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甘肃省泾川县的农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挖出了一个金银装饰的匣子，里面装有14颗坚硬的颗粒物。经过鉴定，这些颗粒物是唐朝武则天时代埋藏于此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

这个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海内外的学术界开始瞩目泾川的佛教文化遗存。经过多年的考古调研之后，泾川再次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在泾河两岸，人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窟艺术宝库，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位于甘肃省泾川县，由泾河两岸的512个石窟组成。它西起王母宫石窟，东至泰山寺石窟，绵延近百里。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位来自远方的考古学家曾经试图揭开泾川石窟艺术神秘的面纱。他正是美国学者和探险家兰登华尔纳。

1923年，兰登华尔纳细致的考察了泾川的王母宫石窟。石窟中巨大的佛造像和精美的雕刻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华尔纳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写进自己的游记当中出版发行，让全世界知道了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中最著名的王母宫石窟。

王母宫石窟也称大火洞，是北魏时期开凿的一座佛教石窟，石窟坐西朝东，中心塔柱西面和堀内石壁上分三层，雕有大小造像二百余尊，造像细致生动，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古代工匠高超的艺术创造才能。

王母宫石窟没有明确纪年，根据造像专家推断它大约创建于北魏太和末年，也就是公元5世纪末期。

华尔纳可以算作是走进泾川石窟的第一位专业研究者，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看到泾川石窟的全貌。就在华尔纳离开两年之后，他的朋友、北京大学学者陈万里也来到了泾川。他不仅仔细考察了王母宫石窟，而且敏锐的发现泾川王母宫石窟的造像风格和远在大同的云岗石窟十分相近。由此，陈万里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北魏时期，笃信佛教的统治者大肆兴建石窟，从公元453年起，在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云冈石窟开始了历时数十年的修建。

根据历史记载，云冈石窟的开凿动用了5万工匠。由此，陈万里先生推测其中一部分技艺精良的工匠很可能后来奔赴泾川开凿修建了王母宫石窟。王母宫石窟的两吨胁侍菩萨具有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典型特征，便是最好的佐证。

由于王母宫石窟相关史料匮乏，陈万里的推测至今依然无法验证。不过他在泾川发现的另一处石窟却留存着明确的修造记录。

这块碑刻名为南石窟寺碑，背面上沧桑残旧的文字，记录了一座宏大石窟遥远的历史。那是在公元510年,北魏王朝颇受器重的武将奚康生刚刚剿灭了发生在泾州的一场僧人暴动。上千造反的僧众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大战告捷，他本想酣睡一场，然而恐怖的噩梦却接踵而至。笃信佛教的奚康生深知屠戮众生，尤其是杀害僧人意味着什么，愧疚与恐惧令他寝食难安。

悲剧已经酿成，唯一的自救方法只有放下屠刀。于是奚康生倾其所有，用平生积蓄修造了南石窟寺，并令人在石碑上铭刻下这座石窟修造的原委。

奚康生开凿的南石窟寺现存五个窟龛，东大窟为主窟，保存较为完整。入窟后迎面山壁立着高达2米多的七尊佛像，两旁还有13座胁侍菩萨。雕刻简练概括，线条生动流畅，充分反映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

根据南石窟寺碑的记载，奚康生不仅修建了南石窟寺，与之相距数十公里，位于泾河北岸的北石窟寺也是他主持修建的。遗憾的是在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中像这样有资料可考的洞窟寥寥无几，大部分洞窟都破损严重，查不到任何修建者以及供养人的资料和信息。

当代的石窟研究者只能够将这些无名的洞窟一一登记在册，再结合开凿的年代背景仔细的研究比较，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蛛丝马迹。

百里石窟长廊所在的泾川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抵达长安前最后一个大站，往来的旅客经常在此长时间驻留。于是自北魏以来，那些初入长安的佛教徒、造像艺人和画师就在泾河两岸坚硬的岩壁上开凿石窟。庞大的造像运动由此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在绵延近百里的石窟长廊中，除了有造像的洞窟外，还密布着大量空无一物的洞窟。里面既没有佛像，也没有壁画，只是简简单单在山崖上开凿了一个供人遮风避雨的山洞，它们被称为僧房窟或禅窟。

研究者认为在佛教的鼎盛时期，这段路程上驻留了很多准备进长安或者出西域的僧人。因此早期开凿的石窟大多是这种古僧人起居的僧房窟和用于修行的禅窟。

泾河两岸的百里石窟长廊存在了千百年，曾经有无数人无数次的经过，但大多数是无意间匆匆一瞥。因此这个文化宝库长时间被忽视，到了今天史料的匮乏给研究者们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却留下了不断探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