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可称为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对南朝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万生先生认为，“(侯景叛魏) 以后的侯景乱梁，西魏取剑北、定蜀地、平江陵等等，都可视为三国争河南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的结果。”由此可见，侯景叛东魏对当时的后三国局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 534 ) ，北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十月，东魏权臣高欢立北魏孝文帝曾孙十 一岁的元善见为帝，“魏于此始分为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后三国时代”。东魏的实际掌权者高欢和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开始进行了长期的军事斗争，双方互有胜负，但都无法吞并对方。侯景在这一时段积攒了军事实力并且占据了河南十三州。“拥有近百万人口”，史书称其“拥兵十万，专制河南”。终于引起高欢的继承人高澄的猜忌，侯景与东魏决裂，兵败后投奔萧梁。李万生先生说: “从 547 到 557 年，这是因侯景乱东魏后三国自身及其相互关系剧烈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使东魏高氏代元氏而建北齐，使萧梁灭亡而陈朝继起，而最有意义的，则是使西魏从最贫弱的国家一跃而为最具优势的国家。”
一、东魏与周边政权的和战关系对侯景的影响
东魏对其周边政权的和战政策是其为当时的分裂局势所制定的具有全局战略目标的大的外交政策，侯景利用这一有利局势，加上其特殊的身份和个人因素，在这一时期占据了河南地并掌握实权。
(一) 东魏与西魏战争
从 534 年北魏分裂到 547 年侯景投奔萧梁这十四年时间里，东魏与西魏之间战争不断，较为知名的几次大战，如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邙山之战，投入的兵力都在十万人以上。经常性的局部战争也在不断的发生。这么频繁的战争说明当时东西魏双方的斗争非常激烈，而战争的主要地区则在潼关到洛阳的黄河南北地段，和从洛阳到东荆州一线的广大地区。前面提到的几次大战主要发生在洛阳至潼关这一线，这也是高欢西进和宇文泰东出的必经之道。
而在此线之南部，西魏贺拔胜则占据着荆州这一地带，一面防御梁朝的入侵，一方面可以从这里北下与西路共同围攻洛阳。在之前的战役中，高欢倚重的军事将领窦泰和高敖曹分别在小关之战和河桥之战中阵亡，东魏在军事上能够独挡一面的就剩下了侯景，此时高欢为了防止西魏从荆州地出兵占领河南地，只好在河南委侯景以重任，“东魏天平元年，欢使景取荆州，后遂委以河南”。侯景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击溃荆州的贺拔胜，开始以南道行台的身份专制河南。
(二) 东魏与梁的关系
北魏分裂之后，东魏政局不稳，掌权者高欢既要维持国内稳定，又要全力进攻西魏。需要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外部局势，而这时候南朝无力吞并北方，梁武帝晚年失去了年轻时励精图治的精神，“武帝年老，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戒”。史书言“范、徐既没，专任朱异，梁殆矣”。双方此时都有罢战讲和的愿望。“先是，萧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请通好。”“魏请通和，诏许之。”虽然两朝各自的史书都不愿意将己方作为开始遣使求和的国家，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两国都有讲和的需要。
于是两国从 537 年便开始了十年间的遣使通好的过程。《梁书·武帝纪》仅有对东魏“遣使来聘”的记录，在此期间有 7 次; 而《魏书·静帝纪》对双方互遣使节的记录则有 27 次，其中梁遣使十四次，东魏遣使十三次。《资治通鉴》对此的记载有 16 次，其中东魏遣使 13 次，梁遣使 3 次。单从遣使数量上来看，东魏是比较倾向于结好梁朝的。
