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夫人是6世纪时岭南俚人杰出的政治领袖及军事首领。冼夫人的家庭 “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冼夫人约生于梁武帝普通 （520—527年） 初年，卒于隋文帝仁寿 （601—604年） 初年，历梁、陈、隋三朝。她所处的年代正当南北朝末年至隋统一全国之际，她一生的活动顺应了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要求统一的愿望，拥护南朝的梁、陈政权和隋朝，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积极推行郡县制。尤为重要的是她坚持实行民族和睦政策，作过不少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的实事，从而使岭南地区较长时间出现了安定的局面，为祖国的巩固统一和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力阻攻战掠奴 巩固岭南疆土
南北朝时，无论是中原或南朝，虽然早已实行封建制，但社会上仍存在大量奴婢。岭南广大的俚、僚等族聚居地区，当时还是奴隶占有制或者保留很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劫掠奴隶、买卖奴隶、因债务或犯罪没入为奴的风气仍很炽盛。“生口”（奴隶）与珍宝同为越人豪酋财富和势力的重要标志，而劫掠是夺取奴隶的一种普遍的手段，各部落间互相劫掠攻战不休。正如 《隋书·地理志》所称：俚人 “俗好相杀，多构仇怨”，“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同时买卖奴隶也是越人豪酋获取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冼夫人的家乡高凉郡又正是奴隶出口海外的传统供应地。《梁书·王僧孺传》记载：“天监初（梁武帝年号） ……寻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
另一方面，当时南北朝汉族地区释放奴婢为编户已是经常的事；也有免奴为良的，掠卖编户为奴婢也受到限制。梁太清三年 （549年） 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书。陈朝亦规定藏匿奴婢犯法；卖人为奴在法律上也是禁止的，这跟北朝一样。免奴为良及禁止掠卖 “ 生口”，说明当时奴隶制残余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封建社会已进一步向前发展。
南朝的梁、陈实行释放奴隶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冼夫人本是一个具有开明思想和远见的少数民族首领，对 “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 的互相蔟掠深以为忧；加上看到南朝释放奴婢使社会安定，人心所向，因而对其哥哥南梁州刺史冼挺 “恃其富强，侵掠旁郡”，掠奴夺财，破坏本地区的民族团结，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安十分不满，故“多所规谏”，并 “劝亲族为善”。由于冼夫人努力和辑百越，大力搞好越人内部及汉、僚等各族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使互相攻击残杀的局面得以平息，由是怨隙止息，息兵解仇。这在当时政治上是进步的，也是得人心的，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海南岛自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采纳贾捐之的建议，撤消了珠崖郡，改为朱卢县，隶属合浦郡后，直到南朝梁大同中580余年之间，时弃时置，有时改郡为县；有时把它归属对海而望的合浦郡管辖。尽管三国时的孙吴以及晋、宋、齐各朝有时复郡，用怀柔政策招抚俚人，但仍属羁縻性质，甚至有时还把管理珠崖的行政机构设立在隔海的徐闻，反映出当时封建统治势力在海南岛仍未稳固。至梁大同年间，由于冼夫人实行民族和睦团结的政策，海南儋耳千余洞诚附，冼夫人 “ 请命于朝，故置州（崖州）”。
“ 大业（605—618年）中，珠崖改为郡”。遂使海南岛儋耳、珠崖等地重新纳入封建朝廷统治的郡县制度之下，以后历经隋唐以迄宋、元、明、清，在海南岛不论是设郡或置州改府，都统属中央政权治辖下的行政区域组成部分。冼夫人和辑百越，加强了岭南地区和海南岛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冼夫人对加强祖国的统一与巩固岭南疆土，对祖国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功不可没，难怪后人誉其为 “女中奇男子，千古推为第一，可与郭汾阳（郭子仪曾受封为汾阳郡王）、霍骠姚 （霍去病曾为骠姚校尉） 并传”。
二、惩治贪暴 化解民族矛盾
隋朝番州总管赵讷贪贿残虐，对少数民族尤其极尽横征暴敛之能事，因而激化了当时岭南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引起了俚僚等族人民强烈的反抗，致使 “诸俚僚多有亡叛”。其时冼夫人感到局面严重危急，立即派长史张融到长安指控赵讷的罪行，并提出安抚各族人民的意见。隋文帝派人查办，证实了赵讷残酷贪虐的罪行，惩办处死了赵讷，缓和化解了当时岭南地区已激化了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平息了危险的局面，没有酿成更大的动乱。接着隋文帝又委派冼夫人抚慰各族，夫人以80高龄不辞劳苦亲载诏书。巡抚了十几个州，宣讲朝廷的意旨，收到很好的效果。
