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在整个大历史中，清王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其在八旗和绿营武力退化的现实面前在最短的时间内编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在线的新军，成功平定了太平军，延长了其周期。而湘军的编练绝对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其在办团练之始就直接奔着打造新军的目标而去，最终使湘军成为了清王朝的中流砥柱。

1644年，八旗入关之后就不得不面对武力退化的历史课题，虽然清朝皇帝和当年的金国皇帝一样以人力阻挡这个趋势，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八旗和绿营打不了仗的现实。

早在嘉庆年间，朝廷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八旗和绿营已经无力平定白莲教起义，于是就引入了地方团练来协助正规军平叛，最终，团练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协助朝廷成功平定了叛乱。

当太平军起义之后，八旗和绿营的无能再一次在战场上暴露无遗：太平军起义之初，咸丰以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在花费了一百六十万两白银、调兵数万的情况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秀全于1851年3月23日建立了太平天国；接着，咸丰又派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户部事务的赛尚阿前往广西主持剿匪事务，咸丰甚至还授予赛尚阿遏必隆刀给其便宜行事的权力，但赛尚阿交出的依然是一份一塌糊涂的答卷，被太平军在桂林数次打败还攻占了永安城。

在从永安突围之后，太平军持续创造胜利，先是攻克全州，接着又占领道州，并在1853年1月12日打下了起义以来第一座省会城市武昌。

等到太平军离开武昌时，已经拥有包括步军、骑兵、水师在内共计五十万规模的庞大军队。

无奈，咸丰只能换人，以向荣、琦善、陆建瀛为钦差大臣从不同方向围堵太平军，准备将太平军歼灭于湖北。但清军不是畏敌不敢接战就是被太平军打败，导致洪秀全于3月28日进入了南京城，正式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在八旗和绿营无法搞定太平军的情况下，咸丰就准备借助历史经验办团练协助正规军作战，从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到三年（1853）二月，咸丰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这其中就包括在家丁忧的曾国藩。

可问题是，团练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吗？

曾国藩的答案是不能。

早在京师的时候，曾国藩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因此，他于1851年三月九日给咸丰上了《议汰兵疏》，认为：“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

财政不足是朝野公认的事实，如今，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又在战场上被验证不能剿灭太平军，在不能解决财政问题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裁撤冗兵，曾国藩给咸丰当时的建议是：“汰兵五万，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

对于清军的无奈，曾国藩后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在曾国藩的眼中，清军已经没救了。

当然，对于如何更好地应对变局，曾国藩当时并没有成熟的建议，当1852年十二月十三日他接到咸丰的谕旨之后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在八旗和绿营以及地方团练都无法搞定太平军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编练一支新军，以新军作为平定叛乱的主力。

因为，此时的形势已经与嘉庆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嘉庆年间的白莲教是标准的流寇，既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互不统属，又采取多点开花的打法，团练是完全可以配合八旗和绿营将其搞定。

当时，团练传统的打法就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白莲教在面对一座座坚城而又无法进行补给的情况下很难打持久战。

但太平军就不一样了，从金田起义开始，众人就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虽然在下长江之前，太平军也曾是标准的流寇，但当其打下南京之后就已经是一个足以和清朝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

图源/剧照

当时的太平天国是一个以南京为军政中心，以江浙为根据地，并在政治、军事、经济层面都有其制度和主张的南方政权。同时，太平军中更是有石达开、杨秀清等这样的精英人物，而且还在人才层面形成了接力。

既然太平军和白莲教的性质完全不同，那么传统的团练制度就无法应对，而事实也验证了团练面对太平军时的无力，清朝办团练数年，根本就没有一点成效。在看清楚了这一点之后，曾国藩应对变局的思路就已经非常清晰，编练新军的意志也非常坚定。

曾国藩不仅有编练新军以解题的方案，更有解决太平天国问题的整体战略：以湖南为大后方，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

但咸丰的谕旨中却只是让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根本没有给曾国藩练勇的指挥权，也没有指定哪些将领和军队归他指挥。

此种局面之下，曾国藩就只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办团练，实际上却是打造新军。因此，曾国藩首先给皇帝讲清楚了办团练的困难以争取更多的时间：“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

对于实际落地，曾国藩给皇帝的说法是：“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

团练一般都是在地方州县操办，曾国藩提出在长沙办团已经是偏离了办团练的宗旨，其参照明朝戚继光练军的理论也明显是在打造新军，而且招募对象又都是有一定训练基础的健壮乡民，和当年戚继光招兵的思路如出一辙。

对于编练新军，曾国藩的宗旨是：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咸丰当时也完全没有看透曾国藩的思路，也只是本能性地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可以肯定，咸丰还是将希望放在了八旗和绿营身上，对于团练的定位只是协助、补充正规军，曾国藩能为国分忧，咸丰自然要对其行为进行点赞，至于湘军后来的扩张当时完全在他的认知之外。

于是，曾国藩就正式开启了其编练新军的新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他还是在文字上做文章：将由地方乡绅控制的武装称之为“团”；将雇佣的外乡士兵称之为“练”。

