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后期，饱经战乱的中国北方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并逐渐繁盛，经多年的休养整饬，军队也变得空前强大。执政的权臣司马昭曾经自豪地对大臣们说：“现在国家有五十万大军，用它去攻打敌国，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

到景元四年（公元263）夏天，司马昭觉得出军伐蜀时机已成熟，准备攻灭西蜀，逐步实现统一天下的终极目标 。某日，他召集群臣商讨灭蜀大事，并当堂详细论述了自己初步拟定的作战方案。

司马昭对众臣说：“为何要先灭蜀国再攻伐吴国呢”？大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司马昭诠释道：“东吴腹地地处长江下游，倚长江天险，且有荆州为屏障，吴军长于水战，欲伐东吴，需要打造许多战船，还要疏通南下入江的水道。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仅建造数千艘楼船，就要花费难计其数的工时 ，即动用十万工匠夜以继日不停劳作百数十日才能完工。况且江南气候湿热，中国（指中原）将士南进后不服水土，很容易感染疫病。相对而言，攻伐蜀国困难较少，比攻吴容易些，所以应该先蜀后吴。灭蜀成功后，大军在西川休整三年，打造船只，积蓄物资，训练士卒，条件成熟后大军顺流东下，经三峡出川，水陆俱进，直捣吴都建邺（今南京），此乃灭虞定虢、吞韩吞魏的上上之策 ”参考《三国志》。

司马昭根据掌握的情报判断 ，蜀国仅有九万军队（实际十万两千），守卫成都以及各郡的军队至少要四万，能够投入到北方边境与魏军作战的兵力不过五万人左右，他准备出动十八万大军，以碾压性的优势去摧毁这数万蜀军。此外，蜀国的边防部署有明显缺陷，战略要地汉中外围的许多精锐部队撤了回去，主力均龟缩在南中城内，形势有利于我方。蜀军主帅姜维惧怕奸宦黄皓构陷，长期不敢回成都，被迫远避沓中（今甘肃舟曲、迭部与青海交界处）屯田。假如我现在出击沓中，就可以牵制住姜维，使其无法脱身，更无力顾及东边的战事。

我军穿越骆谷，进攻防守空虚的汉中。敌军若盘踞南郑据城固守，兵力必然分散，首尾难以相顾。我军集中兵力大举攻城，分兵前去劫掠敌军粮草，棼劫敌军敌军粮道，定使剑阁（今四川广元剑阁关）难以坚守，关头（指白水关，今四川青川县境内） 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昏聩怯懦，听到汉中、剑阁等边关陷落的消息，必然会方寸大乱，胆怯投降，这是可以预料出来的必然之事。

司马昭说完用兵计划后，群臣皆认为不可，群起反对，大伙七嘴八舌，无非是说蜀道艰难，伐蜀更要从长计议，加上姜维足智多谋，能征善战，此时出军必困难重重，还没到最佳灭蜀时机云云。 只有封爵关内侯的司隶校尉钟会赞同司马昭之主张，并且竭力帮助他整饬军队、筹划战术、斟度地形、讨论兵势，还帮司马昭说服反对出兵的文武群臣。

率军驻守陇西、与姜维鏖战多年的老将邓艾认为伐蜀时机还没成熟，接连上表反对用兵。邓艾长期与蜀军周旋，对蜀作战经验丰富，他认为蜀汉实力尚存，国势并未衰落，加上姜维骁勇善战，兵精粮足，遂屡次兴兵北伐遇挫，但蜀军士气尚未衰竭，因此伐蜀之事要往后推推。为此，司马昭特地派主簿师纂赴陇右为邓艾军司马，并向邓艾详细说明此时伐蜀的理由，同时对邓部进行监督，邓艾这才不得已接受了作战任务，率三万兵马攻沓中，以拖住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人马从祁山南下，攻击武都和阴平桥头（四川文县东） ，以截断姜维退路。

魏国伐蜀大军临出征前，有个叫邵悌的大臣请求单独面见司马昭，说征西将军钟会率大军击蜀，其人尚独身，没有眷属为人质，再说钟氏受曹氏恩惠甚深，万一事成后他拥军自重、起兵反叛怎么办？司马昭笑说：我难道不知道这些吗？蜀国连年用兵，将士死伤惨重，百姓不得安宁，怨声道载，我现在出军攻蜀，有把握取胜，看起来了如指掌，而众人皆曰蜀国不可征伐。人心如果未战先怯就会丧失智勇，如果派这样的人充当西征主将，一定会被敌军打败。现在只有钟会与我意见一致，派他统军伐蜀定会大获全胜。灭蜀后，即使会出现你所担忧的反叛状况，又怎么能成功呢？ 况且——

“夫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心胆已破故也”《三国志》。

再说中原将士久战疲惫，思念故土亲人，人人思归，谁会参与叛乱？如果钟会真有异心，只会带来身死族灭的可怕后果。你不用担心此事 ，今天我俩说的话，你要严格保密，万勿外泄。

曹魏大军誓师出征之日，司马昭举行并主持了盛大的阅兵与宣誓仪式，并且对出征将士大加赏赐。有个叫邓敦的将军不识时务，仍然站出来絮叨不可出军，司马昭动怒，当即将其斩首祭旗， 震慑反对者，同时激励大军士气。后来伐蜀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老将邓艾涉险出奇，立下头功，刘禅被迫献国投降，钟会、姜维策动的叛乱也遭到魏国远征将士的强烈反对，以至于双双死于乱军中。

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国之战，前后事态的变化都和司马昭事前的预料不差毫厘，钟会、邓艾等人的一举一动尽在司马昭的掌控之中，可见他深得乃父司马懿真传，熟谙权谋，腹藏韬略，胸有成竹，虽行事狠辣，但也称得上是三国后期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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