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当天，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收到周恩来的来信，信中嘱托：邀请张发奎回国。
张发奎何许人也，当年他麾下云集英才，我党不少高级将领都曾在他手下任职。
叶剑英不敢怠慢，立即致信身处香港的张发奎，言辞恳切，诚邀其回广州一行。
信送出后，却迟迟未见回音。
最终，张发奎答复，言辞委婉，核心意思却只有一个字：不。
此后，周恩来屡次亲自邀请，张发奎仍旧推辞：我两头都不会去的。
北伐将领张发奎张发奎，北伐战争中的关键人物，曾是战场上横空出世的耀眼将星。
在国共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他与我党有过一段特殊而密切的合作。
从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来看，若论北伐军高级将领，除贺龙等后来毅然决裂、投身革命的将领之外，张发奎无疑是对中共最为友善，客观上给予帮助最多的一位。
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假左派”不同，张发奎的左倾与联共，虽未彻底抛弃旧军阀烙印，却并非全无诚意。
他麾下第四军，被誉为“铁军”，是北伐军中共产党人最为集中的部队。
廖乾吾、叶挺、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士第、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乃至贺龙、叶剑英等人，无不曾在他的部队内任职。
进入北伐后期，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其军内我党人员多达2500至3000人。
而这一批军官及士兵，日后成为一系列重大武装起义的核心骨干。
叶挺的第24师、贺龙的第二十军，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卢德铭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成为秋收起义的先锋；叶剑英领导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则成为广州起义的中坚力量。
他不仅接纳我党人士，还在国民党大规模清洗中，收容了许多被驱逐的同志。
相比国民党内部弥漫的疑虑与敌视，张发奎始终承认，共产党在北伐时期对自己帮助甚大。
他甚至在多年后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访谈时，坦然表示：“共产党人帮助了我，他们工作极为勤奋。共产党政工人员认真而且优秀。”
这番话，虽是事后之言，却也道出了北伐时期的事实。
共产党人的纪律性与战斗力，的确曾在他的军队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张发奎的争取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张发奎担任第四战区司令，指挥部队在两广地区与日军激战多年，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据重要一席。
他所统辖的粤桂地区成为南方抗战的重要屏障，影响深远。
全国解放前后，国共双方均高度重视张发奎的态度。
在1949年7月，他辞去职务，避居香港，自此远离政治舞台。然而，他的分量仍旧不容忽视。
国民党方面，陈诚、陈济棠等人多次致信，劝其赴台“共商大计”。
蒋介石更是直接放话，希望与其面谈。
但面对国民党的频频示好，张发奎始终保持冷淡，未作任何表态。
我党方面最早做争取工作的是叶剑英。
当时，他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特意托国民革命军旧部李朗如、李章达二人传话，邀请张发奎到广州一行，以观时局。
其后，何香凝亦亲笔致信，然而，信中带有审视与责问意味，未能收到预期效果。
1954年，李济深再次致信张发奎，信中言辞殷切：“深知二三年来，吾兄革命之意志，以机缘未许，至埋没苦心未常不时以痛惜也……至盼你毅然决然，表明是不赞成蒋介石反革命，赞成今日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即孙总理主张的革命……”
字里行间，不仅透露出李济深对张发奎立场的期许，也传递出当时政局的微妙变化。
1956年，周恩来委托蔡廷错继续劝说张发奎。
蔡廷错特意托其子蔡绍昌带信至香港，信中以温和策略为主，不提政治，仅请张回国“观察一番”。
信中写道：“兹借小北南归回港之际特嘱其前往问好，并祝起居……此次承周恩来总理嘱托，对兄传达周总理的意见，请兄回国观察一下，并请见有所指教……”
话语间尽显周恩来的谋略与诚意，不急于求成，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
然而，张发奎虽有所触动，终究未能成行。
此后，程思远等人亦多次赴港进行争取，但张发奎心意已决。
他最终请程思远带话给周恩来：“我现在已经老了，大陆和台湾我都不想去，只想留在香港生活。”
尽管未能回归大陆，张发奎晚年仍关注祖国发展，尤其是国家统一大业。
他虽身居香港，却始终关心时局，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在香港病逝，享年85岁。
得知噩耗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亲致唁电，悼念这位昔日战友。
唁电中写道：“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短短数语，情真意切，饱含旧友之情，展现出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