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桑代克的猹
编辑 | 桑代克的猹
“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性和规律，不能以主观意志干扰创作实践，应当在宽松的氛围中，发挥作家和艺术家的艺术个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中，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回归，“现实主义不能表浅地反映生活的真实，必须具有内在的思想深度和人性力量……在人物塑造和艺术方法上都应该丰富多彩”这就为当时的改编者们创造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再加上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方针，大批西方文学思潮涌入，文学艺术创作者更有机会在作品中展现个人的审美趣味。
2017版电视剧是最能准确契合时代精神的版本，从这一角度来说，此次改编无疑是成功的。首先，编剧在创作过程中，出于对历史真实的谨慎与重视，打破了小说所追求的艺术真实效果，侧重于表现历史真实。
因为曲波在80年代就主动打破了自己设立的有关作品真实性契约，“否定了1957年以来形成的‘《林海雪原》是根据作者本人经历写成’的说法。”
曲波在访谈中主动承认，《林海雪原》的创作以政治意识为前提，读者需要从时代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作品内容。无论是人物少剑波还是卫生员白茹，其实都包含着作家自我塑造的冲动。
编剧就根据这一背景和众多历史资料，对作品所处时代进行了最大限度地还原。例如，作品对于军队名称的还原，一开始便强调了军队的名称即“东北民主联军”，而不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解放军”。
还有对农村现实的还原，村民一开始对民主联军怀有陌生感甚至抵触情绪，所以鞠梅英的土改工作队在一开始进行十分困难，早上分发地主的粮食和马匹，深夜就被村民主动送回地主冯老六家。
还有对真实土匪的还原，土匪中不仅有杀人不眨眼的许大马棒，其实还有类似老北风这样的爱憎分明，劫富济贫的汉子。
编剧对于真实历史的还原有效地突破了僵化的言说方式，有利于观众对历史有更准确的把握。第二，它做到了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完全吻合。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时提出了当代社会对文艺创作的要求，即“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中国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尖锐地指出了当今消费语境下艺术创作表现出的缺点，“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
,还明确了当代中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
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之下，表现爱国主义的2017版电视剧就有了特殊的存在意义,它再现了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重新建构起新世纪初被解构的崇高精神。
从增加的陈振仪、卢晓燕等角色身上充分表现出革命的广泛性和全民性，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对这一阶段的革命历史进行全局式把握，起到了启迪大众，缅怀先烈的积极作用。第三，该版还顾及到了当今娱乐化的时代氛围。
编剧在作品中安排数条情感线索，表现人物复杂的爱恨情仇，具备娱乐功能，同时还添加多种现代因素，例如蝴蝶迷的现代化语言，富有冲击力的打斗场面等，都是结合了当下电视剧潮流实施的改编。
该版真正做到了兼顾娱乐性与教育性，“既能带给中老年观众一些记忆，也能让年轻观众产生代入感，感恩那段历史”。
尊重审美主体需求
审美主体是指“认识、欣赏、评判审美对象和创造美的社会的人，与‘审美客体’相对。一般认为，主要由四种人组成，即创作者、欣赏者、表演者和评论者。
由于年龄、心理、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差异，不同的审美主体有不同的审美需要，面对同一审美对象时，会作出不同的审美判断。”
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审美主体”的范围集中在“欣赏者、评论者”一支，更准确地说，指的是影视改编文本的接受者。
对于不同接受者而言，影视改编文本所产生的效果也各不相同，这与审美主体的“期待视野”相关。“‘期待视野’指的是接受者在进入接受过程之前，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于文学接受客体的预先估计与期盼。”
由此可见，影视改编文本与审美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相互约束的关系。影视改编文本的叙事如果能够满足审美主体的“期待视野”，那么就是成功的改编。笔者认为，从满足审美主体需求角度看，1970版电影、2014版3D电影和2017版电视剧的改编都是成功的。
文革时期，文艺作品明确的服务对象即工农兵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了工农兵作为审美主体的文化背景。
“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所以当时的编剧带着对工农兵进行普及工作的任务进行改编，将故事情节简单化，仅留有简单的框架，大批删减次要人物的描写，神态和语言皆以夸张的方式表现，确保工农兵能够理解人物的行为动机。
