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地处边陲，旧时以“瘴疠之乡”闻名，历史上多次瘟疫流行，死亡惨重。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滇西实施细菌战引起的“麻脚瘟”沿滇缅公路传入昆明，造成巨大的灾难。20世纪初，西医走进昆明，开办医院，逐渐被昆明人接受。虽有“中、西医之争”，更有“中、西医之合”，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清末“官医”和官医局

“官医”相对于“民医”而言，清光绪五年（1879年），昆明设立官医局，地点在城内翊灵寺（旧址在今华山南路），内设官医一人，称为“委员”，替人诊病，无论贫富，都免费开方，却不给药，另设医士两人，负责引种牛痘等。每天11时到16时接诊，其余时间出诊，则照常收费。

早年和官医局同时设立的，还有一个检疫所，经费由民间捐输。检疫所又附设一个掩埋会，收敛城内外街头地尾的饿死者，算是做善事。

官医局为病人开出的方子，多半是一些好人吃不病、病人吃不好的汤剂，医术并不高，反正不收费，以此乱打发人。这样，到官医局看病的人也不多。勉强维持了近20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这个官医局就被“裁撤”了。

官医局外也有官医，多设在一些福利机构之中：华山西路口有一个养疾院，专门为外来人治病，设内外科医生各一人；拓东路有个残老院，收容孤寡老人，设堂医一人；钱局街有个敬节堂，专门收容无人照顾的孀妇，设公医一人；武成路有个育婴堂，收容遗弃的婴儿，设有种牛痘的儿科医生一人。此外，昆明县监狱也设有狱医一人，仵作（法医）二人，也算官医。

清代昆明药店有的不开处方，只卖药材；有的又开处方，又卖药材；有的还自制丸药。清末更出现了只开处方不卖药的“官医局”，有救济和慈善的性质，也有点儿医院的意思，但这个“官医”治病效果太差，后来被裁撤。

“瘴疠之乡”的瘟疫之灾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昆明几次流行鼠疫，据说死亡人数竟占当时人口的一半之多。当时不知此病为鼠疫，只说是“痒子病”（淋巴结肿大），更不知道流行病因，无奈之余，只好在劝业场交叉路口挖一条大沟，在沟内烧起大火，希望借此阻断瘟病传播。

据民国《昆明市志》记载，当时传染病多为赤痢、白喉症、猩红热等。从1921年夏天到1922年春季，昆明又流行白喉症、猩红热，“死亡者达三四万人，为从来未有之大疫”。据当时昆明的医生称，瘟疫传染之烈，昆明几乎无家可免。此疫流行，一时轰动全国。

1937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昆明大流行，患者达8000余人。那时还没有磺胺类药品，只好从南京空运脑膜炎血清救急，并每天排放患者脑脊液进行治疗，最后仍死亡1000多人。到1938年，据不完全统计，昆明还有431人发病，死207人，病亡率高达48%。

图 | 早年老昆明的乞丐，既有逃荒者，也有“逃瘟”者

狗饭田麻风病院

麻风是老昆明的一大传染病，古已有之，却长期无药可治。最早的办法是将病人甚至病人全家火烧或者活埋，借此断绝传染。

据民国《昆明市志》所记，1919年，昆明麻风病院在金马寺狗饭田建成，“凡患麻风症者，概送入调治，并使与市民远隔，以防传染。常购大枫子丸令服之”。这所麻风病院其实只是个收容所，说是医院，其实只有几间破烂的房屋，住着几十个病情严重的麻风患者，既无医无药，也无医护管理人员，只有一个院长每月去发一点口粮。

直到20世纪40年代，有医生得到捐助，买了治麻风病的针药，又自制苍耳草煎剂等，每周去治疗一次。经费用完后，治疗就停止了。后来教会到麻风院送过药，每星期一次。

老昆明产婆

老昆明妇女生孩子多靠民间产婆，流弊不少。按民国《昆明市志》的说法，产婆“率多不学无术，且种恶习，贻害甚巨”，妇女分娩犹如过鬼门关。

早在1914年，主管昆明市政事务的省会警察厅就对昆明民间产婆进行调查注册，并在刚刚成立的警察医院里开办产婆学校，对产婆进行集训，学习新法接生，降低了分娩时的母婴死亡率。

但是，据昆明市政公所经调查，直到1923年，昆明产婆中以新法接生者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仍沿用旧法接生。市政公所对产婆实行注册登记，规定要审查合格并持有证书才能接生，否则予以取缔，结果合格的产婆仅有35人。

1931年，当时的市政府在市立医院（原警察医院）开办临时助产讲习所，集中培训市内产婆，同时在市立医院筹办助产学校，共有54个初中以上学历的女学生入学。

昆明最早的西医学校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法国领事馆在昆明开办了“大法施医院”，对社会开放接诊，后来改名法国医院，这是昆明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医院开设在逼死坡头（今华山西路），这里原来是清末临元镇台的驻昆行馆，俗称临元镇公馆，即今天昆明市妇幼保健院所在地。

