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上的来客》作为导演赵心水创作生涯中的最典范的杰作，即使导演本人，日后拍摄的电影，也无法逾越这部电影创造的无可挑剔的业绩。

赵心水在八十年代拍摄的电影，乏善可陈，像《海神》《戈壁残月》等电影，内容虚假，人物呆板，镜头平庸，再也不见了《冰山上的来客》中的灵动、鲜活、激越的浑然天成的风韵与格调。

今天看来，《冰山上的来客》的长处太为明显，把它的不合理的弊处都给遮掩了。

在电影公映的六十年代，电影界权威学术刊物《电影艺术》1963年第6期就从艺术的角度，对电影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探讨。

这篇文章的标题为“从反特新片所想到的一些问题：——兼评《跟踪追击》与《冰山上的来客》”，作者署名为：陈刚。这个名字的同名同姓太多，根据同一时期发表电影评论较多的状况来看，这里的作者陈刚应该是《戏剧报》的记者。

其实这种探讨里揭示出的《冰山上的来客》里的破绽与漏洞，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太容易被这部电影的叙述优势所感动，而无暇去思索这种成功的表象背后潜隐着什么样的不足，一旦这种不足的占比，超过了电影的长处，那么，这样的电影就会如同冰山一样崩塌。

日后赵心水导演的电影，正是因为它的长处已经无法压制它的短处，所以会一落千丈。赵心水日后电影的殒落，标志着长影电影的式微与衰败。在电影市场化的冲击下，长影几乎无力招架，率先在各大电影制片厂里跌跌不休，领跌沉沦，成为八十年代平庸电影的集群之地。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六十年代的电影学术刊物是如何理性地指出《冰山上的来客》的不足的。

在此之前，我们希望本贴下面不要出现这样的指责：

一是你这是吹毛求疵。

二是你根本没有看懂电影。

三是你这是吃饱了撑的。

我们不过是引述当年的学者的看法与观点，以便我们看清一部电影在它的面向公众的过程中的认知的流程线。

首先，我们注意到，《电影艺术》的这篇文章肯定了《冰山上的来客》的优点。

文章认为：

——《冰山上的来客》（白辛编剧、赵心水导演），作为一个艺术整体， 它的剧作、导演、演员、摄影、美工和音乐，是比较和谐的。剧作所选择的题材——边防战士和匪特的斗争，是新鲜的；作者把真、假古兰丹姆摆在情节的中心，构成为富有传奇性的故事，能够引起观众浓厚的兴趣。导演运用电影艺术的手段，描绘边疆的绮丽风光，颇有一些优美动人之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影片里一些兄弟民族演员的表演，真挚、细腻，表现出他们优异的艺术才能，是相当使人喜爱的。——

随即作者笔锋一转，指出了电影的负面倾向：

——可惜的是，由于创作者过分追求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现实生活的斗争内容、正面人物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损害，因而整个影片被涂上虚假的色彩，使人们感到不够真实可信。”

那么，电影里“被涂上虚假的色彩”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逐一看来：

陈刚的这篇文章认为：

——影片把真、假古兰丹姆作为情节的中心，这种构思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家必须把与此有关的人物、情节均设想得合理，表现得真实，如果过分热衷于在这上面作文章，湮没了其它内容，显然就不适当了。而现在影片就存在着这样的缺点。

例如假古兰丹姆在新婚之夜寻找阿米尔，并且晕倒，这个重要情节看来就不那么严密。阿米尔此时只从对方嘴里知道她是“叶城、古兰丹姆”，就立刻相信她是自己的情人，这未免过于粗心了。阿米尔和古兰丹姆两小无猜，相互同情，有过一段纯洁的友谊（从影片倒叙的具体描写看，当时两人只有十二、三岁，严格地讲，是算不得“爱情”的）。在他俩友谊的历史上，包含着若干具体的内容，例如那“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 阿米尔珍视的花等等， 正是作为他们友谊象征的事物。

这时，两人并未深谈，在假古兰丹姆说来，是怕深淡露出破绽，但是， 边防战士阿米尔只知道人家的名字，便信以为真，就有些不够入情入理。另一方面， 杨排长故意让阿米尔唱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去拭探假古兰丹姆，而这个女特务冒古兰丹姆之名而来，又要找寻阿米尔，却连两人之间最起码的联系也不明白，以致露了马脚，这也把敌人的特务工作设想的有些简单了。

敌人本质上是愚蠢的，但并不表现在这里。由此可见，影片在情节的若干大关节之处，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而且由于突出情节，把阿米尔和假古兰丹姆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描写得过于简单化了，实在有些削足适履， 为了情节的框子去安排人物， 这就令人难以信服了。——

