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此时距离爆发文革还有一年的时间，在那一年，毛主席南下杭州调研考察，而许世友正好是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

在战争年代，许世友就是毛主席的爱将，在杭州两人也经常能够见面聊天。就在杭州期间，许世友看到毛主席心情不佳，特意提醒说：“主席，您一定得保重身体，我们的革命事业可不能没有您啊”。

让许世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小会儿，毛主席问出了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问题：“有人要刺杀我怎么办？”，听闻这句话，许世友本能环顾四周，发现并没有可疑人员，随即立正敬礼，铿锵有力说出了一句话。

尽管许世友不明白毛主席为何要突然提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依旧是毫不犹豫回答：“我带兵北伐，保卫毛主席！”

听到许世友的这个回答，毛主席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说话。事实上，正是出于对许世友的高度信任，毛主席才会问许世友如此敏感的问题，尽管没人知道，当时毛主席是否和许世友谈到了更具体地内容。

从今天已经公开地一些重要史料能够发现，当时的党中央内部，围绕“四清”的问题，已经产生了巨大分歧，就连毛主席也不禁发出感叹“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当时的毛主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选择到杭州工作，就是因为“神都有事”。

所谓的四清问题，在农村范围内主要内容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市中的表现主要集中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党中央当时的意图，是遏制国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产生，同时在广大城乡地区，通过清理经济账务，遏制腐败和贪污的风气。如此大范围的活动，自然是影响到了某些既得利益群体，难免会受到或明或暗的障碍。

实际上，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四清问题”，很大程度上促使毛主席决定，要发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群众运动，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确保我国毫不动摇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再度当选为国家主席，参加完人大的会议，刘少奇第一时间赶来参加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对于刘少奇在主持“四清”工作时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在毛主席看来，清理广大城乡区域的各种问题，不能小打小闹，他批评说：“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甚至。毛主席还在会上和刘少奇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自己回忆，当时刘少奇在推进这些问题的处理方面，很不积极，甚至还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毛主席因此判断，要推进更加广泛的群众运动，要通过“一阵风雷惊世，满街红绿走旌旗”，如此重磅做法，才能最终达到“故国人民有所思”的效果。

只不过，让许世友没有想到的是，文革开始后，不仅很多存在问题的领导干部纷纷下马，有心之人反而开始利用，这场全国范围内的群众运动，借机夹带私货，为自己的抢班夺权造势。就连许世友本人也受到了冲击。就在1967年，在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毛主席突然出现在了上海。

为了保护许世友，毛主席特意命令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亲自去接许世友来上海。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针对许世友进行了严酷的打压，甚至还一度将其抓起来批斗，这个时候他能够获得毛主席的接见，足以让他兴奋万分。

许世友一见到毛主席，便难掩激动之情，据毛主席身边的卫士回忆，许世友竟然一把跪倒在地。随即开始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毛主席救救我”。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提出了重要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不能丢”。此外，着重强调“南京军区可以信任，不准揪斗许世友”。最后，又让张春桥亲自送许世友离开。

毛主席十分清楚，张春桥对许世友、韩先楚等执掌一方军区的司令们非常不满，特意用这种方式堵住某些人的嘴，以达到保护好同志的目的。

毛主席原计划，文化大革命三年即可进入巩固时期。然而，这场群众运动最终被有心之人利用，直到1976年仍旧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离开了我们，在举国震痛之时，许世友将军再度进京。这次，他又一次携带贴身武器替毛主席守灵，在他的认知中，毛主席很可能就是被人暗害的，因此他要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毛主席的英灵。

在毛主席生前，他老人家就知道许世友有一个习惯，那便是枪不离身。出于对自己爱将的信任，毛主席特意允许“许世友可以带枪来见我”。

因此，许世友成为了8341部队之外，唯一一个被允许携枪为毛主席守灵的将军。他最后一次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对领袖和革命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