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就是古代王朝最小、最基层的行政单位。

而在涉及到人口更分散，管理难度更高的乡村时，古代统治者们更多是依靠基层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因此才会有“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说法。

但“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古代虽有“正官不下县”的特点，然朝廷安排给县令的征税、兵役等任务，县令通过大大小小的佐官、首领官、杂职官，以及处在官僚体系下层、与民众广泛接触、各司其职的各类胥吏，完全可以将皇帝的意志传达执行到基层。

拿明清两朝举例。

清朝一个大县，满配官员16人。

其中“正印官”1人，即知县，正七品，为一县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兼县长。

“‌‌佐贰官”2人，即县丞和主簿。

明朝的县丞，正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县长。

主簿，正九品，其岗位性质与县丞相同，副县长。

佐贰官虽然副职，但不是正印官的属官。有各自独立的办公场所。

如果知县出缺，县丞作为二把手，可以履行知县的权力。

不过，以上只是明朝制度。清朝制度略有不同。

简单说，清朝知县的权力更大。县丞和主簿失去了辅佐正印官筹划、办理政务的职能。且很多小县仅有知县一人，不设县丞和主簿。大县即便设有县丞或主簿，也往往被外派到一些重要市镇驻守。地位仅相当于乡镇长。

佐贰官之下是“首领官”，即典史，未入流。管巡捕、抓贼、刑狱，相当于古之县尉，现在的县公安局长兼看守所所长。

别看典史不入流，实际地位可不低。在民间百姓眼中，典史可谓是威风凛凛。

至于典史之下的巡检、驿丞、闸官等等，就都是“杂职官”了。

巡检，从九品，明清时，凡镇市、关隘要害处俱设巡检司，有县派出机构之职能，归县令管辖，相当于乡镇书记兼派出所所长。

驿丞，未入流，主管辖区驿站和迎送过往官员诸事，类似现在的交通局或邮政局局长。

闸官，未入流，掌各闸储泄启闭事务，即水库管理处一把手。

税课大使，未入流，主掌商税，类似税务局、工商局局长。

县仓大使，未入流，主掌县仓，类似财政局长。

河伯所官，未入流，主收渔税，类似渔政部门一把手。

医学训科，未入流，负责一县之医官、医疗事务，即卫生局局长。

阴阳学训术，未入流，管理星象风水，类似气象局局长。

僧会、道会，未入流，主管僧道事务，即佛教、道教事务协会会长。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未入流的官员，名义上没有品级，实则享受从九品待遇。在清代，皆着练鹊补服，顶用镂金素花。

