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星期天清晨带着一个中国向导离开上海的，并在南京转乘去北京的火车。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实在太多，真担心会在渡船上丢失。在一阵忙乱之后，终于在北京至浦口快车的两个包厢中安顿下来了。马蒂尔德（ Mathilde ）和我在一起，而麦克法登小姐则在另一个包厢。这一车厢极为豪华，是我在东方从未见到过的，它是目前软卧车厢中最时兴的那种，看起来更像是二十世纪公司（ The Twenti - eth Century Limited ）的产品，而不是中国生产的软卧车。

我们在摩登的餐车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一群年轻的英国和美国小伙子们在前面玩扑克牌。他们只穿着衬衫，桌上堆满了钞票。那个赢钱的男子将一大沓钞票塞进口袋，尔后晃晃悠悠地步出了车厢，他手中的银币被玩得叮当直响。干得真漂亮！

前一晚上开了一次小型的途中晚会，现在我们都觉得很疲乏，于是就决定早点睡觉。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随着猛地一震动，火车停下了，我也被震醒了。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穿上绸晨衣和拖鞋，也没给睡在上面的马蒂尔德打声招呼，就走到了走廊里。除了外面奇怪的爆裂声外，四周一片寂静，视线之内空无一人。当我正想拉开门回去时，麦克法登小姐猛地抓住我，将我拖进了她的包厢，门在后面猛地一下被关上了。她轻声说道："他们正在进攻这辆火车，人就在外面。"我透过窗帘窥视了一眼，看见下面有一伙人。天很黑，我只能隐约地看到一些。他们似乎正在涌上火车。麦克法登给我披上她的披肩，自己则穿上了外套，我们紧挨着在卧铺上坐下来，等待着事情的发生。

我记起了妈妈的戒指，于是忙把祖母绿、钻戒等取下来，藏进了我的拖鞋尖里。然后，麦克法登小姐轻声道："他们在马蒂尔德的包厢里，她正在哭。"我们高声叫喊着，让马蒂尔德不要吝啬任何东西，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这可怜的孩子一点也没听见。几分钟后他们就涌到了我们的门前，猛力击破了走廊里的窗子。麦克法登小姐问："我是否要把门打开？"我回答："打开吧。"一会儿我们的包厢里就挤满一伙野蛮人，他们挥刀乱砍一气，边威胁边抢夺着东西。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手砍伤了，他呆看着那手一会儿后，接着又继续用那只血淋淋的手去抓抢东西。他们呼啸着用长刀将包挑割开来。当他们翻空了麦克法登小姐的手提包后，我发觉一个匪徒正拿着藏有我的信用卡和日币的红盒子，就忙从他手中把盒子夺了回来。一个匪徒又拿走了一条玉石串，我设法把它要了回来，可一转眼又被另一个匪徒抢走了。他把我的手指掰开，要从我手中夺去那条玉石串，抢夺中那条玉石串线断了，那些珠子撒满一地。我不禁大怒，严厉地要求他把这些珠子全拾起来。在他回过神来之前，他拣起了一些珠子，但马上又站了起来，把左轮手枪举到我的头上，我只得自己动手尽可能地拣回一些珠子来。麦克法登小姐说她以为他打算打穿我的脑袋了。他看起来太可怕了。

这些匪徒将所有的东西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之后，站着四处瞧瞧，试图从一派狼藉中发现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翻。麦克法登小姐把他们看漏了的一盒糖果塞进了他们的手里，告诉他们这是可以吃的东西。我们被半推着从包厢赶了出来。但是另一伙匪徒又冲了进来。尽管我们高声抗议，他们还是用手枪顶着我们的后背，将我们赶下了火车。一个匪徒抓住我的手腕，急速地将我从高高的路堤上拉下来。我看不清该如何踏稳步子。虽然天上挂着月亮，但是光昏暗，根本看不清东西。我只觉得我的脚踝处全是青草，这才意识到我们正在走向田野。我们暂时走在了一起。可怜的麦克法登小姐只穿着拖鞋，一路上时而滑倒，时而又被绊倒。我只得扶着她，一边双眼盯着地上，试图把她领到平整些的地方。尽管如此，她还是难以行走。

我盘算着一有机会就把钻戒从拖鞋里取出来，这些钻戒使我的脚很不舒服。我打算把钻戒系在我晨衣上紧扣我腰部的橡皮带上。但是我爱麦克法登小姐更甚于钻戒，所以当她想赤脚而行但又不能时，我解下了我的橡皮带，用它把她的拖鞋系固在她的脚上。尽管如此，她还是站不直，匪徒只得把小马牵过来让我们骑。起初我们屡次回绝，不想被彼此隔开，更担心一匹小马载不动两个人。最后，我对麦克法登小姐说我们最好还是骑马。这样她就被扶上了一头驴子。匪徒们又花了好大劲把我弄上了一匹活泼的小马背。刚离开火车时，没看见有一个外国人。我就担心只扣住了我们几个人，而当我们走过一伙正挑拣赃物的匪徒身旁时，我终于宽慰地看到了一些美国男子。一个高大的男子头戴着一顶绿色女帽，他们似乎把这整个事件当作了一场儿戏。马蒂尔德骑得很开心，她如此舒适，在我看来活像是在昂首阔步。我又发现她将除了厨房的暖炉外的所有东西都穿戴上了：鞋子、袜子、外衣，以及我的那件在火车上被一匪徒扔在她头上的外套，最外面的是我的那件有灰色皮毛的淡蓝色丝绒晨衣，活像是示巴女王（ Queen of Sheba ) ，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惹人注目。为了不招惹匪徒们的注意，我让她脱了下来。