《资治通鉴》对当时情况的记载是“时南北通好，务以俊义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自梁、魏通好，魏书每云: ‘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这都说明当时梁魏关系比较融洽。
然而，书中所涉及大多都是当时的表面现象，梁朝武帝萧衍一有机会还是想收复北方。所以当后来侯景说用十三州土地投靠他时，他不顾子弟和大臣劝阻，一意孤行，派人接应侯景，两国十几年通好的关系就此破裂。可见这一外交关系在梁武帝眼里是不可靠的。对于东魏，高氏对梁的和好并非完全放心，因为这只是其权宜之计。等到东西魏统一之后自然要合北方之力南下伐梁。梁武帝大同八年“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随机防讨”。这里胡三省注:“既委景以备梁、魏，又使讨叛贰，随机则便宜从事，其任重矣。”胡三省也认为东魏将侯景安排在此有防备梁和魏的意图，所谓“随机防讨”的“防”可能更偏重于梁，“讨”则偏重于西魏。
由此可知，两国对于互相遣使结好这一事情虽然常有使者往来，实则互不信任，貌合神离，各有防备。侯景原本就驻扎在荆州一带与西魏作战，这时候高欢为了能让侯景防备南朝，不得不在军事上给侯景更大的自由。这也是侯景能够在河南地掌握军事权力的另一个原因。
(三) 东魏与北方部落关系
这件事情虽然与侯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直接影响着东魏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与侯景有着间接的关系。所以这里仅仅做一些概述。
北魏时期，来自北边游牧民族的威胁主要是柔然，同时还有高车、高丽和契丹等力量较为弱小的游牧部落。东魏时期，没有了与西边的少数民族来往，但在北边和柔然、高车接触比较频繁。《魏书·静帝纪》中有关北边交往从天平二年(535) 到武定四年( 547) 这十四年间每年都有记载，但是都比较简略。应该说在这一时期，东魏和西魏都在尽力拉拢柔然，“神武逼于茹茹，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 ‘国家大计，愿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处之。”《资治通鉴》记载: “甲辰，(西魏)以乙弗后为尼，使扶风王孚迎头兵女为后。头兵遂留东魏使者元整，不报其使。”柔然在此时期较为强大，头兵可汗桀骜不驯，东西魏都忙于战争，无力讨伐，只好卑辞厚礼使其不为边害。
这一时期东魏北边还有高车阿至罗部，这是属于内附于东魏的高车一部。兴和三年“二月甲辰，阿至罗出吐拔那浑大率部来降”，“夏四月戊申，阿至罗国主融伏罗越居子去宾来降，封为高车王”。阿至罗内附之后多次随高欢征讨西魏，说明阿至罗部在这时候军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及中原多事，阿至罗亦叛，丞相欢招抚之，阿至罗复降，凡十万户。”也可以显现出当时阿至罗部的强盛。
在东魏境内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胡族部落———山胡，“初孝昌中，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即其从孝明帝时期就在魏北边为患，直到东魏天平二年刘蠡升才被高欢击灭。
《魏书》记载，“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并逋逃之人二万余户。”但高欢这次并没有将其势力连根铲除，到武定二年，还有“齐文襄王从献武王讨山胡，破之，俘获一万余户”。按《魏书·明元帝纪》所载“冬十有二月辛巳，诏将军周观率众诣西河离石，镇抚山胡”来看，山胡当时不仅数量众多，到东魏武定二年其残余势力还很多，并且分布范围较广，从大同云阳谷直到晋阳附近的离石都有分布。高欢虽然剿灭了刘蠡升，但是并没有完全消灭山胡势力，所以在后来向西魏出兵时这是不得不预先考虑的一个后顾之忧。
当时东魏北部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并且都实力不凡。高欢对于这些部落的对策各不相同，柔然距离较远，势力强大，就采用遣使和好的方式。高车、阿至罗和稽胡已经内迁，就用收编或者镇压的方式。“东魏北齐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六镇军人，所以六镇军人的驻扎地晋阳就成为都城之一。”这大概只是东魏从洛阳迁都邺之后，高欢却一直停留在晋阳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应当是防备北方部族的入侵。“在东魏政权中，高氏宗族、勋贵势力和汉人势力共同支撑着东魏霸府的统治。”上述北方各部落并未参与到东魏的统治阶层中来，柔然于此期间还同西魏对东魏进行过几次进攻。所以都只能被东魏作为异己势力来看待，即使高车相对来说比较臣服，也并不能减轻高欢对其他势力的防备。
