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震宇

摘 要：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新质生产力对于乡村建设有多重实施路径，通过产业升级、农村发展、农民进步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当前，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着城乡数字鸿沟加剧、乡村经济结构受限、区域外部风险增加、农村专业人才不足、地区基础设施缺失等问题。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应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化发展为手段，以人为本为目标，提升乡村地区生产力水平。具体实施路径包括提升乡村技术水平、完善区域监管方式、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培育乡村专业人才，以及普及数字基础设施。加速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地区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建设水平，从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技术革命大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科技与生产深度融合的代表，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它不仅改变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更深地渗透到农业和乡村领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三农”问题格外关注，再次强调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性。数字乡村建设在这一背景下被赋予特殊战略意义。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形态，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高度整合，不仅可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因此，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深入剖析，从其核心理念、存在的问题到实践路径的探索，对于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和乡村地区的实际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应用，分析其在农业和乡村发展中的转型逻辑、解决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发挥现实路径中的具体作用，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落实提供理论支撑和建议。

新质生产力是指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力，其核心内涵是科技创新，主要载体是产业发展。它区别于传统生产力，具有高效、便捷、精准、智能等优点，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风险。而数字乡村建设是指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手段全面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1]这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方式调整、公共服务提升和治理体系完善等多方面内容。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在加速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当前农业发展和乡村转型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不仅提高了经济建设的效率和质量，而且丰富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推动乡村数字化生产的重要力量。在数字化时代，乡村数字化生产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3],而新质生产力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首先，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建设高速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有力推动乡村地区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次，新质生产力促进了乡村农业产业的升级。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乡村地区的数字产业正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的方向转型升级。例如，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农产品、开展农村电商等新型业务，乡村数字产业正在不断壮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央网信办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的《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则进一步强调了数字乡村在数字中国构建中的关键地位和其深远意义。[4]相关政策的发布促进了政府、企业三者的合作，共同推进数字乡村的建设，加快形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数字乡村产业系统。[5]最后，新质生产力提高了乡村数字生产的效率，为乡村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乡村产业得以实现更加精准、高效的生产，从而提高了其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新质生产力还为乡村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拓展了农产品产业链，使其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助推智慧乡村建设，这是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在智慧乡村建设中，新质生产力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新质生产力为智慧乡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通过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我们能够实现对乡村的全面数字化管理。这不仅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还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生活服务。其次，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的拓展。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我们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还能开发出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此外，新质生产力还能够促进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后，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通过引入智能化的生活设施和服务，如智能家居、智慧医疗等，我们能够为乡村居民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同时，新质生产力还能够促进乡村教育的现代化，通过网络学校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助推智慧乡村的打造。

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推动着乡村数字治理模式的转变。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下，乡村数字治理正在逐步实现信息化、智能化和高效化发展。[6]首先，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了更加高效的信息处理手段。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乡村数字治理能够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快速处理和分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同时，新质生产力还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沟通手段，实现了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了乡村数字治理的智能化发展。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应用，乡村数字治理能够实现对数据的自动分析和经济发展预测，为区域决策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同时，新质生产力还推动了乡村数字治理的自动化发展，实现了对各种农业流程的自动化管理和控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精准度。最后，新质生产力促进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创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下，乡村数字治理模式通过不断创新和改进，逐步适应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创新空间和更加丰富的创新手段，推动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创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数字人才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以其独特的优势，为乡村数字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首先，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数字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乡村数字人才需要具备扎实的数字化知识和技能，包括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同时，他们还需要具备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其次，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数字人才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乡村数字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企业和机构为乡村数字人才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资待遇，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新质生产力促进了乡村数字人才的交流和合作。在数字化时代，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更加便捷和快速。乡村数字人才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渠道与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数字人才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乡村全域数字化的发展。这种交流和合作不仅有助于提高乡村数字人才的技能水平，还有助于促进乡村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乡村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通过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首先，新质生产力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通过引入环保科技，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可以减少农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环境污染。同时，通过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绿色发展模式，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滥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其次，新质生产力可以开发乡村生态资源，促进乡村经济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乡村地区可以利用新技术和平台，将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旅游资源等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新质生产力还可以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使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宜居之地。最后，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引入现代化的旅游管理理念和科技手段，如互联网营销、智能化的旅游服务系统等，可以改善乡村旅游的设施和服务水平，提高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但同时也面临多重挑战。存在城乡数字鸿沟加剧、乡村经济结构受限、区域外部风险增加、农村专业人才不足、地区基础设施缺失等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解决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实施和长远发展。[7]