要想骑在马上而不被摔下来真是件难事，所以在我骑上马以后，再也不能分心留意别的什么事了。幸运的是我有一副马蹬，它被系挂在充当马鞍的毛毯上。我的脚时不时要从马镜里滑出来，因此只得让匪徒帮我把脚放回马镜里去。尽管每当下坡时我就不由得要滑向马头，而上坡时我又要滑落到马尾，但最终我还是掌握了骑马的窍门。走了一英里又一英里，我身边的匪徒在不断地变化着。我把他们想象成了一群野狗，在前后不停地奔跑着，号叫着，嗅闻着，争夺着。我那时不断咒骂着自己"色"迷心窍，买了那双色彩鲜艳可爱的绿玉色拖鞋。一个老家伙贼眼直溜地盯着这双拖鞋好一阵子，我回报以凶狠的怒视，这使他只得扭断我晨衣一边的流苏，尔后又跑到另一面扯下另一边的流苏，以此来取悦自己。我不断地差遣着看管我的匪徒，最后我把他调教得蛮像样子了。每当我们从高处下来时，他就试着找最平整的地方走，而当我们要过石墙时，他就把石头推倒，以免绊倒小马。

天突然放亮了。我走过马蒂尔德身边，看见她骑在驴子上，前面是美国平杰( Pinger ）少校的小男孩。我高喊着告诉她，我真为她有了这么个小男孩而感到高兴。好长时间里一个中国小女孩呆头呆脑地骑行在我的前面，我从未能看见她的脸，因为她从未转过身来。尔后我又骑行在一位墨西哥新娘的身后，我只看见她的羊毛长袜拖在膝下。我们都叉腿而骑，身下没有马鞍和布料什么的。我骑到麦克法登小姐身边停下，发现她的眼镜丢了。一脸的茫然神情。她曾被驴甩下来，匪徒们设法将她抬上驴背。我想下马帮一把，可匪徒们却猛击我的坐骑，这样我的马便冲到了前面去。此后，我就一直独自与匪徒们待在一起。

我们走过一个长满水稻和玉米的山谷，四周一片宁静。我可以看到一长溜土匪队伍蜿蜒地行进在田野里，一直伸展得很远很远，足有千人之众。他们走得并不松散，而是四五人一排并肩而行，颇像《圣经》中所描述的情形。我不由得联想到了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穿行在迦南大地上的场景。我们一刻也没感到过害怕。我也未见有一个外国人在眼前闪过。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讲："我们真的被土匪抓住了，我们很危险。"但我就是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模糊地记得有许多人走过我们身边﹣﹣一个中国小男孩，约16岁，被两个土匪挟持着，看来他很怕死；一个白人坐在地上，两眼直愣愣地看着两只赤裸的脚，其中一只似乎已麻木了；一个中国绅士把绸外套系扎在腰部，像是穿上了一条衬裙（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绸衣裤一点也没起皱，这是因为他有一只棉坐垫）。土匪们则各有其貌：一种是矮矮的、淡黄肤色的，看似很有头脑；另一种则是高高的，乌黑的头发散乱在狰狞的脸上，粗粗的辫子直拖到膝盖。这后一种匪徒看似更像头动物。我不能说我喜欢他们，每当他们走近我时，我马上就吆喝他们："快走开。"

我们行色匆匆，日出时分到达了一座安静的小村庄。看到唯一的一个人是个消瘦的大个子中国人，他正看着我们这一队衣衫不整的外国人，这些对他来说好像只是件寻常事似的。土匪们冲进一块洋葱地，拔起洋葱揣进怀里。从此后，每当我嗅到洋葱味，就必定回忆起这些土匪来，他们满身洋葱味。这真是一场东方式的劫难！一点儿不用凭借想象力去尽力想象就能使那场景历历在目！村里人一定是已被惊醒了，因为我留意到，当我们离开这座村庄时，土匪们的壶里灌满了热水，碗里盛满了热乎乎的豆汤。他们一边赶路一边吃，吃空后把碗碟小心地留在了路边。我猜想这大概是为了能让村里人随后收拾回去吧。

先前最喜欢拉在后面抽烟、尔后被我说服上来牵我的坐骑的那个土匪，一定有收藏癖。他发现了一个大白瓷花瓶（ blanc de Chine 的仿制品）后，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着它走了好久，大概是想等会把这个大花瓶当做一只从山东"拣来"的宋代瓷器卖给那些爽直的美国佬。

我们不一会儿转入山区。山谷两边都是矮矮的山丘。我那匹小马在载着170多磅的我行走了好几里路之后，完全失去了开始时那股无所顾忌的活泼劲，它脚下打着滑，被地上的圆石绊倒了。在匪徒帮助我重新站起来时，我那可怜的马儿的小细腿和我的腿样，不住地打战。匪徒们还想让我骑上我原来的那匹小马，那可怜的小家伙真的这么做了，可我更愿意自己爬上山去。我们又出发了，一个土匪紧拉着我的手腕，我的手立即乌青起来。他拉扯着我爬上一堵石砌的陡墙。有时候这样做真像爬进了一个煤箱，全是些松动的石头。我的心跳得慌，我告诉拉着我的土匪说我太累了，再用这么快的速度赶路的话我可能就要死了，而我的死对他来说是件很糟糕的事情。我抓起他肮脏的大手放在我的胸口让他感觉一下。这人非常好，他急速地拍击着两手，比画着告诉旁人我的心跳得厉害。他用手势示意我这是因为走得太快了，往后他要让我尽可能多休息几次。

我第一次坐下休息时，太阳已升得很高。我感到太阳正火辣辣地烤着我的头顶。我旁边的一男子正窥视着他那些抢来的东西，我央求他让我拿一条漂亮的橙色薄绸头巾，用来遮盖在我的头上。令我吃惊的是，他二话不说就把头巾给了我。我看到一个恶棍似的中国人戴着麦克法登小姐的蓝色乔其纱帽子，帽子上的羽毛在微风中舞动得像纳瓦拉（ Navarre ) 头盔上的羽毛一般。我曾坐在一家法国妇女头饰商小店的硬座上端详那顶帽子长达好几个小时，揣度着它对麦克法登小姐而言是否太重了些。而如果那羽毛是最时髦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坏蛋头上见到它该又有多滑稽啊！这匪徒还玩耍过马蒂尔德的两串蓝珠子和3块手表。

