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乎国运的赈灾

无心镜 2024-10-11 22:37:41

崇祯元年(1628),刚刚继位不久的崇祯帝收到陕西官员的紧急求援,说陕西出现了大饥荒,乞求朝廷赶紧赈灾,救百姓于水火。陕西饥荒的出现一点也不意外,陕西紧邻边疆,明代九边有三个边镇都在陕西,所以陕西总督又被称为三边总督。紧邻边镇,长期遭受袭扰,而且黄土高原上农业发展困难,纯属靠天吃饭,一遇到旱情,则颗粒无收。更加上从万历末期就加辽饷,让本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陕西百姓雪上加霜。

对于陕西的具体情况,崇祯帝需要派人去实地考察。

马懋才因为是陕西人,所以被派往陕西调查灾情。马懋才经过详细地考察,很快就把陕西的灾情写成一道奏疏——《备陈大饥疏》,马懋才是这样说的:

陕西延安府发生灾荒,去年一年未下雨。到了八九月,无粮可吃的百姓只得上山挖野菜吃。到了十月,野菜都被吃光了,只能吃树皮,到年底,树皮都被吃光了。就只能挖掘山中的青叶石吃,吃下的人几日就死掉了。

不愿意被饿死的人相聚在一起,打家劫舍为盗,家中仍然有粮食的都被抢劫一空。官僚和地主自然不能容忍,派兵捉拿,这些人被抓了之后说:死于饥与死于盗都是一回事,与其饿死,不如为盗而死,这样至少还是一个饱鬼。

而最可恨的是,在安塞城西有一粪场,每天早上必定会有两三个婴儿被丢弃在这里。被丢弃的婴儿,有呼叫父母的,有号啕大哭的,有的婴儿饿得不行,直接食用粪土。而到了第二天,所丢弃的婴儿全部死亡,而新丢弃的婴儿又来了。

更为恐怖的是,幼童一旦独行很快就没有了踪影。后来人们见到城门外有人用人骨为薪火,煮人肉而食,才知道那些丢失的幼童皆被这些人吃掉了。而一些饿死的人,尸体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挖了数个大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马懋才来之时,已经填满了三个大坑,而数里以外来不及掩埋者还有很多。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马懋才也作出了分析:

因为官员们迫于上司和朝廷的严令,不得不严加催收税收。税赋太重,有人就开始逃跑,但一人逃跑,他所遗留下来没有交的税收,就会分摊在还没有逃走的人身上,所以百姓都怀抱着怨恨大规模地逃离家乡。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这些人飘零异地,栖泊无依,只得相继为盗,这就是陕西现在遍地是盗贼的原因。

马懋才的这封奏疏一上去,崇祯帝也不敢大意,赶紧下令让群臣商量如何解决。

有官员就说:陕西现在不仅百姓活不下去,就连边军也无法生存了,各路军饷累计欠达27个月,合计欠饷银共150多万两,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

又有人说:陕西的盗贼已经遍布陕西各地。

而御史吴甡在给崇祯的《微臣星驰入关疏》中则说:

延镇四面黄沙,地无可耕。专倚两运为续命之膏。自改本(色)为折(色),而庾廪空矣。专改输粟而纳银、增浮课而引滞,而盐政废矣。盐商归籍,田地荒完,而屯政废矣。参罚会严,马匹倒损,隐匿不报,而马政废矣。加之几番调援,精锐具尽,凶年相继,月怕不敷。此饥军为盗之根因也。边地荒凉瘠薄,仍派辽饷,明经有司,日暮途穷,巧营归橐。百姓入城封粮,则监追其积逋。逃亡拖累,无乐生之气,兼复连岁饥馑,富者皆贫,贫者皆贼。边军糾集,转相附合,此饥民为盗之根因也。

光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群臣们最终把目光聚集在户部尚书毕自严身上。大家都是十年寒窗上来的,都是国家最聪明的一群人,都明白解决问题其实就一个办法:拿钱赈灾。

户部尚书毕自严知道自己是跑不掉了,就说了三点:

一、延绥、固原、甘肃等镇都是依靠陕西的税收,充为军饷。现在这几处的边军欠饷一百多万两,如果减税,边军的军饷怎么解决?

二、现在说赈灾,整个户部现在只有14000两银子,这点钱还不够塞牙缝。所以赈灾户部是拿不出钱来的。

三、既然减税不行,赈灾也不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加派的税收暂缓一下,等到秋后再交。

最终的结果是,陕西的税收没有减,朝廷按照毕自严的建议给予的政策是税收暂缓,然后还给陕西拨14000两赈灾银。

到了崇祯三年,陕西的情况一点没有好转,陕西巡抚刘广生给崇祯上疏:

念此三郡(指灾害最严重的延平三府),敕部酌议辽饷、带徵缓至秋收,见徵量减分数,以俟明年复徵足额。

刘广生还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您不是最近撤了不少驿站吗,可否将省下来的钱给陕西用来救灾。刘广生面对着陕西残酷的灾情,束手无策,最终直接在工作中昏倒在地。接任他的王顺行一到任就给崇祯帝上疏:

伏乞皇上轸念边军之穷,俯怜延民之苦。将延安所属辽饷元、二年未完,及三年全欠尽行免征,其拨充京运之数另行抵补。

意思很简单,前面陕西三年没有交的税,也别说补缴了,请皇帝全部免了吧。

崇祯帝无奈,也只能答应。

负责招抚农民军的三边总督杨鹤此时也上疏建议说:“朝廷必须真实赈灾,灾民才得以糊口,然后给予他们牛和种子,让他们回归农田,如此招抚才确实可行。但招抚是必须要花钱的。如果去平定起义,需要花费剿灭饷银,把剿灭所花费的钱用在招抚之上,盗息且民安。”