当时东魏主要从潼关进攻西魏，“由于北方民族复杂的缘故，高氏确立‘邺—晋阳’两都体制，除了地理形势和军事上的遥相呼应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因素，就是从北魏立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胡汉矛盾问题。”不可能把中心地区向南再迁，离晋阳较远处荆州地区只好全权交给侯景。这大致是北方游牧部族对侯景在河南地实力增强的一个间接影响因素。
二、高欢的用人策略对侯景的影响
孝武帝西奔之后，高欢在朝的最大敌对势力就此消失。但是因为对高欢的不满，加上怕被高欢势力吞并等各种原因，东魏的地方势力还是不完全服从高氏政权的统治，各种地方性武装势力常常借机起兵反对高欢。
史书对这一时期的记载较为详细，前者约有十数次记录，《资治通鉴》还特地记录了数次大战前后边疆各刺史及地方势力的崛起，比如沙苑之战前，“时河北诸城多附东魏 …… 杨檦……知其豪杰，请往说之，以取邵郡。……遣谍说东魏城堡，归附甚众”。战后，东魏颍州刺史贺若统、前散骑常侍裴宽、前通直散骑侍郎郑伟等人皆相应西魏，“自梁、陈以西，将吏降者相属”。而这些地方大都在河南地，这也许是因为其地靠近西魏并且东魏管辖力量较为薄弱。
国内人心不安和地方势力对高欢的不信任，导致高欢不能将大权交给地方长官和豪族，而只能信任自己的心腹将领，如司马子如和高隆之、尉景等人。这一方面导致东魏在军事内政方面人才欠缺，另一方面则为像侯景这样富于权谋的人攫取地方权力提供了机会，吕思勉在就曾提到说: “案欢所用，战将多而有谋略者少; 又欢居晋阳，去河南较远，势不能不专有所任; 此景之所以有大权也。”
东魏地方势力和高氏之间互不信任，以致高欢只能凭借其宗族、集团勋旧等心腹将领来实现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高欢为了笼络人才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结姻亲、高官厚禄、纵容贪污等，而主要手段类似于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但他对于拥兵自重的将领并不放心，使得侯景在此时期就有“不臣之心”，为其在后来高澄上台后叛乱埋下种子。
高欢后来的部将大多来自尔朱荣和葛荣，司马子如、刘贵、尉景、侯景等人虽然从小就和高欢关系密切，“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但是这几个人后来都投靠了尔朱荣，直到尔朱氏被高欢消灭，才投靠高欢。但是高欢对他们也是悉心接纳，并没有表现出疏远，而是“仍叙平生旧恩。朝夕左右，参知军国”，“虽非佐命元功，然与高祖布衣之旧，特见亲重”。他们大都获得诸公之职或者握有地方实权。甚至高欢还通过结姻亲来增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葛荣以前的汉人将领高敖曹，很有军事才能，高欢对其委任甚重。“昂还，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治兵于武牢。”相比于其他人，高敖曹脾气很大，史书称其“侠气凌物”。高欢对他这点也比较优容。“昂尝诣相府，掌门者不纳，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责。”同时对于尉景等人贪污腐败情况也是知而不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子如义旗之始，身不参预，直以高祖故旧，遂当委重，意气甚高，聚敛不息。”尉景 “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 邙山之战，宇文泰败走，彭乐轻骑追之，被宇文泰用计骗回，“西军退，神武使乐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 ‘痴男子! 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 何不急还前营收金宝?’乐从其言，获周文金带一束以归”。
后来这事被高欢知道，大为气恼，“令伏诸地，亲称其头，连顿之，并数沙苑之失，举刀将下者三，噤齗良久，乃止”。对于失去一个剿灭宇文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高欢心里必定恼怒万分。但并没有在职位等方面对彭乐加以惩处。而只是“亲称其头，连顿之”。对于这些贪污、渎职等劣迹斑斑的将领和勋旧，高欢尽量用宽大的方式去解决和他们之间的矛盾。