土匪们带着赃物不停地经过我们身边，他们还时常拦住我，向我打听那些东西的用途。一个土匪拿到一罐润肤膏，想知道是否可以吃下去。当我用手擦擦脸示意他这只是用来润肤的后，他马上把它扔了。他们对抢来的药品很感兴趣。我就劝告他们，如果整瓶地吃下晕车药、芬那卡因和所有其他药物，那么多少是有些危险的。我真想骗他们说那是糖果，以便吃死他们几个。但是一个新英格兰人的良知即使是在最危险关头也不可能被泯灭，故而我摇了摇头，示意他们不要多吃。他们中的许多人戴着外国人的毡帽，把辫子盘在帽子上和下巴上。他们喜欢钟表，在得意洋洋地提着时钟晃荡着的时候，活像是提着饭盒似的。我在上海曾买过很多十字花样针脚的绣品，而此时一个匪徒正头戴着一块折叠起来的绣有孔雀花样的托盘布，以遮挡太阳。他们扔掉了许多东西，我认为他们一定是发现内衣裤等东西比羊毛毯、被单更有用。我还见过一个男孩子咽下我那银色粉盒内的所有香粉，随后小心翼翼地合上了盒盖。

每每土匪们都不让我休息个够，就又拖拉着我往山上赶。当我们走在一条窄长而陡直的上坡路上时，我竭力避开我身边的土匪，因为只要轻轻一推，他就会坠下身边那直落谷底的山崖而摔得粉身碎骨。实际上只有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腕，只有我还在继续向前走，才能挽救他的生命。还差一点就要登上顶峰了，此时我偏偏赖着不走了，我一屁股坐了下来。不一会儿，我的身边围坐下了十几个人，他们为我的举动而感到高兴。我们就坐在路边，土匪们在我的身旁跑来跑去。有些匪徒身上围系着别有情趣的链带，链带上面吊挂着旱烟袋和古朴而雕刻精美的胡桃等等小玩意儿。有个男人有一块古旧的白玉，上面雕刻有一个作为坠子的飞狐，煞是好看。如果他们给我留下一些钱的话，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我说服了几个人把他们的小玩意儿拿给我细细地玩赏一番，当我啧啧称赞他们的东西时，他们感到非常得意。

四周的景色很是壮观，颇似多洛米蒂山（ Dolomites )。而我却不能长时间地观赏。天越来越热，一个土匪坐在我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正在脱衣服，并开始抓起虱子来。这一幕真令人恶心！我暗暗地思忖，这些虱子不知能跳多远。我们现在已爬得很高了，一些村里的小男孩正费劲地提上来小壶的水。我的确很口渴，可是水少得可怜，我根本就没能喝上一口。土匪们在分发食物，他们给了我一张像是包装纸似的薄饼，他们还给了我些大蒜，但我回绝了。于是他们又给了我一撮看似烟草的东西，让我就着无味的薄饼一起吃。爸爸②总是说我愿意吃那些从未见过的东西，所以一如既往，我试着吞咽着，咀嚼着其中的滋味，尽管这些东西是由脏手递送过来的。

午饭后每个人都打起盹儿来。我用灰土将我的拖鞋抹得灰暗些后，也伸伸懒腰，把头枕靠在石头上，静静地睡着了。突然有人摇醒了我，他指了指峡谷，于是我们又开始下山了。这次下山路比上山路要糟糕得多，管我的那个土匪紧拉着我往前赶，我们脚下打滑，不时地滑倒在岩石上。我的绸围巾老是从头上滑落到脸上，结果成了面纱。每当这时候那土匪就替我把围巾放回到头上去。我非常留意我拖鞋里的那些钻戒，每走一步，这些钻戒就要硌痛一下我的脚，但是我试着不去留意疼痛，我下定决心决不让土匪们得到这些钻戒。我并不在意要把这些钻戒留给自己，然而我决意不让土匪们染指。我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走在这些最有价值的宝贝东西上面，而土匪居然不知道！

我们在一棵小树下休息一会儿，尔后向山下的村庄走去。村里很平静，只见两个老人在门前树下聊着家常，而一位妇人则在石碾子上碾磨玉米，她从不回头看我们。太阳火辣辣的极为灼人，有人递我一个小凳，我便在门前的树阴下背靠着泥墙坐了下来。我对面坐着村里的一个头面人物，他正抽着烟，而一些妇人和孩子则围观着我们这些"外国魔鬼"。我示意他们我想喝点水，最好要热些的。他们便差人去倒开水。在等水的时候，忽然我感到手臂被人轻拍一下，我回头一望，见一女孩正急急地跑开去，躲到了她母亲的身后。我试着和她聊几句，她不肯上前，但是和她的小弟弟则很容易交上朋友。门里的一个男子很高兴，因为这姐弟俩是他的孩子。我张开五个手指头，告诉他我有五个侄甥，又用手比画了五个小辈的不同身高。我发现他误以为我有五个儿子，并认为这是个大玩笑。我看起来一定是蓬头垢面的，村里的一位老奶奶拿来了梳子让我梳理。我真想让你看看那把梳子，它是木制的，看上去与其说是梳子，还不如说是一家动物园。我肯定如果她把这把梳子放下来，它想必会自己"跑"回原来的架子上去的。我和气地婉拒了，这是我唯一拒绝从中国妇人手里递过来的一件东西。她们都很和气，很和善，我真恨自己伤害了她们的情感。热水瓶拿来了，尽管盛水的饭碗显然曾被用来盛过豆汤，我还是把茶水喝了下去。在盛水给我之前，他们已经洗过了这只碗，但碗边上仍然留有豆渣，依然黏糊糊的。