法国医院开办时仅有医师和护士六七人，设有门诊。由于当时中法战争结束不久（与法军对阵的中国军队主力之一就是滇军），“昆明教案”刚刚发生，法军在昆明胡作非为，开枪伤人，强占圆通寺等。昆明人仇恨未解，加上对西医的不信任，一般昆明市民到此看病的不多，求医者多半是教徒及其家属等。

为吸引患者，法国医院实行免费门诊，后来看病的人多起来，又开始收费。到民国初期，法国医院医护人员增加到10多人，“诊病分为两等：一等每次取费一元，二等每次取费一角，官员士兵一律送诊，贫苦者亦不取费”（民国《昆明市志》）。

滇越铁路通车后，大法医院同时作为铁路医院，病人增加不少，院址渐显狭小。1912年，法国人又在巡津街建甘美医院（今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址），大法医院作为门诊部，继续接诊病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法国人又在华山西路的三棵树巷设立“大法施医院附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学医，这又是昆明最早的西医学校，主要为法国人在昆明兴办的医院培养一般医务人员。

大法施医院附属学校招生46人，学制5年，学费全免，其中有昆明学生15人。法国医院越南籍护士也入校学习。学校开有病理学、药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卫生学等，由于条件限制，学人体解剖用的是狗或猪的内脏。学校每天授课3小时，其余时间在医院打杂当助手，也算是学习。中国籍学生一般只分派在外诊疗室，越南人则分在内诊疗室，可见当时中国人之地位。

图 | 百年前的甘美医院大楼

国人在昆明自办的第一个西医院

清宣统元年（1909年），云贵总督锡良训练新军，伤病员不少，于是建立云南陆军医院，这是中国人在昆明创办的第一个西医院，地址在昆明南城外东寺街西寺塔旁的公房里。

云南陆军医院主要服务新军官兵，进行火器战伤救护。医院的首任院长是广东人陈子华，他也由此成为昆明的第一个中国西医医师。据民国《昆明市志》记载，民国初期陆军医院有医师、药剂师及助手共30多人，还附设将校休养所和废兵院。

为培养西医人才，1920年4月在昆明开办了云南陆军军医学校。这又是中国人在昆明兴办的第一个西医学校，起初设在江南会馆，又迁到云津市场防疫医院，后来附设在陆军医院内。

最早的中西医之争和中西医结合

昆明人世世代代靠中医治病，20世纪初西医随着法国人进入昆明，老昆明人仇恨西方列强的侵略，拿着手术刀的西医医师更成为不少人心中邪恶的象征，多不愿去法国医院就医。

后来，留学日本或北洋归来的中国西医医生陆续在昆明开业，由于一般昆明人对西医都不太信任，加上西医诊费、药费、住院费都比中医贵，找西医看病的人并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西医要发展，就要和中医竞争，也容易产生冲突。如有的西医人士说中医治病不科学，没有仪器，没有客观指标。一些中医人士则认为中医有数千年历史，有丰富的理论，有望、闻、问、切和处方的临床实际经验，疗效远在治标不治本的西医之上。

传说昆明一位中医以针灸著名，号称“万病一针”，一个外国西医不服，上门让中医“无病生病”。不料一针扎下，西医便发热冷战，再扎一针，则若无其事。外国西医想学针灸，昆明中医答道：“非童子之身，不能学针灸。”——可见当时中、西医之对立。

而在清末，中医内部也有内耗，寒凉、温热两派成见较深，相互菲薄，几至积怨成仇。由于得到当时云贵总督锡良的支持，西医仍然在昆明扎下了根，逐渐成长起来。

据民国《昆明市志》记载，民国初期昆明登记在册的药店有115家，其中西药店仅占十分之一，中药店占十分之九。此后西医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出现了中西医结合的趋势。1920年，教会在金碧路南侧的奏功桥旁购买土地，开办了“惠滇医院”（今昆明市儿童医院址）。主事的院长和主任西医师都是英国人，还聘来了一个中医师坐诊，也算是“中西医结合”吧。

法国医院附属医学校的首批学员李继昌出身世代中医，入学前就有一定中医根底，毕业后自己开办诊所，以中西医结合诊治患者，疗效不错。1912年，在昆明南城埂脚盐道街鹤丽镇公馆（今百货大楼西侧）开办的能仁医院广告称：“中国古医法，失传久矣！西人于内、外科，精研考究列为专门，吾华则瞠乎其后。本馆有鉴于此，特集合在外洋医学毕业数人，创设能仁医馆。用欧西最新法以治外科，用中国旧法以治内症。”可见当时昆明医界风气。

1913年8月，昆明不少中西医医生吁请当局创办中西医联合医院，他们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而创建公立中西医联合医院，旨在“强种保民”，中西医生同堂共事，并创设西医研究所，学习西医诊治方法——如此开放，堪称医界有识之士。

虽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一些昆明药店还是推出“中、西医并举”服务，请来长衫布鞋的中医师和西装革履的西医师同坐一堂、为人诊病，分别取药。不少患者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诊病求西医、调理求中医，左右逢源，方便不少。

（文图资料见《老昆明旧话旧照·那些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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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朱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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