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陈赓因心脏问题，不得不调离一线，前往了上海休养，在上海期间，陈赓与自己的老朋友见了一面。
粟裕和陈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虽说战争年代处于不同单位，但始终惺惺相惜。论资历，陈赓更胜一筹，但考虑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粟裕在1955年授衔时位居大将之首，略高于陈赓。
老友见面，除了日常寒暄之外，陈赓还敞开心扉说了这样一句话：“纵观历史，有两种人最不受欢迎，一种是功劳过高的人，一种是不会迎合上级的人，很不凑巧，这两样老兄你全占了。”
粟裕并未把陈赓的话放在心上，还一直强调：“我只对军事感兴趣，对政治没兴趣，我只负责把总参的事做好就行了。”
然而，陈赓一语中的，不到半年，粟裕便受到了惩罚，粟裕打仗是把好手，为什么仕途之路如此坎坷呢？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疑惑，一千多位开国将帅，哪个不是战功卓著，为什么粟裕最容易遭人嫉妒？这就不得不提他的履历。
虽说粟裕位居十大将之首，但其资历并不出众，大革命时期，粟裕还仅仅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院的学生，只是偶尔参加一些反帝游行，后来学校校长因发表反帝言论得罪了旧军阀，包括粟裕在内的一批进步学生被护送到了武昌，并成为了叶挺的麾下一卒。
由此可见，粟裕参加革命的起点比较低，并且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军校教育。相较于粟裕，其他九位开国大将同一时期就已经独立领导了武装斗争，所以但从资历上说，粟裕被排在大将之首，其实是很难服众的。
要单论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的战功鲜有人能够与其一较高下，但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粟裕的战功其实并不出彩。
粟裕的确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当时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见习班长，后来跟随部队来到了井冈山，职务虽说有所提升，但也只是个下级军官。
既然是下级军官，就难免要带头冲锋陷阵，粟裕也不例外，在他的军事生涯里一共六次受伤，其中比较严重的一次是黎川战斗，当时子弹伤及了他的左臂动脉，血流不止，粟裕一度因为失血过多而晕厥。
还有一次，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其中有三枚弹片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去世火化时才被发现。
频繁的受伤导致粟裕不得不长时间在医院养伤，因此错过了很多参加战斗的机会，所以红军时期粟裕的战功并不出众。
从一名见习排长，晋升到师级干部，粟裕在红军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用鲜血换来的。但是，凡是有资格参加55年大授衔的，哪个不是身经百战，游走于刀尖之上，这并不是粟裕能够服众的理由。
华野刚刚成立时，陈毅将军事大权交给了粟裕，诸如宋时轮、许世友、陈士榘等老红军都曾明里暗里表示过对粟裕的不服。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粟裕的军事才能抱有怀疑态度。
首先，粟裕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对于战争这门学问基本上是边打边学，换句话说，粟裕的战法多少带点“野路子”。
作为科班出身的林彪曾评价粟裕“尽打神仙仗”，这一方面是对粟裕打胜仗的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粟裕与真正科班生的区别，打赢了“神仙仗”固然是振奋士气，但这种胜利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就拿孟良崮战役来说，假如其他国军援救整编74师的态度稍微再坚决一点，整个华野极有可能被牢牢的吸在孟良崮这块小高地，后果不堪设想。
即便战役的过程与粟裕脑海中推演的大差不差，我军也取得了全歼国军王牌部队的辉煌胜利，但华野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一向性格刚烈的许世友回忆起那场战役时，不禁会唏嘘。
而粟裕革命生涯早期独自指挥战斗的经历并不多。红军时期，粟裕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参谋长一职，我军刚刚成立时，参谋长其实并没有太多实权，只不过是辅助军事主官进行决策。
虽说后来粟裕也出任过红65师、红64师、红13师师长，但这几支部队毕竟不是红军的主力部队，有作战任务时也都是负责给主力部队打辅助。
长征时期，粟裕所属的支队负责在闽浙一带打游击，人数维持在一千人上下。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的部队被划归了新四军，虽说在八年抗战中也有亮眼表现，但新四军的作战强度与八路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真正让粟裕在军事领域大放异彩的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苏中七战七捷、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粟裕用实际行动回击了众人的质疑。
但是，授衔看中的可不仅仅是军事才能，这是要结合一名将领的整个革命生涯履历的，粟裕的战绩过于集中，资历也不占优势，然而地位却仅次于十大元帅。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被任命为了总参谋长，最初毛主席还想让他来挂帅出征朝鲜，但粟裕再次因为健康原因错过了立国之战。
综上所述，粟裕难免会遭人嫉妒，这也算是他仕途不顺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性格。
粟裕的性格含蓄内敛，这一点与林彪有几分相似，两人最大的不同便是政治嗅觉，林彪虽说不善言辞，但却十分圆滑，以至于后来毛主席充分的信任他。
其实粟裕这种不善于迎合领导的缘由有两个。第一，粟裕本身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从师之路半途而废之后，他就把所有精力放在了军事领域，他自己多次表示“我只对军事感兴趣，对政治没兴趣”。
后来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粟裕离开了一线，他也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兢兢业业的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打仗的料，但却不是做官的料。