我看见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手里正拿着我的一把小银扇，我便向他借来遮挡刺眼的阳光。这小男孩对这把银扇感到很自豪，他很有礼貌地把银扇递了过来。他可是个聪明的小家伙，英语很好。在他出现后，他俨然成了我在此山村逗留期间的译员。许多土匪都懂英语，只要他们愿意，就能说上几句。

突然土匪把我拉起来，示意我继续赶路。我实在太累了，他们就找来了一把椅子，绑在竹竿上，准备抬着我走。可是那竹竿太短，而且我也难以爬上去，这样不久土匪只得丢弃了这把椅子。土匪们又拉上我前行。我们走得很急促，这是因为身后的官军们追得很急，他们震雷般的枪声是如此的近，足以炸响我的聋耳。回望过一次后，我就再也不敢回首了，因为他们似乎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遥。

这回我们爬的是另一座山，它不如先前的山那么陡，可也得令你蹒跚着往上爬行。每当后面追赶的官军稍稍退却的时候，我就倒在地上翻过身去睡上一会儿。我想如果他们打算将我给枪毙了的话，那么我怎么做也是无法阻止这事发生的。能死在睡梦中该有多美妙啊！每当官军们为了安慰我们走得近一些的时候，土匪们便要把我摇醒，重拉我向上冲。偶尔，一个长相粗鲁、活像头黑豹的匪徒会从后面冲上来，猛地将我推出几码远，用他的枪顶住我的背部。但是不一会儿他们都觉得累了，于是就把我留给了曾替我牵过马的那位年迈的匪徒。尽管，每当我走得极慢而赶不上他时，他都会咆哮得活像头老虎，并用枪威胁我，可他真是够仁慈的了。我知道这一切都不过是吓唬人的，所以他奈何不了我。我一次次地咒骂他，叫他停下来，这似乎也不能迫使他就范。

我们终于登上了山巅。山上很平坦，地上长着稀稀拉拉的杂草，散落着一些岩石块。我们都累得趴下了。那儿有几间石砌的小屋，几个土匪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小屋。我暗忖这倒是睡觉的绝佳之处。那些屋子小得只能荫庇下他们的身子，然而毕竟这能躲开那灼人的太阳，我真希望他们能给我留下一间。我头靠上石块，把披肩盖在脸上，又一次进入了梦乡。我真觉得我们至少要休息上一二周才能积蓄些力气。山很高，吹来的山风凉飕飕的。一个匪徒正坐在一块劫来的白床罩上，我向他借用一下。他很不情愿地给了我，而且很不放心地一直坐在我的身边，直到我将床罩还给他为止。这是块老式的蜂巢状图案的被单，就像我孩提时代曾在祖母那儿看到过的那种。我很纳闷这是从哪儿抢来的。

我无法睡个够，我的中国朋友摇醒了我，很唐突地问起问题来了。虽然我们已远离那个村庄好几英里了，还是有一个我未曾照过面的男子伸出手，张开五个手指头，带着审讯者的傲慢劲指着我。我开始再次解释说，我有5个侄甥，而不是5个儿子。但是我想到中国人特别尊敬多子的母亲，所以我便决定将5个侄甥权作我的孩子，而不再顾及什么体面了。就如同我失去了带到山东来的所有东西一样。霍顿（ Houghton ）医生事后曾告诉我，也许如此大规模家庭的故事在那个国度里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刚打盹儿时，又被另一个土匪捅了一下。他递给我洁净的男人衣领和一支铅笔，打着手势告诉我，他想让我写一下"衣领"的英文单词。我写了。尔后他又指指他的枪，我又写上" Gun "。一会儿我就被仰慕的人群围住了，人们就像好奇心十足的小孩似的看着我。有人拥有一只崭新、漂亮的红色橡胶热水瓶。当我在衣领上写下" HOT - WATER - BOTTLE "后。他们要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的用法。热水瓶的拥有者装作一饮而尽的样子，我摇了摇头。于是他又把瓶放到嘴边吹口气，示意我它是否是一汽垫，我还是摇摇头，又说了一遍"热水"，至此他们似乎才有点懂了。然后我先是把瓶子放在胃部，继而又举到耳边，一边带着呻吟声和怪脸模仿着痛苦状。最后他们在头顶上把那水瓶传来递去，为刚才的举动而感到会心的喜悦。那只水瓶的拥有者很喜欢水瓶，很担心谁会把它拿了去。

人们蹲坐着围在我身边，大家都在欢笑。一个很可爱的年轻人也加入了我们这堆人群，他穿戴得很整齐，我猜约有25岁或30岁。虽然要说准一个中国人的年龄很困难，但我自信能估摸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而其他男人多少都有点呆头呆脑。当官军们近些时，其中一些人就变得很害怕，而这位年轻人却似乎很有些资历和经验，他自豪地指指他和其他一两个匪兵所穿戴的军帽和军服，他肩上挎着一把假枪。我不能确定，他是试着告诉我他们都曾当过兵，还是想让我知道他们刚杀死过当兵的，并从官兵身上缴获来这些制服。我告诉他我很冷，他的英语很棒，于是便脱下自己的外套围在我的身上，还为我系扣在下巴下。这使他在劲风中变得毫无遮挡，我不忍心穿他的外套，于是告诉他这样的话他是要冻坏的，还是把衣服拿回去才好，最后他答应了。他派手下人找来件英国式的外套，显然这件外套来自火车上某位男子。我不能把外套穿在我的披肩外面，当我只穿着睡衣和粉红色绸缎晨衣站在大风中时，我觉得在这些中国观众面前我是那么的没遮没拦！我不得不让匪首替我像幕布似的提着披肩，我则在披肩后面换上了那件外套。我们重又在人群中坐下。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小包，让我看他的牙刷和一些银币﹣﹣他有50个分币。尔后他又派人找来了一饭碗的豆汤，这汤热乎乎的，煮得挺不错，虽然还是那样淡而无味。所有的土匪都执意着催我喝下去，可我口渴得实在难以下咽，而他们自己都没有足够的水能分给我一些。他们还递上了香烟。我极力向他们解释说我不吸烟；可他们以为我是不喜欢这种香烟，故而那个匪首弄来了一支雪茄，可我真是很讨厌。他很想给我些什么东西。

