的军统、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之众，因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不再需要协同盟军在太平洋作战，必然要另寻出路。

至于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戴笠生前都有插手，如今他已不在，免不了又要重新进行权力洗牌。

戴笠生前屡屡插手军队，让同为蒋介石心腹的陈诚极为不满，二人嫌隙已久，矛盾颇深。

日本投降后，陈诚以军政部部长的身份，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戴笠无权干涉军事，却不得不从上海飞奔南京，当面向陈诚表述保留该组织的必要性。

可是要养活这么庞大的一支部队又谈何容易？尤其是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为抗日而组织起来这支在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今后该何去何从？戴笠为此很动了一番心思。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忆及与戴笠的谈话时，是这样写的：

戴笠夸口说，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就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个副官长，怎么样？

由此看来，戴笠可能是想给“忠义救国军”换上海军军装，自己去当海军司令，把权力从陆地转移到海上，继续威风八面。

沈醉的说法从台湾“国史馆”档案中得到了证实。

在后来披露的中美合作所1942年草拟的一份议案中，有国民党与美军议定的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动向。戴笠在上面批注：“此款须另案实施。”

1943年4月，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成立，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勒斯任副主任，这个中美合作举办的特务机构，后来成为关押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人间地狱。

而梅勒斯的到来，也让戴笠看到了机会。他曾三次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准备战后投身海军事业，摆脱特务头子的尴尬身份，摇身变为一支正规武装的总司令，而他的“忠义救国军”也能从特务武装变为海军陆战队，完成华丽的转身。

可惜天不如人愿，任他戴笠的算盘拨得啪啪响，却抵不住无常的夺命索，让这一切最终付诸东流。

戴笠死后，“忠义救国军”在不到一个月内被改编成交警部队，从隐身暗处的特务组织，变成街上人人痛恨的旧社会警察，让一向与戴笠不和的杜聿明、陈诚等军队将领心里倍儿爽，实实在在地在戴笠死后还把他戏耍了一番。

作为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一向受戴笠压迫，与其面和心不和。戴笠既已不在，其属下组织又分崩离析，惯于隐忍不发的他也大呼痛快。

既然“忠义救国军”被改组，唐纵干脆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并在蒋介石批准下，把这支警察部队由3万余人扩编到6.4万人。此后，戴笠和“忠义救国军”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位于卢村乡丁冲村王岭岗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指挥部遗址，出土的“抗战建国”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