其实崇祯帝也有为难之处,现在陕西有饥荒,辽东有战事,到处都要花钱。但陕西旱灾的情况却是不容忽视,崇祯帝着户、兵两部拿出10万两银子用于陕西的赈灾,为防止这笔救命钱被侵吞,崇祯令御史吴甡带着这笔钱前往陕西赈济。

这是自崇祯元年拨款14000两之后,三年多来朝廷第一次拿钱出来赈灾,吴甡拿到这笔钱哪里敢停留,火急火燎地往陕西狂奔,因为陕西的灾害已经多年,民众嗷嗷待哺,而且此时已经是二月初,他需要在饥民最难熬的三、四月——青黄不接之时把赈灾款发到他们手中。一路上吴甡还不忘给崇祯发上疏,主要意思就是10万两钱太少,希望再拨款。

崇祯帝的回复是,让陕西各府州县有司也多方筹集一些资金,不要只靠朝廷的赈灾。崇祯帝意思很清楚,钱就那么多,其余的自己想办法。

吴甡也豁出去了,朝廷的10万两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到了陕西就去找陕西的藩王,朱家的天下,你们不拿钱谁拿?几个王爷,最多的才拿了1500两,瑞王和秦王只拿了1000两。吴甡动不了王爷,只好又找到一些富绅,要求拿钱出来救灾。软磨硬施之下,在陕西合计弄到白银36000两,粮食大约3000石。

表格来源于郭丛《明崇祯年间陕西地区旱荒与社会应对研究》

有了这笔钱粮,吴甡开始了赈灾。

吴甡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自陕西大旱以来,兵民交困之下四出劫掠,山西为防引火烧身,封锁黄河渡口,阻断了山陕商路,致使延安、榆林等地粮价骤涨,至斗米六钱。吴甡上疏崇祯帝,请求让山西放开粮路,允许陕西购粮,在崇祯的多次严令之下,山西的地方官员才极不情愿地让陕西过来买粮。

延绥地区饥荒最为严重,吴甡的赈灾首先从这里开始。四月一日,他到了宜君县,用了1430两银子,一共赈灾2784名饥民。从中我们也可以计算出平均每一名饥民所得银两大仅约半两,当时在延安府一石米要得价格已经暴涨至0.7两银子,明朝一石大约相当于今日170多斤,这也意味着每位饥民可以得到米约100多斤,这虽然不多,但绝对是救命粮。

吴甡到甘泉县之时,才发现情况更为惨烈,全县十室九空,搜遍了也才找到600人,其余的要么饿死,要么逃亡了。

到了延安府,全府竟然只有知府一名官员,很多官员都饿死了,而这名知府还兼任着下面几个县的县令。没有官员,吴甡只得自己来亲自发放赈灾银,恰好此时从西安购买的几百石的赈灾粮食运到,得以让剩余的百姓存活下去。

吴甡继续北上到达延长县时,几万流贼正在围攻延长县城,吴甡站在城头高呼赈灾,在反复劝说之下,流贼纷纷由攻城者变为了大明朝的拥护者。

吴甡继续往延川、清涧、绥德、米脂等县赈灾,于五月初三抵达榆林镇城。

吴甡此次赈灾二月初九从北京出发,四月初一开始赈灾,到五月二十一日完成了所有赈灾工作。这次赈灾,一共花费137165.085两,赈济饥民240345人。

表格来源于郭丛《明崇祯年间陕西地区旱荒与社会应对研究》

吴甡的这次救灾,并没有改变局势,因为此时的灾情已经过去四年,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农民战争早就成为燎原之势。而且赈灾的银两实在太少,仅仅能够维持饥民数月生活而已,而陕西九府,吴甡也仅仅赈济了其中的西安、平凉、庆阳几府而已。另外一方面,陕西边军所欠百万以上的军饷仍然没有解决。

而赈灾只是解决表面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要让饥民能够稳定下来进行农业生产。

但这根本办不到,原因有三:

一、赈灾银太少,10多万两银子虽然救济了20多万人,但对于总数高达数百万的灾民来讲,无疑是杯水车薪。

二、赈灾最佳时机已过,崇祯元年就已经发生饥荒,直到崇祯四年才开始赈灾,两年多时间里,无数百姓成为流民,想要再次回归农业,需要极大的代价,不仅要赈灾粮,还要牛,还要种子,还要防止各路匪盗的袭扰。这一点,明王朝根本做不到。需知,此时的各路义军已经成规模,就是吴甡这批赈灾粮食也被劫走了约220石。

三、就算饥民们愿意种地,当时辽饷的压力极大,百姓种出来的粮食还不够交税,有谁又愿意来种地呢?

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明朝的贪腐极为严重,由于此次是赈灾的银子完全是救命钱,朝廷上下极为重视,崇祯帝多次下旨禁止贪墨,吴甡也坚持自己亲自发放赈灾银,但仍然发现了很多贪墨和扣留的现象:鄜州扣留银11.1两,宜川县初报降丁甚多,后因逃散,扣留银 623. 2 两,洛川县扣银203. 2 两,中部县扣银 251. 358 两,黄甫川营堡扣银 50 两,神木营扣银 88. 3 两,绥德卫扣银11. 2 两,韩城县扣银 16. 2 两,蒲城县扣银 7. 2两,澄城县扣银 2 两,白水县扣银 3. 8 两。这些钱加起来为1267.558两,而这还只是清查出来的,没有被清查出来的只怕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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