突然我旁边的一个土匪用他的左轮手枪戳向我的心口，我大笑道，这不会吓倒我的。过了一会儿，他大喝一声又把枪顶了上来，我还是笑了笑。这真把我逗乐了。因为我从未感到他会残酷地将我给枪毙了。匪首又一次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背，向我跷起了大指。我得承认我的确为有一个土匪把我当做自己人而感到非常高兴。他从腰带上摘下他的左轮手枪递给我，并带着有趣的眼神瞧着我。我上下摇晃着那把枪说道："太重了。"

尔后还给了他。可他又把枪塞了过来，我这次战栗了一下，把枪推了回去。他让我看他戴着玉戒以及捏在手掌中的石块，虽然他待我像个贵客，可他还是带着媚笑不客气地指指我，然后指指那玉戒，问我是否有过这类东西。我神色黯然地摇了摇头，挥了挥手，咕哝道："全没了。"我紧紧地将双脚插入我的披肩里。

当他告诉我说我的拖鞋太薄了，很难穿着赶路，并试图让我穿上他为我要来的一双中式鞋时，我开始认为他变得太"热心"。我环顾四周，想找找哪儿能安放我的钻戒。我告诉他说那双中式鞋我穿着太小了，于是他就不再坚持了。可是我还是担心这类事情会再度发生，最终我还是一直穿着我的那双拖鞋。就在我的边上有一块开裂的石块，其裂口有两英寸宽，四五英寸深。这是个理想的藏宝处，因为在裂缝上横着一块薄薄的钻石形状的石块，恰好能充当标记。我悄悄地把披肩拉到脚上和石块上，脱下拖鞋，把钻戒埋藏进去。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因为我的周围都是中国人。当安全地干完这件事后，我浑身感到释然。而后我把脚伸出来，天真般地嚷道："脚挨冻了。"我真不敢要那双中式鞋，但我还是要了双他们送给我的男人袜子，赶紧把它穿上。这时快5点了，那是我从一个土匪戴着的手表上看到的，这手表或许也是抢劫来的。我那可爱的匪首准备从我身边走开。他在时我感到很安全，故而我要他把我带在他的身边，可他微笑着摇摇头。下山的半道上他转回来，愉快地向我挥手告别，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他。临别前，我告诉他，干这样的事情对不住他良心和才智，我问他："你明白吗？"他沉重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劝他该去美国，重新开始生活，但想到这是如此的不现实，不禁哑然了。

书写完英文单词，逗乐了这些土匪后，我又在那件衣领上写了一条给标准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的阿特金斯（ Atkinson ）先生的便条，尽我所知告诉他我们的所在地。我把衣领递给土匪们，口中不停地喊着"美孚，美孚"（标准石油公司在上海的中国分公司的名字），但是他们要么是不懂，要么是假作不懂，并把那个衣领扔在地上。当他们拉起我继续上路时，那衣领还在那儿，我怀着一丝希望，但愿有人发现这衣领并把它送出去。

这次那个把我从火车上拉下的中年人不见了，取代他的是一个年轻、强壮的中国人。官军一定逼近我们了，因为我们是快速地冲下山来的。山坡很陡，我在岩石上跳跃般地向下行进时，觉得自己仿佛成了飞人。人们变得很恐惧，而乌合之众的土匪们的情绪极富传染性。我发现自己也和他们一样越走越快，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按照他们的要求跑得再快些。而看管我的那个土匪不顾我的抗议，也不问我有多重，硬是把我背起来奔跑。但是不一会儿他就累得趴倒在地上了，只得从我身下钻了出来，接着他依然拉着我的手腕飞也似的往前冲。就在我前面，有两个土匪正拖着一位中国绅士，这位先生倒下了，两个土匪中较野蛮的那个开始用手中的鞭子抽打他。那绅士试图挣扎着站起来，我看见他的脸惨白，毫无表情，不一会儿他又倒下了。那土匪变得越发粗野，对着那绅士伏倒着的身子开了枪，而后他再也不动弹了。那个鞭打人的匪徒又与管我的土匪一道拉着我上路了。随即我就开始希望他能离我远些，因为他依旧亢奋，粗鲁得发狂。

我们下到谷底后，土匪把我安置在一头可怜的小驴上，驴背上早已堆满了一厚叠劫掠来的衣物和毛毯，却没有马鞍、马橙和缰绳。这样，我便老是在驴背上滑来滑去。他们想扶着我，但是那野蛮的畜生紧抓住我的手臂，末了他不是在扶我，而把我拉下驴来。我气得直骂他，而他则开始鞭打我。幸亏我的外衣和披肩厚实。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让我更为愤怒。