“不列于九品，曰‘未入流，其级，则附于从九品。”——《大清会典》

并且未入流的官员也可以通过任满升迁，慢慢升到知县。

当然，这只是理论而言。

参考清代的《吏部则例》，130个佐杂官中，只有一人能升任知县。所以八品以下的官，想要靠升迁过一把县太爷的瘾，难度极大。

此外，县内还有教谕和训导。

前者正八品，主管学校教谕。

后者从八品，是教谕的副手。

二者类似今天的教育局正副局长。

以上就是古代一个大县的官员配置情况。如果是小县，编制还有缩减。

很显然，仅靠着这点官，知县无法管理全县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百姓。

所以杂职官之下，还有众多的“吏”。

明清时期的吏，大体分为三等——有编制的，临时工和差役。

有编制的吏，即所谓的书吏，就是负责一些文件的誉抄、传递，以及法律文书撰写的文职工作人员。

书吏再细分，还可以分为典吏和经书。

咱都知道，隋朝之后，中央设六部，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

地方上要想对接六部交代下来的任务，就得设置专门的部门。

以明代为例，州府设立“六科”，县设立“六房”。各司其职。

除了“六房”，一些县衙还有负责传递文件的承发房、负责仓库的仓房、负责奏折的柬房、负责盐务商务的盐房等。

典吏就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类似今天的办公室主任。

明清两朝，典吏由知县招募，布政使司发给执照，是在吏部正式登记在册的公务人员，每五年更换一次。

做满五年后，典吏可以参加考试，如果能考上，那就进入官的行列，成为“未入流”的小官。

经书又叫经承，由典吏保举，知县批准录用，不能上报吏部，没有编制。

当然，为了维持地方稳定，县衙会与他们签合同，相当于现在的事业编。

一般来说，经书是终身聘用，毕竟如果某个地方隔几年就来一次大换血，很难支撑起衙门的正常运转。

关于书吏的数量，根据每县实际情况，额定人数不一。

据《弘治句容县志》记载，明朝弘治年间，句容县有直属吏26名，杂官吏4名，共30人。

如果再算上县丞、主簿下属的吏，全县有编制的吏，应该有30多名。

但请注意，以上所说的吏员数目，只是额定编制。

实际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各县的吏员都是大大超编，而且是十倍、数十倍的超编。

为什么会超编呢？

因此当时的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以重庆巴县举例。

清朝前期，巴县的书吏编制是80人。

一开始，这80人是够用的。然而随着人口增长，80名书吏已经无法维持起县衙的正常运转了。因此就出现了许多编制之外的吏。

这些编制外的“临时工”，多是典吏、经书招收的学徒，做着与经书同样的工作，但没有劳动合同，所以也被称之为“白书”。

衙门书吏尚且超编严重，本就庞大的规模差役，自然就是海了去了。

明清时期的差役，主要有四大类。

一是在衙门中当差的衙役。

如值勤、站堂、看大门的皂隶。负责缉捕盗贼、下乡催征赋税的“快手”，即常说的捕快。

通常来说，一个县的衙役，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

二是负责治安的民壮，即地方的民兵。

各县根据地理形势、治安情况不同，民壮的人数不等，少则一两百，多则数百。

如据《嘉靖固始县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固始县有450名民壮。

衙役和民壮，分工并不明确，可能昨天还在缉捕盗贼，今天就在县衙负责打板子了。

三是各种杂役，如负责征粮、运粮的粮役。

四是其他人员，如负责检验命案死尸的仵作，监狱内的狱卒，拾轿的轿夫，撑伞的伞夫，做饭的伙夫，打更的更夫等等。

以上人员，如果有编制，即可以领“工食银”。一般在几两至十几两不等（年俸）。

但大部分都是“白役”，即不在朝廷原定编制内，通过各种手段谋充进来的临时工。

白书和白役没工资，为什么还有人抢着干呢？

因为可以通过压榨老百姓搞钱。

你问县太爷为什么不管？

一方面，胥吏们“上不去，挪不走”，常年扎根在基层，主持一门事务，和本地、本县衙的其他势力形成勾连，盘根错节。你看他不顺眼，踢开他，就会得罪一群人，影响kpi，不划算。

再者，县太爷自己都要靠贪污才能度日。

清朝有个官员叫杜凤治，在其担任广东广宁县知县前，前后参加了30多次“拣发”。

所谓拣发，就是由吏部于候补、候选人员中，拣选引见给皇帝，经皇帝钦定后，派往地方填补各级官员的空缺。

杜凤治虽是举人，但家境并不富裕。而参与吏部候拣，本就是花钱的买卖。

你不行贿，上头凭什么引荐你？

所以赴粤任官前，杜凤治就已经花光了积蓄。

同治五年（1866年），杜凤治终于候补上广宁知县。

但清朝官员上任，朝廷既不安排交通工具，也不发放路费，一切皆由官员自行解决。

因此，几乎已经破产的杜凤治，只能通过借高利贷，自筹旅费上任。

在当时，京城的票号以及有钱人，看准了官员赴任后，有能力还钱，于是就把"官债”做成了一项对象固定、高回报的生意。

那么，杜凤治借了多少高利贷呢？

据《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的描述，大约5000两白银，再扣除“手续费”，到手仅2500两。

从京城南下，到达广州后，杜凤治派人持手本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知府等各级上司衙门"禀安"。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杜凤治又连日到各上司衙门谒见，并拜会上司衙门的幕友，打听上司之间的关系等官场信息。

这个过程，也是散金无数。

比如要想给总督递拜帖，就得先给总督衙门的门房送10两银子。

不给钱，门房就不给递拜帖，气的杜凤治在日记中大呼岂有此理。

没多久，杜凤治从京城带来的银两就花完了。

纵然是县太爷，没钱，在省城也是寸步难行。

无奈之下，杜凤治只好又向广州的银号和私人借了3500多两。

也就是说，杜凤治还没上任，他就背了近9000两白银的债务。

而清朝知县的年俸仅45两，算上养廉银，至多也不过1200两。

这点工资显然不够还债的。

更何况，知县上任后，还得自掏腰包养师爷和“家人”，指着他们分摊工作，帮助自己打探消息，递送文书，平时监督衙役干活。

如此情况下，官员如何能做到不贪？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县太爷都搞灰色收入，衙门里那些超编十倍、没有工资的临时工和差役，自然也会在各个环节敲诈勒索。或是在法定的钱粮税费之外，多征多罚。然后私分掉这些账面之外的钱。

有意思的是，杜凤治以士大夫为己任。在其日记中，不乏抱负和志气。

但即使如此，日记中也记录许多贪墨，更为治下门客受贿开各种绿灯。

亦如县令对下属的贪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皇帝对各级官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地方官能按时、足额上缴赋税，维持地方的稳定，皇帝根本不关心官员们贪了多少。

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就更不在乎了。

只能说，这就是一个制造贪官的制度。

大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县官，小到佐杂官、衙役、书吏、兵丁、幕客，都趴在这套制度上吸血。

这里你可能又会问：官吏对百姓敲骨吸髓，上头不管，难道乡间的士绅也没意见吗？

毕竟县太爷与里正、保长之间的权力来源，完全不同。

前者是朝廷命官，由吏部任命，吃朝廷的俸禄。

对于知县、县丞、主簿来说，压榨百姓，多缴赋税，多出壮丁，以此讨好上级，为自己谋求更好的前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后者是多由乡民们推举，不拿朝廷的俸禄。

对于乡间的里长、保长来说，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本乡本土的认可，当然希望为乡民争取福利，不必无限度地讨好县太爷及其背后的朝廷。

民国初年的士绅，胸戴红花，表示这个人出钱参与了赈灾

但封建王朝向来就没有为民谋福利的概念。

用商鞅的话说：“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意思是说，凡是经商的，不种地的。以及不愿意干活的，都抓起来，成为奴隶。

按照这套逻辑，老百姓活着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还要啥福利？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交税，仅仅只是因为打不过官府罢了。

而官员们的政绩，也不过是收缴赋税，保证地方上不乱而已。

所以理论上，古代一个县并不需要很多人‌来治理。

乡间的士绅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一面与朝廷派出的县令讨价还价，一面协助县令完成征税，保证地方上不乱。

并且事实上，古代一个县的在编人员加临时工和各种胥役，规模并不小。

绝不是想象的，仅靠几名朝廷命官就维持县政府的运转，就能治理好一县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