表1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

驱动要素

具体内容

技术进步

科技投入

用科学技术成果，完善社会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各个方面，解决各项社会经济任务。

经济效率

社会生产水平

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简称，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成本的基础上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

范式转换

理论突破

打破原有的假设或者法则，从而迫使人们对基本理论做出根本性的修正。

生产要素投入

边际成本

固定资产、技术、劳动力、费用和营运资产。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1 逻辑框架图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足，乡村数字产业发展滞后，造成了明显的城乡数字鸿沟。宽带网络是典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它的建设与普及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占网民整体的28.9%。[8]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以及“数字红利”的差异，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9]

面对数字经济的浪潮，城乡数字鸿沟愈加凸显，主要体现在区域数字技术融合与应用的困境上。这种格局使乡村在数字技术的吸纳和实施上显著滞后，可能错失数字经济转型的机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8.8%,尤其是在部分地形复杂的地区如山区和丘陵，其数字设施覆盖率仍然明显不足。这一鸿沟不仅降低了乡村地区生产企业在经营中的沟通效率，也使其在数字经济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乡村地区面临信息安全等问题，农民数字素养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挑战。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及隐私权等问题可能抑制乡村的数字化发展。信息安全问题的加剧不仅影响乡村地区的数字化信心，而且可能给其社会经济稳定性带来挑战。

乡村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信息产业发展滞后。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产业逐渐凸显其核心地位。从农业生产、管理到市场预测及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逐步为人们所认知。但当前我国在农村的数字化建设上，由于技术应用和认知的双重挑战，与城市相比存在显著滞后，此种滞后暴露了农业数字转型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在数据智能化运用这一关键领域，乡村未能充分释放其内在的活力。在部分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激发农村社会发展活力、缓解区域发展失衡，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10]

乡村经济结构受限，区域数字监管缺失。根据《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数字化问题依然突出，有超过30%的地域未能达到全面互联网覆盖的目标。数字乡村建设不足的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是农村在人才、资本、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等关键要素上受限，并且面临区域数字监管缺失等问题。 首先，乡村地区数字监管能力不足，数字结构失衡。数字技术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然而我国部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仍受到各种限制，特别是乡村地区存在独特的经济结构。根据《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农村集体资产涵盖了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由于不同类型的资产所需的管理方式和收益分配制度各不相同，农村经济组织在设计对应制度时需要进行区分。如对经营性资产，目标是实现股份制的收益分配，而对于资源性资产，需坚守公有制的收益分配逻辑。尽管这种制度设计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如部分地区在改革中存在“股份制泛化”问题。当项目涉及多种类型的资产时，随时间推移，确定各类资产所带来的收益占比变得极为困难，从而产生了经营公平和股份制分配之间的矛盾。[11]资金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农村领域的配置与运用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农村的金融体系与集体经济之间的错位，现行农村经济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集体经济的资金实际需求。[12] 其次，乡村数字监管缺失，农村经济、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地方经济组织内部对数字建设的财政投入不足。数字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被视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关键。但农村在这些技术领域的研发及应用速度，受限于资金及研发条件，发展乏力，使得其在数字化转型上与城市产生明显的差距。另外，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抑制数字监管发展。健全的数字基础设施，如高速互联网、数据中心及数字服务平台，无疑是支撑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基石。[13]然而，资金和技术的双重制约使得农村在此方面的进展步履维艰。农村数字化监管目前正面临两大核心难题：一是现有的决策模式相对宏观、缺乏微观操作的灵活性。部分区域由于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决策的不准确，从而影响了农村数字化建设的整体效益。二是农村数字监管的现实问题逐步凸显，特别是部分管理者对于数字化的理念尚存疑虑，同时数字资源的分布不均和各信息系统的隔离也成为制约因素。为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亟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构建一个更为科学、高效的区域治理框架，进而丰富乡村的数字资源，并确保数字资产的公正配置与高效利用。