圆满解决这次动乱，得力于长史汉人张融，冼夫人选派张融为使节，代表自己委以重任，信赖有加。又传说冼夫人 “部下复有甘、盘、陈、廖、祝五将，虽勋名未附于青史，而传闻必颂其丹诚”。五位大将中的盘姓，是瑶族独有的最常见的姓氏，足证冼夫人在用人问题上具有眼光，不论民族，不拘一格，任人唯贤，采用一视同仁的团结各民族的政策。
三、俚汉联姻 政令通行
冯氏家庭本是中原地区北燕昭武帝冯弘的后裔，先世原是鲜卑化的汉人。冯弘后为北魏所伐，公元436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三年），魏灭北燕。北燕主冯弘败走高丽，命其子（一说族人） 冯业带领三百人浮海归宋，刘宋封冯业为怀化侯新会（今广东新会）太守，宋以后又改为罗州刺史，至冯融已传三代。
冯氏由于不是本地俚人， “他乡羁旅，号令不行”。“ 初融之莅政也，虽三世为守牧，而酋之黠者尚未慑报”。“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聘以为妻”。这个北来的封疆大吏，为了便于治理辖区和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作出了与当地越人的望族冼氏通婚的抉择，这种选择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事。南北朝时代最重视门第，当时通婚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门当户对，方可缔婚。即使同为士族，南、北士族通婚，尚且存在歧视和阻力，更何况冯氏本是北方贵族的后裔，身份显贵，其所以决定与当时被视为 “南蛮” 的俚人冼氏通婚，实是为势所迫，别无其他选择。
另一方面，自秦、汉、三国以迄南朝，封建朝廷政治势力在岭南交通较发达的地区已较巩固，将逐步向西部越人羁縻州郡地区推进，而俚人所在的主要分布区及势力范围，已逐步退缩至广东西部、广西东南部及海南岛。冼氏家庭也只有与汉人修好才是出路，而应允与汉人冯氏联姻是当时较佳的选择。只有俚、汉两族联姻互相依靠，才能继续保持各自对俚人地区的治理及该地区的安定团结和发展。
冯冼汉俚联姻较主动的一方是冯氏家庭。正如后世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 “融功所以结人心者，婚冼氏之力也。”融“为其子高凉太守娶大姓冼氏。氏贤能，约束诸酋，远近怀畏”。冯氏 “婚于郡大姓冼氏，俚人始相率受约束”。“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冯氏家庭由于与冼氏互相通好缔婚，因而提高了他们在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中的威望和号召力，巩固了冯氏在当地的统治地位。由是冯融 “每行部所至，蛮酋焚香具乐，望双旌而拜迎者相望，辄戒其下曰：‘冯都老（俚语称首领为都老）至矣！毋为不善，以婴罪戮’。”民族和睦团结在阶级社会，具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内容，反映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所以冯冼汉俚两族联姻是当时岭南地区政治的需要和现实形势发展的结果。
四、加强封建制度 加速汉化进程
冼夫人的家乡高凉郡地处僻远险阻，是俚人的聚居区，封建势力比较薄弱，但在当时南越诸部落中，冼氏家族接受汉文化还是比较早的。史载冼夫人晓兵善略，“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崔翼周的《诚敬夫人庙碑铭》还说她 “ 解环质，善读阃外春秋”。可见她曾受过封建思想教育，是具有一定的汉文化水平的越人领袖。
基于冼夫人具有很好的条件和志行，冯融才为其子高凉太守冯宝聘冼夫人为妻。冯融本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儒礼书生，融 “ 能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毕，士相与为诗歌，蛮中化之”。作为当地文人的精英，冯融经常与汉族士人吟诗唱和，在当地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威望。冯冼联姻是岭南民族关系发展的里程碑。有利于俚越靠拢中原王朝；有利于汉、越两族和平共处；有利于越人进一步接受汉文化和自然同化。冼夫人自嫁入汉人士大夫阶级的家庭后，由于她既是越人大首领；同时又是汉人媳妇的双重身份，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使她可以成为肩负促进汉、越民族团结这一历史任务的最合适的人物。她一方面进一步受到冯家传统汉族封建文化的深刻熏陶；另一方面她 “诫约本宗，使从民礼”。仿效汉人的礼俗，在俚人中大力推行汉族的封建礼法，促进俚人地区封建制及汉化进程。