我们的身后是追兵，而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个可怕的风暴正滚滚而来，青铜色的云块电闪雷鸣。土匪们很惊慌，他们急忙把我从驴背上拉下来，尔后撒腿疾奔。他们将我夹拉在他们中间，并不住地指着天上的浓厚乌云。我觉得跑了足有一英里，直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脚下跌跌撞撞的。在我力气耗尽之前，土匪们竟然以为我还能再跑上一段路。我跑得浑身大汗淋漓，只得解下披肩，让那个比较和气的匪徒替我拿着。我口干舌燥，嘴唇上都泛起了白沫。最后那匪徒操着挺棒的英语对我说："我的婆娘就住在那个村庄里，你就去那儿吧。"说着他轻轻地把我推向一个小村的方向，刚才在黑暗中我一点也没留意到那个小村。我顺从地转过向来，小步跑向那稻田间的小径。我思忖我的两个同伴一定跟在后面，可一转眼，我才发现自己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其他人早箭步如飞地冲到了前头。等我赶到村口时，豆大的雨滴开始倾盆而下，乌云密布。我发现自己正站在或者说正试图站在一堵泥墙中的木门前。门紧闭着，早已上了锁。我透过门缝往里看到一头驴子，其他的除了黑暗一片外什么也看不见。大雨滂沱，尘土被冲聚成一片泥浆。我的薄底拖鞋在泥浆里不住地打滑，我不断地用手敲打紧闭着的大门，大声哭喊："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但是没有人答应。片刻之间暴雨便打湿到了我的腰部，我极度疲乏，在近门的泥地上坐了下来。我尽量收紧膝盖，试图找到一个能钻进去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要想进村是不可能了，尽管我肯定他们都听见了我的喊声。周围没有什么建筑。只有一墩厚实的墙，但在门的前面有一间极小的棚屋，棚屋的顶上地下铺着稻草。我只能趴着钻在里面。这屋太小了，压根不能坐起来，我只得侧着身子，卷曲着，脚尽可能收紧。想翻身是件难事，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常常翻转一下，因为我确信我正在狗窝里，我不想让身子变得僵硬，以免天亮后赶不动充满敌意的回窝狗。

雨吹了进来，落在我的身上。尽管颤抖不已，我还是极力使自己能睡上大半夜。醒来时，我情不自禁地吃吃暗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一个因为耳聋而从不被家人允许在隔壁房间无人陪睡、而且房门还应该洞开着的我，现在却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不甚友善的中国，睡在地上，而且总算是"逃了出来"。一度我感到很冷，所以很想再尝试一次叫门。当我正敲喊时，忽见一百码远处一群人正在追杀，他们开枪了，我马上意识到我的身影会落在大门上，我害怕被他们击中，或者再把我绑架去，所以我忙奔回狗窝里去直到早晨。我感到极不舒服，我的头顶冲着窝顶，这使得我头颈变得僵直。我想转动一下身体，可头发又给钩住动弹不得了。由于ロ渴得厉害，我将手伸出去想抓住子弹般大小的冰雹，但却因为距离太远怎么也抓不住。黎明时分，随着一下震动我惊醒过来，好像是被叫醒似的。我脑子里萦绕着的仍然是狗。我赶忙爬出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向那仍旧紧闭着的大门，眼前空无一人。敲门前，我透过门缝朝里窥视，结果至少有50个中国人映入我眼帘。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儿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已经站了多久，他们正在等待着那曾在夜里擂过他们大门的陌生东西的出现。我的视线似乎并没有使他们消除疑虑。我首先打破了这可怕的沉默，请求他们让我进去，我极力使我的声音带着抽噎，虽然我还是十分警惕着，不住地观察着他们的表情，试图猜度他们态度的变化。在没有搜过我的身，看是否带有什么隐藏的武器之前，我认为他们对我很害怕，是不会马上打开门的。当我最终被放进去后，一个老妇人监管着我，领我穿过一个小庭院，带到一个通向远处土屋的空地中的泥凳上。男人们已经对我失去了兴趣，四散而去下地干自己的活了。但是我依旧被一群妇女儿童围观着，我被围看得不自在。这些小男孩们衣衫褴楼、脏不拉几的，他们打闹着争抢靠前的位子。几乎所有的人都留有天花疤痕，我料想那几个没有疤痕的也将染上此病。监管我的老妇人很精明，或许还懂点英语。她似乎理解我讲的每件事，并告诉别人该干些什么。她很得体地帮我把胡乱沾在脸上的头发整理到脑后，替我摘除头上的稻草，握着我的手，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所有的妇女都特别好奇。她们不理解我的肤色为什么如此白皙，而她们的则为何都那么黝黑。她们乱摸我的脸，凑近细看我的手掌，把我的晨衣拉下来，轻轻地拍拍我的头颈，把晨衣角提起来，瞧瞧我的脚踝。她们很想知道我是否浑身皆白。这一切我都忍了下来，但当她们开始把手伸进我的嘴里，想触摸我镶金的牙齿时，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故而笑着将她们推开。她们用哑语问我曾睡在何处，我指指地上，她们面面相觑很是同情。一个年轻妇女给我拿来了食物：一饭碗豆汤和一张精白面粉做的薄饼，那薄饼被撕成小片散落到碗里。但我口渴得很，实在吞咽不下这碗东西。我急盼着能有些茶水，她们告诉我水正在煮。最后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老巫婆（可能与我同龄）把水端了上来。她跪下来，用她那干枯的嘴唇在水壶嘴口咂了咂，尔后才将水倒入我的碗里。我真是难以拒绝，因为我快要渴死了。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认为我若能逃出来，一定会染上所有的东方病。

我见到的所有妇女都裹着小脚。尽管那儿没有显眼的水源供漱洗，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供饮用，但她们中的多数人都收拾得很整洁。她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被缝合在她们的衣服里面似的。我真很惊奇她们的衣服要穿多久，可能要穿过整个冬天吧。过了一会儿，有个穿戴比其他人要好些的年轻妇人来到了人群边上，她盯视着我，就好像我是条被逮着的美人鱼，或是一件陌生的东西似的。看了不一会儿，她一言不发地便走开了。事后我曾对霍顿（ Hoton ）医生提起过这个妇人，他说她一定是害羞了，可我认为她是个头面人物，就像孩子们所说的她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在我等热水喝的时候，来了个穿着丝绸长衫的老年男子。在我印象中他还戴着顶帽子，一绺长髯挂在胸前，活像普通瓷器上画的人物。点头招呼之后他递给我一卷轴纸，上书有一行漂亮的汉字。他又递给我一瓶墨水和一支毛笔，并等待着。我真是不知道他期望我做什么，我只得写上，或更不如说是画上了我的姓名和地址，尔后深深地一鞠躬，把它还给了他。在这之后我就再也没能看到他（这老头也许是村长，那卷纸也许是一份报告，一份有麻烦时递交给地方行政长官的报告）。