1970版电影制作完成后，的确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喜爱，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通过阅读和背诵这些台词，村里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无论是文革前还是之后都是村民文化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由此可见，1970版电影满足了特殊审美主体——工农兵群众的需求。
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国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文化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审美主体的“期待视野”也由原来的“文化启蒙”转到响应个人独特的审美意识中来。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人们也普遍感到俗世生活的压力之重，所以企图在艺术作品中逃脱现实的沉重感，以娱乐一切的态度解构所有严肃的事物。
首先，编剧在2014版3D电影中抛弃了小说对英雄人物严肃、刻板的表现方式，通过对英雄庸俗化日常的描写，和生活化的展现，使人物形象富有多面性。第二，该版本表现出明显的娱乐化特点，使作品经常出现引人发笑的幽默情节。
例如，座山雕有一个特殊的语言习惯，喜欢说“一个字”，但往往接下来他都会说一句话，重复的出现这一片段使人物形象更加滑稽可笑。
另一个土匪角色老八，有着天真、憨厚的性格，一口浓郁的东北口音是他成为活跃作品氛围的可怜可爱的小人物。
他无条件相信杨子荣，甚至还帮其撑腰，使整个作品更富有戏剧性。第三，该版本包含的武侠元素使观众们能够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深入到传奇的故事之中。
极富冲击力的战争场面也能充分调动观众的感官，为审美主体带来浸入式体验，因此电影上映后也受到观众的高度评价，“整体来说，徐克的红色经典改编很出色，动作场面好看，敌我形象分明，故事线索清晰……给这个英雄的故事以现实的血肉和意义，处理的很到位”。
审美主体需求也是随着社会、人文等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人们一直在被消费文化充斥的世界中生活，精神世界越来越空虚贫乏。
信仰的缺失加上道德的缺席，使国人感到焦虑不安，审美主体开始对英雄形象发出呼唤，“红色经典”的回归就在当下成为热潮。
首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想象，2017版电视剧所塑造的英雄有血有肉，既就没有脱离现实生活，拥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又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实现剿匪的伟大革命任务。
他们身上昂扬向上的，勇于克服困难，正视自身缺点的精神，正是当下读者想要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例如该版就赋予了少剑波勇敢无畏与多愁善感的双重性格特点，无论是亲人的离世，战友的牺牲，亦或是爱人的失踪，都对他产生了连续地冲击。
作为小分队队长，在战斗中他又必须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提高全队的士气，保持紧张不容许掺杂任何犹疑的思虑。但是在剿匪过程中，少剑波仍然深切怀念姐姐和已故的战友们，数次默默落泪。
当少剑波感到难以支撑时，还需要杨子荣与白茹宽慰的话语抚慰他纷乱的内心。作为普通人，少剑波的性格中也带有刚愎自用的缺点，他一意孤行地坚持进攻奶头山，结果中了关毅忠的埋伏。由于战略失误，直接导致了警卫员高波的死。
这些难以避免的缺点，使原本在小说中完美的英雄形象有了一丝生活化的气息。其次，由于众多国内外影视剧近几年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观众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审美经验，所以过于简单化的情节已经不能满足审美主体需求。
2017版电视剧正以翔实的情节和恢弘的全景式叙事胜出：无论是军区后方的支持，还是小分队前线的激烈战斗，亦或是农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该版皆有充分地描写，它为读者展开的是一幅东北剿匪历史的完美画卷。
最后，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提高，二十一世纪反映女权主义的艺术创作大量出现，对于女性的言说空间也更为广阔。观众更加注重电影、电视剧对于女性的刻画，不再满足于以往作品中脸谱化、单一化的女性形象，开始对女性角色在作品中的地位有一定的要求。
小说中少剑波与白茹二人的关系笼罩在革命的氛围之中，实则是不平等的，多是以白茹的视角表现她对少剑波这个“完美英雄”的崇拜，白茹甚至“沦为少剑波‘个人英雄主义’的装饰品”。
编剧成功地转变了二者的关系，在作品中白茹同样成为了与少剑波气质相同的革命英雄，在每场战斗中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满足了观众对于女性英雄的想象。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尊重审美主体需求是影响影视改编文本叙事的重要因素，但也应该避免过度地依赖市场而使作品走向媚俗。
文学艺术不仅是当今文化语境的反映，而且还担任着引导群众的任务。在国家加强文化建设的历史语境下，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塑造民族灵魂、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