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正月初七，人们还沉浸在春节团圆的愉悦氛围之中，几名刑警登上了前往山西的列车。
抵达山西河曲夺印村，刑警们找到了一个不足10㎡的破旧窑洞，窑洞内一阵恶臭，一名中年妇女歪躺在床上，头发乱糟糟地跟个鸟窝一样，衣衫褴褛，脸上脏兮兮地已看不出原有肤色。
刑警们严厉地喊道：“彭洪菊，站起来！”那名中年妇女艰难转过头来，脸上顿时现出了既惶恐而又显得有些欣喜的表情，她低声回道：“我不是彭洪菊，我是黄世英。”
可没等刑警们再次开口，中年妇女又泪眼婆娑地说道：“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我每天都会梦见你们来接我，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被拐卖了12年，她遭遇到了非人的待遇，她是可怜的。
但她却不值得人们同情，因为在被拐卖之前，她就是一名恶贯满盈的人贩子。
她是重庆“8.17特大拐卖人口案”的主犯彭洪菊，在6年的时间里，她将85名妇女、儿童贩卖到了5个省。
贩人者，人亦贩之，彭洪菊都经历了什么？
1992年5月，重庆荣昌警方接到报案，一名老人声泪俱下：“赶集的时候遇到熟人，简单寒暄了几句，回头就不见了4岁的孙女，找遍整个村镇，都没有看到她的踪迹。”
警方的心里咯噔一下：“会不会是遭遇了人贩子？”于是立即派出警力，进行调查走访。
就在查找4岁女童的过程中，警方又接到了村民李某的报案：“年幼的儿子在屋外玩耍，突然就失踪了，在他失踪之前，村里发现有陌生人出没，怀疑是被人拐卖了。”
这立即引起了荣昌县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并成立了专案组全力侦查。
随着侦查力度的不断加大，更多的线索、案情浮出了水面。
自1986年至1992年，在荣昌及其周边地区，一共发生了65起拐卖案，共有85名妇女、儿童遭到拐卖，这应该是一个已经形成规模的拐卖犯罪团伙干的。
在进一步的调查走访中，更多的细节也曝光了出来：由于计划生育，许多超生的家庭害怕被罚款，人贩子要么是偷盗婴儿，要么就光明正大地以“男婴1000元，女婴150元至500元”的价格进行收购，再将这些婴儿贩卖到各地。
经过了3个多月的深入调查、抽丝剥茧，警方充分掌握了该特大拐卖犯罪团伙的犯罪证据，并确定了其行踪轨迹、组织架构及人员构成。
1992年8月17日，荣昌县组织了大量警力雷霆出击，将“8.17特大拐卖人口案”的6名骨干成员、37名团伙成员抓获。
然而，主犯之一的彭洪菊成了漏网之鱼，逃了。
彭洪菊自幼家庭贫寒，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只能勉强识得几个字，知道简单地算账。
成年之后，彭洪菊嫁给了邻村的陈定旗，并很快有了一个女儿。
靠着种地为生，只能勉强糊口。如何养家糊口？如何发财致富？这也成了夫妻二人每天想得最多的问题。
不久之后，彭洪菊发现村里有几户人家突然“一夜暴富”，仔细探听之后才知道，这几户人家都干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
他们贩卖一个儿童少说也有几百元钱的收入，多的话更是高达数千元。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数目，对于彭洪菊来说，这无疑是“空手套白狼”。在欲望的驱使下，彭洪菊产生了“加入他们”的念头。
和丈夫陈定旗一番商议之后，两夫妻便找上了这几户人家，提出一起入伙。
认识了数十年，大家也算“知根知底”，这几户人家也看中了彭洪菊会算账记账的本事，便同意他们夫妻加入。
为表忠心，为了拥有话语权，彭洪菊还将自己的亲妹妹拐骗了过来，将她嫁给组织的一名核心成员，自己也顺利成为了犯罪团伙骨干。
在团伙分工里，彭洪菊负责拐骗，陈定旗负责联系买家，夫妻二人从此开始了恶贯满盈的人生。
对自己的至亲骨肉都下得了手，彭洪菊对于陌生人就更是绝情至极，仅她一人就贩卖了17名妇女、儿童。
1986年，彭洪菊到重庆大足赶集，听说当地有一席姓人家，由于害怕超生罚款，想把孩子卖掉。彭洪菊便以800元钱的“抚养费”买了下这名不到2岁的男童，再将其以1500元钱的价格卖到河南。
1990年，一名从贵州前往重庆做柑橘生意的杨姓姑娘被彭洪菊盯上，得知杨某要回贵州，彭洪菊便与人一路紧随，在将杨某控制之后，彭洪菊以1800元的价钱将她卖给一户农家。
得知被拐卖，杨某哭着下跪求情：“我结过婚了，我家里有丈夫有女儿，我腹中还有孩子，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同为女人，彭洪菊也有自己的女儿，但她丝毫不同情杨某，反而恶毒地将杨某一脚踹翻，冷漠说道：“放过了你，我们一路过来岂不是白忙活了？”
1991年，彭洪菊将一名不足百日的男婴卖到河南，由于婴儿在路上哭个不停，不耐烦的彭洪菊便将他捂住，等到买主将孩子抱回家之后，就发现哭声微弱的婴儿已经口吐白沫，没等送到医院就已一命呜呼。
1992年，就在警方抓捕行动展开的时候，彭洪菊刚从河南“完成交易”回到重庆，得知丈夫陈定旗等团伙成员已然落网，彭洪菊宛若惊弓之鸟，撒腿就跑。
为了躲避追捕，彭洪菊专挑偏僻的路走，逃亡路上吃尽了苦头。