我们总是将曾国藩编练的军队称之为湘军，其实曾国藩在练兵之初根本不敢这样称呼新军，直到湘军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并积累了一定的军功之后，他才敢允许其军队被称为湘军。

八年之后，曾国藩才说出了自己当年的苦心：“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官勇其实就是正规军。

由此可见，曾国藩本质上并没有办过一天团练，他从一开始就是直奔建立新军的主题。

在确定了方向之后，曾国藩就兼并了罗泽南和王錱手中的一千乡勇，将其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

当然，曾国藩特殊的身份也给其编练新军带来了方便：其丁忧在家是乡绅的身份，可以方便在地方开展工作；帮办团练的差事可以公开练勇；正二品侍郎的官衔可以让他游走于湖南官场。

虽然这种没有地方实职的尴尬身份让曾国藩在之后的岁月中很难开展工作，但前期还是助力其迅速打开了局面。

清朝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湘军这支新军，并成功平定了太平军，首先就在于曾国藩及时认清了现实在第一时间编练新军的认知。为什么别人办团练没有成功就曾国藩青史留名，原因就在这里。

认知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适用。

当然，曾国藩的家国情怀主人翁意识也是决定性因素。

助力湘军的第二个因素是，绿营对湘军的发难。由于曾国藩成立了“审案局”，侵犯了湖南官员的权力，导致其被边缘化，再加上曾国藩要求绿营和湘军一起操练引起了绿营的不满，种种矛盾交织最终导致了绿营冲打湘军军营的事。

在对绿营彻底失望之后，曾国藩决定将湘军拉到衡阳去训练，这在当时来看似乎是曾国藩的无奈之举，但最终却成就了湘军的独立性。

世上的事，一定要辩证地去看，福祸永远是相依的，可以随时转换的。

长沙的冲突事件进一步让曾国藩看清了绿营，认为，依靠绿营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平定太平军的，必须得打造一支强悍的新军，才能实现“驱驰中原，渐望澄清”的目标。

但曾国藩建立新军之路却并不顺利，因为，湖南官员为了压制曾国藩选择支持王錱，将资源都向王錱倾斜，曾国藩在被边缘化之后是一筹莫展。

如果局面照此发展下去，那么湖南进行军事输出的人选就必然是王錱，曾国藩编练新军的想法只能永远是个设想，其军事组织很难超越团练的定位。

不过，太平军还是给了曾国藩破局的机会。1853年九月，太平军水陆并进，第二次进攻武汉，数日之间就到达了武昌城下。面对危局，朝廷急令湖南进行援助，但现实却是，援助湖北，光靠陆军根本不行，因为，过了岳阳就是洞庭湖、长江，必须水陆并举，援军必须有水师。

同时，建设水师也是在和太平军争夺长江的制水权，只有拥有了制水权，清军才能顺流而下攻打天京城，也才能加固岳阳、武昌的防守，同时配合南京、扬州城外的江南、江北大营逐次扫荡江面，对太平军形成战略优势。

在整体战略中，由湖南出洞庭进入长江的水师其高屋建瓴的作用对于全局更是重要。

在捕捉到这个信息之后，曾国藩紧急上奏，请求编练水军。曾国藩的想法和咸丰不谋而合，于是就立即赞成：“所虑甚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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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编练水师的权力之后，曾国藩就迅速打开了局面，开始在衡阳、湘潭两地打造战船、招募水兵。同时，资源也源源不断向湘军倾斜：湖南地方有义务向曾国藩提供建设水师所需的费用；广东运往江南大营和湖北防军的经费曾国藩也可以截留提取；湘军的粮食供应可以直接从漕米中提取；就是从民间募集资金曾国藩也是振振有词。

至1854年2月25日，经过四个月的发展，湘军已经发展为一支由十营陆军和十营水师组成的共计一万七千人的军队，成为抵抗太平军的主力。

和戚继光练兵一样，湘军主要也是以偏僻之地的淳朴乡民为主力，其战斗力绝对在清军之上。同时，湘军的军官也主要是由具有“忠勇血性”素养的儒生组成，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了58％的比例，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67％。

上马杀敌，下马讲学是湘军军官的具体写照。

同时，湘军还设立了专业的运输部队“长夫”，并在火器配置上比清军更具优势。

现实倒逼着曾国藩以一介书生成为了治军的专才。

当然，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在这个过程中抗住了咸丰催战的压力，直至将湘军建设完毕。由此也可见曾国藩的稳重和成熟，如果当时贸然出战，湘军很可能会提前报销。

之后，随着湘军不断取得胜利，就逐渐代替清军成为平定太平军的主力，最终实现了攻克天京城消灭太平军的战略目标。

由此可见，清朝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及时组建了一支足以代替清军的新军，才避免了覆灭的命运。而其之所以能及时建立起新军则在于曾国藩的认知和主人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曾国藩挽救了大清。

当然，曾国藩的作用也不仅在于编练了湘军，更在于其从全局着眼不断优化总体战略，在战略的制定层面代替了清廷。

虽然清廷因此付出了地方坐大的代价，但毕竟保住了江山。

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清廷也不能既要又要，其认可了湘军，就必须得接受某些不可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