《冰山上的来客》里的最大看点，恰恰是真假古兰丹姆的神秘身份，给予电影添置了一道最大的悬念与戏剧冲突。

但仔细想来，假古兰丹姆要潜伏成功，的确困难重重。

从白辛的剧本设置来看，真古兰丹姆与阿米尔童年时代生活在叶城，剧本里特意强调两个人是“维*族”人，语言口音与风俗习惯，一定与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地塔吉克草原存在很大的差异。假古兰丹姆的来历不明，她是否是叶城人？不可能这么巧。她冒充真古兰丹姆，能否学得真古兰丹姆的口音，尤其是真古兰丹姆与阿米尔童年的相识交集，肯定不止于在一首歌曲上的灵犀相通，甄别假古兰丹姆的真实身份，并非唯一必须地通过“歌曲识别”这一华山一条道。

因此，电影里巧妙的构思，如果细想的话，的确如这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假古兰丹姆的伪造身份在真的童年伙伴出现的时候，很难不被识假出来。

电影里大费周章地表现杨排长设计用歌声测试假古兰丹姆的真假，其实仔细考究的话，纯属画虎类猫，多此一举。

陈刚的评论中指出：

——影片创作者布下疑阵，故作玄虚，让观众猜不到谁是敌人，而两个特务分子假古兰丹姆和阿曼巴依，在影片中一直伪装成好人，这种写法自然也是可以的。可是，创作者却没有利用一个机会，正面地描绘特务分子卑鄙、丑恶的精神世界。这里的笔墨虽然不一定要多，但是应当是比较深刻的、入木三分的。可惜现在一点也没有。

能够设想，影片如此安排，是为了最后爆发出这样的惊险场面：一直同情、帮助真古兰丹姆的“恩人”阿曼巴依，原来是个最大的特务分子。当然，在艺术作品中把敌特分子处理得简单化，令人一眼望穿，这是不成功的；可是，把敌人处理得神秘化，使人摸不着头脑，以此取胜，这就是正确的方法吗？显然也不是。问题是在于：艺术作品中写了敌人，并不单纯是为了暴露一下，还要让他们充当“反面教员”，从反面给人以教育。

《冰山上的来客》写的是敌特分子企图偷越国境、进行破坏活动的故事，可是在大量的篇幅里，一点也没有尖锐地揭露敌人反动的本质面貌，只是像猜哑谜那样让观众觉得好玩，这又怎么能够激起观众对反动分子憎恶和痛恨的感情呢？这个缺点就不只是影片艺术上的问题， 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影片思想的深刻性。——

今天看来，人物属性的逆转，恰恰是目前间谍题材电影刻意追求的标新立异节点。但在六十年代，显然有一点太超前了。《冰山上的来客》里的特务头子，伪装得极其巧妙，也迷惑了观众的视线，当电影里的“真神”暴露出真实身份的时候，电影可以说是奇峰突转，豁然开朗。

但是，这篇评论也指出了特务头子阿曼巴依的身份合理性，这个责任，当然不能全部归咎于电影的编导人员。因为电影成片里，特务头子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原来的电影剧本里，都指向了更为复杂的地方势力。

电影成片显然是出于叙事的需要，接受了各方的意见，对敌人的设置进行了单纯化的删繁就简。在这种特务头子身份设定的改变中，必然造成最初人设与成片人设之间的脱节与抵牾。

不过，这种追求情节的逆转与人设的急转，而枉顾人物身份与环境的真实性，正是日后导致长影厂滑入猎奇创作的失控的先兆。八十年代，长影厂在投入娱乐片大潮的时候，用一系列匪夷所思、耸人听闻、低级趣味的影片，搅动电影市场，开始的时候，尚有观众禁不住好奇，一睹究竟，但发现了这种哗众取宠、脱离现实的拍片套路达到一种肆无忌惮的极限的时候，这类影片很快被弃若弊履，长影电影终于在八十年代的电影市场上沦为垃圾。

而究其源头，不能不说《冰山上的来客》里已经埋伏了这种迹象与倾向。

陈刚的评论中指出：

——作为影片正面主人公的杨排长，也有一些可以议论的地方。他是较早发现假古兰丹姆有嫌疑的，借着放羊的机会，他让阿米尔唱歌试探假古兰丹姆，进一步作了肯定：“顺风不顺耳”。由此可知，这时杨排长已经知道假古兰丹姆是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政治上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请看这时他向阿米尔提出的问题：“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丹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丹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咱俩现在就当她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一个解放军的排长，这样执着地向自己的战士提出问题，又是为了什么呢？实在是令人费解的。

其实，杨排长心里当然明白，假古兰丹姆不是真的古兰丹姆，而是一个可疑的人，甚至是个敌人。那么，很显然，这里并不是什么“大小”问题， 而是“真假”问题，“敌我”问题。这样一连串地询问一个战士，又能够说明什么呢？而且，明明是已经“结了婚”、“有丈夫”，又去作这样、那样的“假定”，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影片在这里也许是为了想把杨排长写得生动一点，俏皮一点，可是，其效果却适得其反，这个人物形象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