乡村外部数字风险增加，区域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地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复杂多样，近年来数字治理主体缺位的问题逐渐凸显。尤其是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农村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治理机制的缺失尤为突出。

乡村外部数字风险增加。随着农村数字化建设的日益深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无疑为农村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乡村地区的现行法律制度未能及时更新并适应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在应用这些新技术时，农村很可能面临一系列法律风险。鉴于农村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盲目引入数字技术可能会给地区治理带来更为严重的外部风险。[14]由于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独特的社会结构，新技术的引入需要确保其与农村的现有制度文化相契合。[15]

乡村数字治理主体缺位。为确保数字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有效推广和普及，需要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和部门配合。但目前从组织、财政到基础设施及服务水平，农村地区均存在明显的短板。特别是缺少专项负责农村数字化转型的机构，一定程度制约数字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普及速度。同时，当前的财政分配策略也完全反映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紧迫性。特别是在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等方面，由于缺少统一的国家制度标准和专业指导，农村数字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农村数字化转型面临专业人才短缺、农民发展受限，这成为制约农村数字化发展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农民主体意识建构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小农经济思维尚存、民主素质有待提升。[16]

首先，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数字专业人才缺失的问题。尽管数字经济不断为农村发展赋能，提供了技术创新与发展理念的双重驱动，但乡村转型的深度和广度仍旧受限于人才储备，体现在数字技术领域内具备深度专业背景的人才缺失上。据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存在年龄断层现象，知识结构滞后于时代发展。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以36岁及以上、小学和初中学历的人群为主，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17]存量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的现象制约了农业技术推广和各次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在农业劳动力群体中，年龄偏高且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比例较高。这种劳动结构制约了数字农业技术的推广及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进程。

其次，农民数字素养培育不足。传统农民作为农村数字化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其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加剧了农村转型的复杂程度。农村户籍的高学历人才，如大学生毕业后多选择在城市发展，导致农村地区的人员知识与技能更新滞后。由此导致在农村地区既熟知农村经济生态，又具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呈现出明显的供需失衡。此种困境不但增加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难度，也给数字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缺失，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困难。乡村地区独特的生态资源与经济形态赋予了其独特的比较优势，依据《农民日报》近期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所占比重已超过73%。但是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以及通信、交通、物流等实施的缺乏，导致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面临显著挑战。

首先，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缺失。在生产力发展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成为问题焦点。包括电力基础设施的布局缺乏统筹兼顾。受制于农村地形复杂性，以及耕地和住房布局，电力设施遭遇规划与布局困难。公路建设项目常常导致电网设施的迁移或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同时，5G网络和光纤宽带的进一步普及在农村地区遭遇瓶颈。尽管城市已基本实现5G全覆盖，但农村部署仍处于初级阶段，制约了数字产业的充分挖掘与普及应用。[18]

其次，乡村区域生态资源的开发困境。多数民族地区的县域文旅产业仍然发展滞后。[19]尽管农村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从传统、地域到多元民族文化——但是在农村数字化过程中仍未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乡村地区的生态资源往往较为分散，缺乏集约化管理和利用，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难以进行有效的生态资源开发。同时，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过度开发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生态资源整合开发仍处于探索阶段，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文化资源潜能仍需进一步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发展，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数字乡村治理的政策文件。[20]为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建设中的巨大潜力。

以新质生产力提升乡村技术水平、完善区域监管方式、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培育乡村专业人才，以及普及数字基础设施。发挥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提新质生产力升技术水平，推动区域产业融合。新质生产力，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乡村产业体系融合创造了新的机遇。2022年11月，中央网信办和农业农村部共同发布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为乡村信息产业和数字化建设提供了系统的指导思路。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导向与经济体制创新至关重要。[21]