第二，由于长期在敌后战场领导游击战争，粟裕长时间内保持着极高的自由度，再加上当时我军缺乏通讯器材，遇事先斩后奏在南方八省游击队中是常态。
正是因为敌后的恶劣环境，对指挥官的决策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形成了粟裕杀伐果断，沉着冷静的用兵风格。
但是，过高的自由度也让粟裕越来越没有上下级观念，当时我军尚未正规化，所以粟裕的这个短板可以用战场表现来掩盖，然后到了和平年代，尤其是在一支专业化的部队中，高级军官没有等级观念，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1951年9月，粟裕养伤完毕，从苏联回国，周总理任命其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当时聂荣臻担任代总参谋长。
由于当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期间，毛主席曾下达指示，总参和军委的日常均要向他汇报，当时毛主席身心俱疲，桌上的文件多如牛毛。
为了让毛主席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聂荣臻便在总参下达了一个命令：“凡是需要上报给毛主席的文件，均先由自己审阅，然后再分轻重缓急，分批上报毛主席。”
因为粟裕早期曾在红四军担任参谋长，这支部队受毛主席的直接指挥，所以毛主席一直比较信任粟裕，也曾口头给他下达了一个命令：“每半个月向我汇报一次总参的工作。”这就导致毛主席的命令和聂荣臻的命令产生了冲突。
1952年7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军委会议，在会议中严厉批评了总参的工作，并指名道姓的批评聂荣臻“对我封锁消息”。
多亏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力保，聂荣臻才保住了总参谋长的位置，但也作出了深刻的检讨。
作为副总参谋长，粟裕也作出了一份深刻的检讨，事后毛主席还将两人的检讨进行了对比，并表扬了粟裕在总参的工作，这让聂荣臻的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除了聂帅之外，粟裕与彭总的关系也十分紧张。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周总理委托他主持军委工作，为了更好的协调总参工作，彭德怀刚一上任就调任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
两年之后，粟裕升任至总参谋长，而黄克诚则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黄成为了协调军委、总参的实际负责人。
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地位，下令：所有由军委或总参发布的命令或指示都要由国防部来署名。但是，哪些应该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应该以总参的名义发布，并未作明确规定。
粟裕和黄克诚原本都隶属于新四军，老战友之间还算好说话，但和平年代不比战争年代，黄建议粟裕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并亲自上报给彭老总。
然而，粟裕起草的职责条例连续五次被驳回，并且每一次都会被彭总臭骂一顿，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后来总参上报给国防部的文件上写道“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总便不耐烦的说道：“我不是你的通讯员！”
如果文件上不写这句话，而是直接呈交给中央，彭总同样会感到非常不满意：“怎么？又想要越级告状？”这段时间，粟裕在总参的工作也非常难办。
两人的矛盾并不止于此，1957年11月，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彭德怀的带领下访问苏联，粟裕也是随行人员之一。
在与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交谈的过程中，粟裕提出，希望得到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想要以此作为参考，毕竟国内始终没有协调好国防部和总参的职责问题。彭德怀得知此事后十分不满，认为粟裕是在“告洋状”。
与此同时，毛主席与金日成在莫斯科商定了志愿军撤出朝鲜的相关事宜，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所有志愿军将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国内。
涉及这件事的文件原本应该是由中央军委、国防部、总参谋部共同审批，但由于署名问题，再次造成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之间的误会，事后彭德怀指责粟裕“越权调兵”，这也成为了粟裕遭受批判的导火索。
除了以上两位元帅之外，粟裕和陈毅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很多人可能会好奇，粟裕之所以能够有如此高的军事成就，不就是因为陈老总的无限信任吗？
其实两人在战争时期经常会因为策略问题发生争吵，当时陈毅算是粟裕的上级，这也反映出了即便后来指挥大兵团作战，粟裕的上下级观念也有待提高。但是，陈毅宽宏大量，并未计较这些，依然把华野的军事大权交给了粟裕。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上，陈毅率先发言怒批粟裕，这属于是落井下石。其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粟裕最后被定性为了“极端个人主义”，这正是因为陈毅率先发言，给这场批评大会奠定了基调。
当时正值苏联军界乌烟瘴气，赫鲁晓夫批判二战功臣朱可夫大搞个人崇拜，如果将粟裕的性质定为“走资派”，结果可就不是调到军事学院那么简单的，所以陈毅更像是粟裕的贵人。
对于陈毅的恩情，粟裕也是心领神会，1975年，粟裕的女儿粟惠宁结婚，而粟家的女婿正是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结语1994年，粟裕得到平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分别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追忆粟裕同志》一文，这标志着半个世纪的冤屈正式得以清洗。
其实回顾粟裕的一生，他是个纯粹的革命者和军事家，虽然在仕途上表现不是那么抢眼，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