评论在这里有一点苛求了。电影里的杨排长还是比较鲜活的，虽然是身居边防哨卡的最高级别长官，但一点架子没有，与战士们打成一片。他在影片里承担了破案的职能，但是，正如这篇评论所说的那样，杨排长在排查女特务的真实身份的时候，看似很聪明，如用歌曲来试探假古兰丹姆，但是，歌曲仅仅是一个人相知相识的一项维度而已，还有更多的判定身份真假的因素，杨排长在电影里为此局限于情感的角度，来甄别假女古兰丹姆的真假，显然有一点剑走偏锋，走上了邪路了。

杨排长的形象设计，在当时的语境中，还有类似的指责。在1963年同一期的《电影艺术》上刊发的署名蓝天的《对惊险片的几点议论和希望》一文中，也批评了杨排长这个形象的不妥之处。文中认为：

——有个老同志看过《冰山上的来客》后说：“我在革命队伍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很少看见像杨排长那样的同志。”为什么呢？因为杨排长对战友太不“交心”了，敌人的情况一点也不告拆下级，还让新战士阿米尔用纯朴的爱情去试探敌人，实在使人看了不舒服。”——

不过，今天看来，杨排长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依然放射出动人的光彩，这是因为杨排长没有教条地对待战士，鼓励战士放任自己的情感，尊重战士的精神领空，杨排长这个角色有一点太超前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有一点不合潮流，而这种不匹合的地方，恰恰能够在今天获得我们的共情式的认同。

陈刚的文中指出：

——假古兰丹姆在边防哨所附近横冲直闯，一会到一号哨所，一会又到二号、三号哨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可能，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暂且不去说它。撇开这一点，在暴风雪之夜，一班长和阿米尔在冰山上的岗哨冻僵，一班长英勇牺牲，如果孤立起来看，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惊险性的壮烈场面，杨排长为此非常激动，向天上放了三枪。可是，细心的观众只要认真一想，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疑问：既然杨排长已经对假古兰丹姆产生怀疑，为什么又毫无戒备？岗哨上没有必要的防寒没备吗？造成伤亡事故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在这些地方，影片的“针线”是很不严密的。因此就不能不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影片似乎过分喜欢渲染“惊险”场面，至于这些惊险的艺术效果却考虑得很少。——

其实电影里的这一段的描写还是无可挑剔的。哨卡出现冻伤事故，是因为女特务没有把老人的风雪警报传达到哨卡，从电影的叙事逻辑链条来看，尚有自洽性。这一点，就没有必要过分苛求了。

陈刚的评论中写道：

——如果只是孤立地描写敌我斗争，看不见人民内部还有阶级矛盾，有意地避开斗争，略而不写，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冰山上的来客》在这方面涉猎得更浅。除了纳乌茹兹让假古兰丹姆通知解放军“晚间要有风暴”，因而泄露了机密——“冰峰上有一岗哨”一节以外，就没有描写人民内部有其它问题。似乎人民内部的觉悟程度都是整齐划一的，这里也难于看出当地各阶级、各阶层的动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一年新疆解放不久。可想而知，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之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隔阂，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这也正是匪特阿曼巴依和假古兰丹姆能够进行活动的客观条件。影片几乎完全回避了如此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势，这实际上也就把特定地区生活的真实面貌，展示得过于单纯了，使人有些不敢相信。——

《冰山上的来客》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不说受制于电影拍摄时的各个社会层面对于电影的制约。电影剧本都征求过拍摄地的宣传部门的意见，取消了剧本里原有的敏感的背景设定，这样的设置，必然导致对电影里的社会层面作出某种程度的弱化。现在电影里力求还原高原风情，基本已经做得相当的到位了。电影中的新郎纳乌茹兹在电影里承担了三角恋情的戏剧元素，起到了应有作用，对此人物，电影也无法进行充分展开。

况且，在白辛的原作中，这个人物并没有死去，也没有与阿米尔之间建立充满醋味的三角情伤关系。只是赵心水的改编本里，把他处理成阿米尔的情敌，制造了电影里牵一发动全身的戏剧冲突与情节危机，把这个原剧本中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的人物，绑定到了电影里的急如电火的矛盾战车上。在当时的电影语境里，电影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了当地的社会风貌。

倒是值得思考的是，在创作更为宽松的八十年代，导演赵心水的思路却越来越滞涩与呆板，未能创作出更多的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反而在戒律重重的六十年代中期的电影环境下，拍摄了驾轻就熟、浑然一体、贯通酣畅的《冰山上的来客》。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陈刚的这篇代表了六十年代立场的评论中，有的批评语词，不能不说切中了电影逻辑性的不周密处，但有的部分，反而可以看出《冰山上的来客》超越于时代的长处，特别是它在情节设置上的反转性技巧，已经成为今天同样惊险题材电影的制胜点与追光点。

当年的对《冰山上的来客》的评论，也可以对我们今天如何编创好惊险电影提供一个较好的参照系与启迪入口，尤其是《冰山上的来客》中对人物性格的活灵活现的艺术再现，恰恰是今天电影里缺少的一种特质。这才是保证《冰山上的来客》能够突破与超脱那些不合理的缺失处，依然在今天撼动人心、依然充溢着新鲜意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