到了隋唐时，中央王朝的封建势力更加不断深入到岭南的俚僚地区，封建朝廷派到岭南地区的有些官吏，也注重建立学校，大力推广中原文化，促进汉族封建文化在当地广为传播。在冼夫人先前的倡导带领下，当地俚僚族的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俚人地区更加加速了封建制的发展及汉化进程，逐渐朝着与汉族自然同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水平也逐步与汉族接近，因而俚人在隋唐之后 “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狸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垺于中土”。
冯氏、冯氏的后代，在冯氏长辈及冼夫人的教育下，都有较高的封建汉文化教养。冼夫人曾培养出孙辈中一些有文化教养的人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冼夫人的孙子冯盎及曾孙冯智戴。
冯盎 “少有武略”，早在隋仁寿初年，已渐露头角，显露其才能。“仁寿初，潮（今广东潮阳一带）、成（今广东封开）等五州僚叛，盎驰至京，请讨之”。隋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冯盎讨论战事形势后，杨素惊叹其才说 “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 可见就是以隋朝最高层封建统治阶级官吏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得不承认冯盎是一个很出色的奇才。
乃至唐代封建王朝建立后，唐太宗实行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加强了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因而 “夷狄之臣” 到中原朝觐 “唐世尤多”。冯盎及其儿子智戴就曾多次入朝觐见。《新唐书·冯盎传》又载 “ 盎善为治，阅簿最。 奸伏，得民欢心”。足证冯盎是一个有文化、勤于政、得民心并且骁勇善战具有文武全才的人。
冯盎的儿子即冼夫人的曾孙冯智戴，同样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才。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唐太宗从唐高祖 “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 ‘南蛮’ 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笔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智戴会吟诗咏词，其汉文化修养想必相当高。《新唐书·冯盎传》载：“智载知名，勇而有谋，能抚众，得士死力，酋帅皆乐属之。”又智戴入朝，唐太宗 “闻其善兵，指云问曰 ‘下有贼，今可击乎？’ 对曰 ‘云状如树，方辰在金，金利木柔，击之胜’ 帝奇其对”。可见智戴也是一个有谋略和汉文化素养的人才。
唐高宗时礼部尚书许敬宗的女儿嫁冯盎之子为妻。1986年广东电白县考古发掘出唐顺政君许夫人墓志铭，可以与史籍互相印证。该墓志铭载：“顺政郡君许夫人者，中书令之子，内史侍郎之孙 （许夫人祖父许善心为隋朝给事中） ……年十有四，归于冯氏潘州刺史顺政公，其人焉……翰墨尤善……辞深哀怨，义切风霜……龙朔元年 （唐高宗年号，即公元661年）疾未几，薨于内寝”。从墓志铭可见许夫人兰心蕙质，有才情，善翰墨。以当时其父许敬宗的地位显赫，能以女嫁冯盎之子，可见此子也必非泛泛庸碌之辈。
冼夫人实行民族团结和睦政策，又与汉人通婚，频繁的接触，经济文化的交流，使汉越关系日益密切，冼氏、冯氏家族日益汉化，封建制及封建汉文化在高凉地区开始植根，并得到发展巩固。
从南北朝至唐近500年间，汉文化在岭南地区得到很大发展，该地区俚僚亦逐步与汉族融合，再经宋、元、明、清，虽然岭南地区辽阔，各地俚人的发展，基本上与汉族地区大致相近，而奠定基础的倡导者冼夫人，对该地区封建化进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社会安定 经济文化发展
南北朝时汉族的大量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岭南交、广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开发。唐初对岭南民族地区又实行轻税，以户为单位征收赋税，比中原地区以丁口计算收税轻，从而有利于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生产发展及人口增殖。加上冼夫人及其孙子冯盎又先后保障岭南地区的安定局面达110余年之久，政治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必然得到发展。
遗憾的是南朝梁、陈之世至隋唐，关于岭南地区经济文化记载的史料匮乏，在这方面与冼夫人直接有关的史料更是阙如。鉴于隋亡唐初冯盎拥有番禺（广州）、苍梧（今广西梧州）朱崖（今海南岛），20余州，地数千里，比之冼夫人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今广东西部较为落后的俚僚地区，在唐代时已广泛使用铁器和耕牛进行大量开荒。种植水稻还懂得利用开荒待种的水田养鱼，使之加速变为熟地。据唐人刘恂 《岭表录异》载“新（今广东新兴）、泷（今广东罗定） 等州山田，楝荒平处助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人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这种促进荒地熟化的养鱼技术，应是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但俚僚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依然是刀耕火种。总的来说，隋唐时农业技术较以前进步，耕地面积和产量逐步提高。据记载：岭南一带稻谷一年两熟，种 “白田”、 “赤田”，收获 “白谷”、 “赤谷”。郦道元 《水经注》卷三十六 《温水》载此地 “米不外散，恒为丰国”。