在河南躲了一段时间，担心距离重庆太近，她又潜逃至内蒙古包头，在一家小旅馆内呆了整整一个月，几乎足不出户。
由于身上只携带有“最后一笔生意”挣到的2000多元钱，彭洪菊很快就花完了，为了生活下去，彭洪菊只能化名为“黄世英”，到小旅馆附近的一家砖厂打工。
人生地不熟，当地的方言她又听不懂，加上几年下来的养尊处优，彭洪菊已经不适应了搬砖的体力活，大半年下来，她已是身心俱疲。
不久之后，砖厂来了一名新员工，是个年轻的四川小伙子。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听到久违的乡音，彭洪菊觉得很是高兴，但当小伙子问起她为何孤身一人跑到内蒙古打工的时候，彭洪菊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没过多久，彭洪菊与这个小伙子的交情也是越来越好，小伙子与彭洪菊说：“砖厂太辛苦了，而且还不挣钱，我有个老乡在山西河曲开工厂的，要不我们一起投奔过去？”
常年打鸟，免不了要被老鹰啄眼，彭洪菊深信“老乡不会骗老乡”，就跟着小伙子一起来到了山西河曲。
不曾想，人贩子却被人给贩了，小伙子将彭洪菊以3500元的价钱，卖给了当地一个放羊的老光棍赵某。
赵某把彭洪菊身上的钱全部收走，为了不让她逃跑，动不动就对彭洪菊拳脚相向。
一开始，彭洪菊还想过要反抗，但每一次都会挨打，赵某对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子花了钱，叫你做啥就做啥！”
彭洪菊跑过很多次，无一次例外地都被抓了回去，每一次都要被打到跪地求饶。
一段时日下来，彭洪菊服软了，她不敢跑了，也不敢反抗了，眼神都已变得卑微，生怕自己脸上又有什么微表情不合赵某心意。
没过多久，彭洪菊患病不起，赵某也不顾她的死活，想打就打，要骂就骂，在高血压、脑血栓、胆结石等多种疾病的折磨下，彭洪菊成了无法下床的偏瘫。
在之后接近12年的时间里，彭洪菊终日生活在那个不到10㎡的窑洞之中，12年间她只洗过3次澡，只在过年的时候吃到一顿肉菜。
彭洪菊不敢报警，有一次她被抬到医院里住了几天，也未曾动过“求助他人”的心思，因为她有自知之明，她是一名恶贯满盈的人贩子，要是报了警她也逃不掉，就算被赵某打断了牙，她也只能自己咽下去。
这，或许就叫做“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8.17特大拐卖人口案”虽已过去了十多年，但主犯彭洪菊一直不曾落网，这也成了时常萦绕在办案民警心头的一个结，对于彭洪菊的搜查也从未终止。
2003年6月，当年的小刑警何勇已经成长为刑侦队长。在深圳办案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何队长，有一条关于彭洪菊的线索，你要不要？”
何勇精神为之一振，立即答道：“当然要！必须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缓缓说道：“彭洪菊化名为黄世英，生活在山西河曲夺印村，嫁给了一个姓赵的老头，其他的信息等我确定之后再告诉你。”
虽然不知这是何人所打的电话，但何勇依旧十分兴奋，中断了12年的线索突然就接上了，如果能够抓获彭洪菊，12年前的拐卖大案才能真正地落下帷幕。
不久之后，何勇再次接到神秘电话，神秘人给他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在2004年的正月里，彭洪菊终于落入了法网。
面对着警察，彭洪菊止不住地流下了泪水，她说她想念自己的3个女儿，因为在她出逃的时候，小女儿才刚满周岁。
在将彭洪菊押解回重庆的路上，女民警给彭洪菊买了药，并让她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又为她换上了新衣服。
彭洪菊失声痛哭，她哽咽地说道：“这些年来，由于严重缺水加上我行动不便，我只洗过3次澡，我自己闻着身上的味道都想吐。”
在审讯过程中，彭洪菊痛哭流涕：“一开始我很害怕，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我记不清我到底卖了多少个孩子。我丈夫被枪毙，我跑了这么多年，可怜了我的3个孩子没人照顾，我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我连孩子长什么样我都知道。”
虽说“再坏的人也有一丝温情”，但彭洪菊的这丝温情与鳄鱼的眼泪何异？她在思念自己孩子的时候，那些被她拐卖的孩子们的父母，又何尝不在思念着自己的骨肉。
彭洪菊说她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身为一个母亲，首先得是一个人，要有人性。
以贩卖妇女、儿童为生，拆散了数十个原本美满的家庭，这又何来“人性”可言？
就在彭洪菊被抓回重庆之后，她的亲人与3个女儿都不愿意见到她，她的小女儿一脸漠然，完全不认这个恶贯满盈的母亲。
在庭审现场，彭洪菊请求得到宽恕，她声泪俱下地说道：“我知道自己有罪，我只求你们看在我已经是一个残疾人的份上，能够从宽处理。”
对于这样罪恶滔天的人，法律自有公平，彭洪菊被依法判处死刑。
害人害己，咎由自取，这果真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