首先，重点在于提升乡村地区的信息技术水平。新质生产力有望成为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乘势而上的重要契机。[22]信息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对乡村建设的现代化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这包括扩大信息技术的应用规模，利用深度数据分析为乡村公共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使其系统地融入乡村治理过程。例如，利用云计算与大数据实现信息的实时整合与共享，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基于“数据-技术-平台”的三位一体乡村数字治理架构，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的融合方向。[23]

其次，强化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法规保障。为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制度上的详细调整与完善显得尤为重要。这涉及社会主义法治和基层民主对农村地区治理模式的重构，以民主、集中与自觉的实践逐步解决农村的“小农之症”。《民法总则》第九十九条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确立为特别法人，这对推进集体产权改革、发展集体经济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提升乡村数字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结构升级对资源配置、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24]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由传统农业主体向多元发展转变，为乡村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包括推动“村集体经济与数字乡村”发展策略的协同，使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过程，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与资金的有效支持。[25]通过内外力量的相互作用，提升乡村地区居民的公共服务供给，从而激发乡村数字产业的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助推监管方式完善，实现智慧乡村建设。完善监管方式是打造智慧乡村的重要一环。在乡村治理中，监管方式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乡村的需求。同时，完善监管方式是打造智慧乡村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乡村的需求，为乡村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首先，完善乡村数字监管方式，促进不同利益主体社会融合。[26]随着乡村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已成为重要问题。完善乡村数字监管方式，并促进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融合，对于保障乡村数字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建议立法部门构建一个完善的数据保护框架，确保其在农村地区得到严格执行。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农民的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也是确保他们在享受数字化红利的同时得到充分保障的关键。此外，法律的制定与技术的监管是数字乡村建设与治理的两大支柱。只有通过妥善处理这两大要素，才能为乡村在数字时代的持续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推动数字乡村监管体系的完善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在乡村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完善数字乡村监管体系和推动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成为重要议题。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乡村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进行明确界定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参与，还能加强对集体资产流失等问题的防范。在此基础上，应重视法律关于集体经济参与市场经营与监管的具体条款。从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到资产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应强调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稳定的运营环境，避免集体资产的不当流失和管理上的漏洞。[27]此外，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构建现代化乡村市场体系，实现其高效运行。这些改革应包括但不限于改进市场主体登记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资产管理模式，以及提升监管效率和透明度。这些举措将有助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健康发展，从而推动整个乡村经济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打造智慧乡村体系，关键在于实现中央至地方、政府至社会、集体至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全面参与。这不仅涉及构建严谨的纵向治理架构和广泛的横向合作模式，还包括细致的资源调配体系的建立。在此背景下，应根据新质生产力战略的部署，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综合考虑区域的实际情况与特点，采取城乡均衡发展的视角进行统筹规划，对乡村地区进行差异化的、符合实际需求的智慧乡村建设。[28]通过这些措施，智慧乡村的构建不仅能够促进乡村产业的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还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管理效率的提升。

发挥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作用，实现数字乡村治理。数字乡村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乡村治理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应该加强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29]

首先，在农村地区构建一个强大的技术生态体系，关键在于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系统性和协同性。这要求重视农村互联网和5G通信等基础设施与城市同步建设，确保技术和服务水平的一致性发展。针对农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降低网络资费并探索财政补贴等机制尤为重要，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新质生产力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的核心挑战不仅是提升宽带速度与覆盖率，还要确保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数字化机遇。这包括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和对现代技术的接受度，以便让他们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的红利。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无挑战。农村地区通常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农民数字素养的不均衡和财政资源的有限性等问题。因此，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采取多元化的策略来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这可能包括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教育，以及实施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措施，以确保农村地区能够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好处。[30]