大统三年，高欢带兵抵御宇文泰，杜弼请先除内贼。高欢说: “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这里高欢所说诸将“所取者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就是他对待部下的一贯手法。
当然，高欢如此的用人手法不只是因为前文说到的对河南地方势力的不信任，也有笼络人才的原因，当时国家间的争斗，也是各个国家对人才的争夺，同样在与杜弼的对话中就提到过他这样做在当时局势下的一些原因。“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这段对话明确说出了高欢当时的用人策略和原因。侯景不仅有和高欢有过旧交，并且很有谋略，“弓马非其长，所在唯以智谋”。在当时高欢的部下将领中已是凤毛麟角，虽然之前投靠过葛荣和尔朱荣并且反水击灭了葛荣，但是高欢还是不计前嫌，在河南地委以重任。这不能不说和高欢的用人政策有很大关系。
但是对于侯景的任用，高欢并非彻底放心的，沙苑败后，侯景请精骑二万，西取宇文泰。娄后对高欢说: “若如其言，岂有还理，得獭失景，亦有何利。”这句话一方面说明高氏并非完全信任侯景，也担心他势大难制。另一方面表明高氏对侯景有所防备。高欢死前将慕容绍宗推荐给高澄来防备侯景，也可说明此事。
三、高澄的整顿措施
高欢死后，其子高澄上台执政，内政外交政策上都有所改动，也改变了以往高欢对待旧部的态度。这些政策的转变，一方面是为了加强高氏权力，为将来的伐魏做准备;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集团内部的分化，而这也是引起本来心怀不安的侯景发动叛乱的直接原因。侯景投梁后，引起南北方矛盾上升，东西魏之间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将进攻矛头转而指向南方。侯景之乱前后，高氏和宇文氏政权都在南部夺得了大部的土地。可以说高澄对内政策间接影响了之后的三国的局势变化。
高欢在其掌权时期，就有意培养接班人。高澄作为其嫡长子，顺理成章的成为最恰当的人选。十二岁时，高欢便让其参与军国大事，“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东魏孝静帝天平三年，高澄入朝辅政，此时便表现出其执政作风来。“而机略严明，事无凝滞，于是朝野震肃。”高欢久居晋阳，都城政务自此便全权交给高澄。
高澄任用崔暹、宋游道等人整顿吏治，借“邺中四贵”等人的贪污劣迹之机，对其进行制裁。“暹前后弹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罪状，无不极笔。宋游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羡等。”司马子如被收押，元坦、元羡被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虽然后来高欢居中调停使得事情得以化解，但这只是高澄对于其父任用的勋旧集团打击的开始。等到高欢去世，高澄就不再重用这些人，而是提拔一些在高欢时期因不属于勋旧集团而不被重用的人如慕容绍宗、杜弼等。
侯景自然也属于被打击对象。但是高欢后期，侯景在河南地手握重兵，已有很牢固的根基，并不像司马子如那样易于被制。所以一直到高欢病危，高澄才迫不得已对侯景动手，但被机敏的侯景识破，导致高氏与其关系破裂。这是高澄在国内实行的人事变更政策推行到地方的失败，但是这也是高氏加强集权的必经之路。
高欢时期对东魏外部和内部的大体方针可以总结为，和梁、攻西、安北、镇内。而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高欢将霸府设置在晋阳有其限于时局的必要性，对于鞭长莫及的河南地，则被谋略心计擅长的侯景占据，当然此时也有东魏人才以及边防等各方面的缘故。在高欢期间，侯景没有任何不轨行为，大多是怯于高欢威慑，史言高澄遣慕容绍宗进讨侯景，侯景“及闻绍宗来，叩鞍有惧色，曰: ‘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 若然，高王定未死邪?’”高欢死后，侯景本来看不起其继任人高澄，而高澄又自掌权以来不断打击高欢时期的勋旧集团以将权力集中，这更加引起了侯景的不安。“侯景自念己与高氏有隙，内不自安。”终于导致侯景叛魏归梁的事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