我晨衣上有条花边，所有的中国人、甚至是土匪们都很喜爱，他们很羡慕地用手指着我的花边。我撕下一段带玫瑰花样的花边递给替我拿来食物的那个年轻妇女，她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人们对那花边很是着魔。马蒂尔德事后告诉我，她曾看见一个年轻的土匪戴着我的一只花边制成的奶罩。

我从未看到过在一个男人头上有那种发辫：尽管他耳朵前面的半个脑袋被刮得一干二净，但他脑后的头发厚似马尾巴，长及膝盖。

坐在硬邦邦的泥凳上，不出一会儿我就感到疲惫万分。尽管人们是善意地对我拉拉扯扯，东摸西拽，但我还是感到很厌倦。太阳越发烤人了。我的围巾在午夜奔的路上掉了。我那年轻朋友站在我的面前，帮我遮挡着阳光，可我还是不能把头抬得过久。我劝她把我带进屋里休息一会儿，最终她很勉强地答应了。那是间漆黑的泥屋，我看见的只有铺着蓝色铺盖的睡炕，一只孤零零的母鸡正伏在箱子里。值得宽慰的是我能躺下来了，我用外套当枕头，并保护住我的头发，我甚至没在意那中国妇人为我盖上了她自己的被子。虽然我记起来人们曾告诫我内地的村庄里有虱子那回事，我却始终没感到有什么不安，尽管我料想如果我被囚禁得越久，最终必会成为受害者。村里所有的人都成群结队地来看我，我觉得闭上眼睛很是容易。但如果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妇人们就不再和我交谈。而我真的感到我睡得很好。我醒来发觉满屋子的男人都静静地、恭敬地注视着我。我告诉其中的那个妇人说我呼吸困难，请他们能够理解，于是她便把那些男人轰了出去。

内地的中国人对外国人十分好奇。霍尔登（ Holden ）先生告诉我说，他在一次商务旅行中曾被人围观，在他进屋吃饭前几乎不得不设法甩开众人。我为这些善良的妇人而感到悲伤，真难以置信，人们居然能在如此贫乏的境地生存下来。他们有衣穿，有泥房，有一点点食物（这真是灾区），但几乎没有水。北京协和医院（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的一个护士曾告诉我，有一个老妇人到70岁时才在医院里洗了第一回澡。她很怕死，当她在医院中看到水时，她不知道人们将要为她做什么，但不久她就变得喜欢水了。我希望我能再回去，给他们带些什么东西去，但不是宗教，也不是食物，而是些漂亮的、有着鲜艳色彩、可供观赏的诸如图片之类的东西。这似乎有点可笑，但他们的的确确很喜爱我那粉红色的双绉睡衣，即便这件睡衣被撕碎了，被尘土玷污了，他们还会带着惊羡的神情抚弄着它。

我一定瞌睡了很久，因为当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国人走进这小屋，吩咐那年轻妇人让我起来，跟他走时，那已是下午时分了。我感到很舒服，村民们是那么善良，我真恨马上就要离去，但村民们对我的离去似乎都很忧虑。直到这时我才了解到他们知道那人正准备把我带出去，但我想他就是昨晚把我送到这个村庄来的土匪，我还相信他现在要把我带回山里去。突然一种不可遏制的好奇感，一种"走着瞧"的愿望，或许还有那么点冒险精神驱使我继续上路了，看看下面等待着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一言不发地走了。那妇人把一小方蓝色亚麻布系在我的头上，并和我道别。看管我的那土匪跪在地上，我就踏着他的膝盖爬上了另一头小毛驴的驴背。我们出发了。我没再回头观望，两眼凝视着前方那阳光沐浴下的景色，思索着我们将去何处。一切都很寻常，没有暴风雨的迹象，也没有昨晚的土匪的迹象，只有无垠的田野和偶尔一个在田里耕作着的男人。

这次我骑的是光背，仅有一条毛毯。我试图以标准的姿势用我的双膝夹住那可怜的小牲畜。可我累极了，两条腿直打颤。我不能自如地控制那头驴。那土匪显得很着急，因为我们走得不如他希望的那么快，所以他从稻田里召来了一个年轻人，让这年轻人在头里牵着驴子走，而他抓住我，同时在后面抽打那牲畜。这以后我们走得很快，可以说是在稻田间策骑飞奔，这一情景一定显得很古怪。数英里后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村庄。在紧闭着的大门对面站着一群男人，约莫有10或15人，面孔全都铁板着，带着恫吓人的神情，用枪对着我们的头部。我们在他们的视线下径直往前走，我静静地等待着，而我的护送者则与他们争吵起来，他极力使他们相信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最后他们终于走过来，打开了门。他们不怎么喜欢我，并未邀请我入内，但一个长相不赖、衣着体面的中国人走出来，给我和我的向导递上了茶水。他一杯又一杯地用茶壶为我们续水，而我还是不能喝个痛快。

我从驴背上溜下来休息片刻，可一转眼又不得不重新翻上驴背上路了。太阳实在灼人，当我们在另一个村庄停下时，我骑进了村外的一座坚固庭院内。我真从心底里期望我们最终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但我却发现这只是为了丢弃那匹毛驴，它已疲劳之极。这不足为奇，真是可怜的家伙。现在怎样载我行走就成了大问题。

最后他们找来了许多绳索和一把雕刻精致的椅子，绑扎起来后便成了一顶四人坐轿了。与上次一样，抬竿实在太短，而这次抬我的男人们都太老了，难以远足，所以刚出院墙他们就失望地把我放了下来。他们又搜罗来一辆上海产的手推车。我那蓝色围巾已难以围系在下巴下，趁着他们为我赶制干草坐垫，我向一老妇人讨来一副针线。当然她没有针线，可不知从她那破碎外衣的何处最终摸索出了一枚缝衣针和一些线，显然这是她的一大宝贝。她从背后，在下巴下把我的围巾缝合起来，这样就做成了一顶帽子。