其次，提升传统农业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水平。在农村数字化和传统农业融合的过程中，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这一转变有望推动农业向高技术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为保证乡村在数字化趋势中不落后于时代，必须不断加强乡村的数字化普及和技术应用。这涉及促进农业技术的创新与传播，利用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产品流通速度。随着光纤网络与5G技术的普及，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角色变得日益重要，它已成为乡村与全球信息交流的通道。这不仅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撑，还对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实现传统农业与现代技术的有效融合面临多重挑战。这包括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均衡，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和应用能力的限制，以及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实际应用中的技术和财政障碍。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提供技术培训，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以及实施包容性政策，以确保乡村地区能够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最后，优化农产品经营模式，推动数字资源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农业领域带来了转型的机遇，特别是在优化农产品经营模式和实现数字科技的战略应用方面。新质生产力不仅关注建立数字化的农产品流通渠道，更重要的是能推动农产品信息资源的智能汇集和利用。实施数字农业，不仅可以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还能有效缩小城乡地区的经济差距。为进一步促进农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应当积极推进数字农业信息平台的全国统一建设。这一平台需要整合市场分析、技术研究和产品销售等多方面的信息，将其转化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此外，加强农村数字交易体系的建设，并在政策层面提供必要的市场引导与扶持，对于推动数字资源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分配层面，应对数字资源的均衡分配予以高度关注，以确保各乡村在数字化进程中获得平等的机会。这是减少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为此，需要构建一个公正且高效的数字资源配置机制，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以解决乡村当前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通过新质生产力培育专业人才，提升农民文化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方面，乡村地区的人才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要求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来促进地区专业人才的发展。2023年8月，教育部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教育需求进行了重新评估，新增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及大数据技术等专业，以满足城乡地区对数字人才的需求。

首先，优化乡村人才培养的战略体系至关重要。重点在于打造融合现代数字技术和地方农业实践深度知识的“新质”师资团队。除了吸引数字技术与农业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外，还应形成真正适应乡村发展需求的人才储备库。地方政府应发挥关键作用，充分调动学术界、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的力量，共同推动乡村数字教育的进步，培育具备数字技术能力的乡村人才。

其次，提升乡村地区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区域政策应紧密对接农村实际需求，改善人才引进方式，比如通过优化选调生体系为创业项目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打造区域核心人才力量，服务农村科技创新。[31]同时，深化对农村干部、职业农民及其他人群的技能培训，激励技术人才和优秀学生返乡创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2]

最后，提升农民群体的信息素养。应关注农民在数字化农业生产、电商、网络安全及数据隐私等领域的需求，通过乡村培训提升农民群体的基础数字技能。加强推动“数字人才下乡计划”的实施，引导数字领域专家与学者深入基层，提升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从而增强乡村地区的数字实践能力。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关键角色，需要确保农村人口在数字化浪潮中获得发展机遇。这些策略可以有效地推动乡村地区数字农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为乡村经济的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质生产力助推数字设施普及，充分开发乡村资源。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数字设施的普及也日益加速。在乡村地区，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了数字设施的普及，还为乡村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首先，完善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必要步骤。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强化顶层策略性规划，遵循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原则，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来提升建设水平并推进统筹规划。特别是农村电网的现代化，它要求系统完成电网改造工程，优化供电体系，淘汰落后设备，以保证农村电力技术与设备的适用性。合理的电力设施布局、预留电网建设用地，以及提供完善的输配电线路通道，都是保证农村地区实现稳定电力供应的关键因素。[33]

其次，新质生产力在驱动乡村地区产业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有助于推动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引领乡村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可以促进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高乡村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新质产业的发展也能带动乡村地区的就业和创业，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最后，充分开发乡村生态资源。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如山水、森林、湖泊等，这些资源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旅游价值。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经营模式，可以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文化产业以“创意+融合”助推乡村产业振兴。[34]数字乡村的生态文旅产业，作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升其发展水平，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乡村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乡村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的普及标志着对传统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的深度改革。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城乡数字鸿沟加剧、乡村经济结构受限、区域外部风险增加、农村专业人才不足、地区基础设施缺失。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提升乡村技术水平、完善区域监管方式、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培育乡村专业人才，以及普及数字基础设施。同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先考虑农民群体的利益，确保他们获得必要的技能、知识和权益，共享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红利。

新质生产力的普及与应用，预示着未来在乡村地区将迎来农业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整合、现代农业的智能化、高端化和生态化发展。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索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地区的实际效果，更好地利用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与农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张震宇(1989),男，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自然资源资本化及对应市场建设研究”(15ZDB1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21ZD07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政—金融结合视角的近代中国金融业态演进研究”(22BJL007);

来源：《学术交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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