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口也随之增长。据《宋书·州郡志》载：刘宋时广州领郡17（实18）户4.97万，人口26.67万 （宋时，广州18郡中尚有宁浦、晋兴、乐昌3郡未注户口数）。至隋时，在相当于刘宋时广州境地共设9郡，即南海、苍梧、信安、永熙、永平、郁林、高凉、龙川和义安，总户数为18.58万。隋距宋约160余年，户籍增长3.7倍。这除了汉人移居广州增加的户数外，俚人附籍及自然人口增长也从中可见。又据不完全统计，海南岛在唐以前只有2万人，唐代为7万人，人口激增一方面与汉族移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当地生活安定，俚、僚人口日益繁衍的原故。
史载萧梁时 “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一则因交、广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港口，外商多用金银；再则大概因为当时金银的产量多，所以用金银作为货币。作者对唐代岭南地区以金银作为土贡的郡粗略作了一个统计，以金作为土贡的有晋康、新兴、南陵、云浮、恩平、珠崖、琼山、延德、昌化、万安、郎宁、贺永、宁浦、浔江、宁越、郁林、连山、合浦等十余郡。以银作土贡的有晋康、高要、新兴、临封、南潘、阳春、云浮、石城、陵水、高凉、恩平、珠崖、万安、朗宁、贺永、宁浦、浔江、宁越、郁林、苍梧、连山、南昌、合浦等二十余郡。岭南产金银的郡如此之多，可见产量不少。
海外贸易方面，岭南一带拥有我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自西汉汉武帝时始，中国航路已从徐闻 （今海康）、合浦向南海、印度洋发展友好往来进行贸易。刘宋以后，海上交通更为发展，通商的国家远至波斯 （今伊朗）、天竺 （今印度）、狮子 （今锡兰） 等国，和南海各国的往来尤为频繁。以番禺 （广州） 一地而论，梁时海舶 “ 每岁数至”，有时甚至 “ 岁十余至”。至唐代时，广州的对外贸易更加发展繁荣，当时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以波斯、大食为主的外国商人在广州居住的人数传说唐末曾达12～20万人。
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会稽郡（浙江绍兴）所属的剡县（今浙江嵊县）三白山。东晋初年，会稽郡群众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岭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得以知道制造兵器。
岭南地区青铜冶铸的历史相当悠久，技术高超。铜鼓铸造多在南朝。《隋书·地理志》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 俚僚贵铜鼓，唯高大为贵，而阔丈余，方以为奇”。至唐代岭南地区俚僚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水平已达到高度发达。据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记述唐代俚僚铸造的铜鼓十分精美。 “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之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
隋唐之际，岭南地区陶瓷制作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广东在隋代烧造的瓷器比南北朝时的闪黄釉色，制作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广东出土不少隋代青绿釉。岭南地区的陶瓷工匠不但继承了过去的传统，而且又创造出许多新工艺。唐代以后广东石湾的陶瓷器以青黄釉和酱褐釉为主，也有少量淡青釉。佛山市石湾镇的陶瓷产品，“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佛山市石湾陶瓷器产量及出口量，也曾仅次于江西景德镇而居全国第二位。
冼夫人的功绩，主要在于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坚持维护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增强各民族的团结；保障岭南地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促进各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她毕生的活动，基本上符合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