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事变当晚的经过一直缄口不言。直到1937年2月，才在一位美国记者的引导下，详细讲述了那晚的“避险”经历。用他的话说就是：上帝为了让他拯救中国，派来两只小白兔，领他找到避难之所。

让蒋介石开口讲话的人叫哈雷特·阿班，《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也是美国的编外情报员。此人以善于挖掘独家新闻见长，是当时第一个向西方国家报道西安事变的人。他与后来蜚声中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被认为是美国海外记者的两个杰出代表。

阿班能够第一个报道西安事变纯属巧合。

1936年12月12日晚上，他给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宋子文打电话，想向他了解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问题。但宋子文秘书说他到孔祥熙家去了。

阿班又给自己的好朋友、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打电话，端纳的秘书告诉他，端纳也去了孔祥熙家；阿班又打电话给宋美龄，被告知宋也去了孔祥熙家。

阿班很纳闷，觉得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在终于打通孔祥熙家电话后，端纳接了电话。阿班问发生了什么事，端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

哈雷特·阿班

在电话里，宋子文告诉阿班：蒋介石在西安被劫持，政府还没有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上海也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阿班听后非常兴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被劫持，这可是头等重要的大新闻。

他看看表，已是晚上9时，纽约时间是上午9时，已来不及将消息登报。但他转念一想，纽约时代广场有《纽约时报》的霓虹灯字幕，每天重要新闻都会在上面发布。

想到这里，阿班匆匆写好稿件，配上蒋介石和张良良的照片，让司机送到电报局发往纽约。

就这样，司机往返于电报局和阿班办公室之间，把西安传来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纽约，最后阿班在一个小时内，共向纽约发出500多字的快讯。

这是西安事变的消息首次向国外报道，引起美国和各国新闻界的极大轰动。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位置刊发了阿班的全文报道，标题为《蒋介石遭到陕西叛军囚禁，要求他对日作战》。

此后连续十五天，阿班每天都向《纽约时报》发出西安事变最新进展的新闻。端纳参与西安调停期间，也把事态进展提供给阿班。

蒋介石顾问端纳

阿班的十五篇报道虽然也有他自己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判断，但总体来说比较客观，而不像苏联、日本等国那样带有政治偏向。

也许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对他产生好感，让阿班有机会听到蒋介石亲口讲述当夜经历。

1937年2月，蒋介石到上海治疗腰伤，之后移居杭州西湖澄庐休养。在那里，他邀请阿班前去做客，向他讲述了事变当天发生的事情。

蒋介石说：

我当时住在华清池北面紧靠院墙的一栋房子里。我正睡着觉，突然被一阵枪声和叫喊声吵醒，我想可能来了刺客。我记得当时是早上4点。虽然卫队对我很忠心，但人数不到100人，不知能不能应付。

写到这里，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两点错误：

一是蒋介石的住所。他当时住的是华清池五间厅，在华清池南面，而不是北面。所以下文“朝着北面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也应该是向南跑。

二是事变发生时间。蒋介石认为是4点，但相关史料都说是早上5点半。这或许是蒋介石慌乱之下记不清准确时间了。

蒋介石继续说：

我睡觉时喜欢穿美国人那种长睡袍，而不喜欢穿一整套睡衣裤。被吵醒后，我马上跳下床，顾不上穿衣服。看到一双布拖鞋，就赶紧穿上，又拿了一件深灰色绸布薄棉袍套在身上往外跑。

当时天很黑，我朝着北面的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然后使劲往上爬。那面墙足有八九英尺高。（注：1英尺约0.3米）

我费力地爬到墙顶，然后用两手抓住墙边，让身子慢慢往下挪，之后把手放开，掉了下去。

我本以为八九英尺高应该没问题，可没想到，墙外面是条护城河。我掉下去了，觉得有三十英尺那么高，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我一下子掉进河底，冰块把我身上划得到处是伤，下坠的冲击力撞得我浑身疼痛，更重要的是尾椎骨摔得站不起来了，拖鞋也没了。

我没办法，只得用手和脚支撑着往上爬，终于爬了出来。钻心的疼痛侵蚀着我的身体。北风呼呼地刮着，就像刀子。地面冻了很厚的一层，到处都硬得要命，遍地是积雪。

现在看来，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腰部受伤，是摔伤而不是枪伤。这墙从里面看，并不很高，这是因为里面的地面高，而在外面却很高。蒋介石在他的族孙、侍卫蒋孝镇的帮助下爬到墙顶，再溜下墙，结果判断失误，摔进墙外深沟，尾椎骨受伤而无法站立。

蒋介石继续说：

我一点一点地爬到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越来越亮了，我到处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但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想找一棵树躲起来都不可能。

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我的卫队人数没有对方多，好像落了下风。他们一边打一边设法逃脱，而对方一路乘胜追击，我听到枪声越来越近了。我觉得没办法逃脱了，想着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可是我一下子又有了信心，我开始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我祈祷了很长时间。我向上帝承认我的错误和我的罪过，并真心祈求：如果上帝真的安排我拯救中国，就救救我，让我安全地渡过这个难关。

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忽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白色的兔子。我想这肯定是上帝在指引我，想让兔子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于是我就跟着兔子，一瘸一拐地往山坡上走。它们停下来，我就在地上休息，它们走，我就跟着走。最终，它们躲进一块大石头后面，我也跟着爬到石头前面。感觉这正是上帝为我准备的藏身之地，那里正好可以容下我。

蒋介石本来信奉佛教，1927年为了向宋美龄求婚，在她的要求下改信基督教。蒋介石的兔子引路一说，在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中从未有过记载，所以到底有没有兔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即便是有两只兔子，也不可能是什么“上帝的指引”，而只是他“受命于天”的吹嘘罢了。

蒋介石最后说：

没过多长时间，叛军的秩序和纪律都恢复了正常。我被他们找到了，但他们并没有杀害我，也没有让我受刑，只是又把我带回了华清池。之后，我又被他们带到西安城中，关了起来。

这以后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蒋介石先被关押到新城大楼，由杨虎城第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看管。后来又移居到张学良公馆附近有暖气的高桂滋公馆。在周恩来等人的调停下，蒋介石被迫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不久，宋美龄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被阿班以1.2万美元（合当时法币4万元）竞买下版权，拿到美国出版。宋美龄对此十分感激。

阿班后来离开中国，写了《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其中记载了访问蒋介石的这段口述文字，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份口述与史料相互印证，为增加我们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段口述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内心活动。

阿班在书中说：自1936年12月被劫持后，总司令就深信，他是上帝选定之人。

蒋介石那么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子，相信上帝派两只兔子救他，以让他活下来拯救中国。

但蒋介石忽略了一点：中国是人民的中国，而不是上帝的，相信上帝的选定，终不如相信人民选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