又动身了。那土匪坐在手推车的一边，而我则在另一边，我们坐得很近，我都觉得我的双臂好像就围在他的脖子上。推车的老头走得摇摇晃晃、东倒西歪。那土匪就把在田野边干活的三个男孩召唤来，让他们在前面并肩拉车，而让老头在后稳住我们。我们在石块上颠簸着疾行，我觉得我的牙齿和眼睛仿佛就要从我的头上震落出来。我千方百计让他们走慢些，但他们只是笑笑，脚下反而走得更快了。那土匪掏出他的钱包，给我看他的钞票。我想他大概是想向我讨报酬，但我不理睬他，他只得把钱包收了回去，也没再坚持。这是唯一的一次有人隐晦地向我讨取赎金。

有时我能从远处眺望到一些像是坐落在大城镇里的烟囱，可我一刻也没有想过会得到营救，我想是劳累使我变得呆傻了。当我的护送者和他的四个伙计在一个小火车站前停下来时，无论如何我都感到很惊奇。即刻我就被一群兴奋的士兵和铁道职员围住了。奈拉（ Nailla ）先，这位亚洲发展公司（ Asia Development Com - pany ）的长得很帅的美国年轻人冲了出来，将我扶着站了起来，他们簇拥着我进了车站。在见到奈拉先生的那一刻我就急切地讯问他："花多少钱才把我救出来？"他回答说："一分不花。"我欣喜万分。他告诉我他怀揣着50,000美元整日地在寻觅，想把这笔钱用作赎金，但这钱至今未派上用场。他还告诉我麦克法登小姐和马蒂尔德早已在那天早晨被营救出来，现正在济南府的医院里，很是安全。闻此讯后我如释重负。我尚未为她们过于担忧过，我无法想象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像对待我那样对待她们俩。但听到大家都平安的消息总是令人快慰的。

奈拉先生是个理想的营救人员﹣﹣英俊、快乐、干练而且精力充沛。他看上去很消瘦，因为他已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但看上去却不太疲倦。他立即忙于安顿好我，给了我一袋手巾，送上了茶水和鸡蛋，尔后说道："现在，奥尔德里奇小姐，我现在打算给你一条中国裤子。"这是个不小的震惊，我这才第一次意识到了我的尊容：一脸的尘土，太阳把我鼻子上的皮肤都晒脱落了，而头发则缠绕着稻草，披挂在后背；身穿男人的外套，纽扣紧扣到下巴下，衣长及膝，里面的晨衣和睡衣支离破碎地吊挂着，沾满了泥土。奈拉先生说道："麦克法登小姐的脚伤得很厉害，你的脚怎么样？"我回答说一切都好。可他硬是脱下了我的拖鞋。发现我的脚起了泡且被我的钻戒挤破了。我因为太兴奋了，因而一点都没感到疼痛。

站长的妻子、女儿把我领到她们的房间，为我清洗了手脚，给我试穿新裤子和新袜子。他们言辞和善，不要我一丝回报。我们处在铁路主干线之外，于是乘上一辆行李车返回到中国的文明生活中去了。我躺在由车站中的妇人提供的柳编汽车椅上，虽然我想坐起来，但似乎更乐意就这样仰躺着。奈拉先生端坐在敞开的滑门前，摆动着两腿。我觉得我们好像仍然处在枪林弹雨之中，很担心他会被流弹击中。

我被介绍给了营救队的中国官员们，但当他们向我询问有关土匪的行踪时，奈拉先生忙把手指搁在自己的嘴唇上，于是我又去"睡觉"了。我们登上快车时，遇见了天主教传教团的牧师，他是个蓄着胡子的大高个，很富同情心，他慈祥地微笑着。神父和另一位亚洲发展公司的叫 M 什么的先生想把我送到别的火车上去。我自己已完全能行走了，因而婉拒了他们的好意。这是辆与刚才那辆相同的火车，而且我还单独拥有一整列车厢。

火车里的侍者在另一节车厢里搭置了张床。但首先安排我用了一顿从汤到甜点心一应俱全、制作精美的午餐。当我酒足饭饱后，护送我回来的那土匪出现在门口，眼泪汪汪地注视着那些食物，他啃啃手指头向我示意他也饿极了，我惊异地盯着他。 M 先生这时恰好回来，而那男子即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告诉他说："那护送我的土匪来此只是想讨些东西吃。" M 先生看着我，好像他认为我需要些冰块搁在额头上镇一下似的。他说："哦，奥尔德里奇小姐，他不能上这儿来，中国人看起来都很相像，那一定是士兵中的一个。"我不再坚持，因为我怕他会以为我在说胡话。但当他转身去找火车上的妇人替我借一些发夹时，那土匪又一次转回来，像柴郡（ Cheshire )①的猫那般微笑着。这次在他消失前我把一些面包塞进他的手中。 M 先生回来，他很高兴："啊！那是你的土匪，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我答道："给他些吃的东西。"尔后我跟出去看他们为那土匪做些什么。他们给了他足够买些食物的钱后便把他打发走了。在余下的时间里，我自得其乐地绘制了一张我藏匿钻戒地方的地图，并将地图交给了奈拉先生。他保证只要我能把藏匿地点告诉他，他一定能找回来。

晚上约11点时我们抵达了济南府，我发现美国领事、奈拉太太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巴布科克（ Babcock ）先生正在站台上等我。巴布科克先生已把那土匪送交警察。而我听到的第一句话便是："奥尔德里奇小姐，你想如何处置那个土匪？"这个问题在我离开中国前被人反复问过多次。巴布科克先生提出要送他回家，但我怕他旧病复发，便安排他留在车站上谋份差事。这差事看来索然无味。我只得拍拍他的背，告诉他说人们会好好照顾他的。他大概对拍拍他的背之外的其他一切都很不理解，只有那拍拍他的背的动作才使他感到了些安慰。

露茜·奥尔德里奇

1923年5月20日于中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