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建国之始，直到灭亡，边患一直相伴，故而明朝长期在边境布有近百万大军。而为了鼓励军士杀敌，明朝给出了一系列的嘉奖方案，而其中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割级”，也就是获取敌人的首级。

因为各类敌人战斗力不等，且对明朝的威胁不同，不同敌人首级的嘉奖标准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成化十四年（1478年），朝廷以法令的形式申明升赏功次：

甘肃、宁夏、陕西、延绥、偏头关、大同、宣府、山海关一带虏贼，一人擒斩一名颗升一级，至三名颗升三级。二人共擒斩一名颗，为首升一级，至三名颗升三级。

辽东女直，一人擒斩二名颗，升一级，至六名颗升三级。

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湖广、两广番贼苗蛮，一人擒斩三名颗，升一级，至九名颗，升三级。

内地反贼，一人擒斩六名颗，升一级，至十八名颗升三级。

——茅元仪：《武备志》卷７５，《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２４册，第７６—７７页。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成化年间，女真的威胁并不是最大，所以在等级上还要次于甘肃、宁夏等地的嘉奖。

当然，有些军士不愿意升职，只想要钱，也是可以的，嘉靖时期，南倭北虏搅得大明朝不得安宁，故而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规定：

凡军民临阵擒斩有名贼一人者，升授三级，不愿升赏银一百五十两；获真倭从贼一人及阵亡者，升授一级，不愿升赏银五十两；获汉人胁从贼一人，升授署一级，不愿升赏银二十两。

——《明世宗实录》卷433，嘉靖三十五年三月丙子

由于倭寇肆掠，就在同年，朝廷又加大了对剿灭倭寇的嘉奖力度，凡是斩杀倭寇一级者，拟升职一级，不愿升职者，赏银100两。

100两对一名普通军士来讲，是一大笔钱，大致相当于8年的军饷。

如此高的嘉奖，让很多军士在斩杀敌人之后，宁愿拿钱，也不愿升职，这让朝廷也不堪重负，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户部就上奏说：

各边军功升赏原有定格，后议不愿升者赏银五十两，人始多辞升受赏。夫爵人以官，随时可行，赏人以财，有限难继，今后各镇军功宜照旧拟升，若重赏之典，但偶一为之，即于本镇贮库银两处给，不得滥请。

——《明世宗实录》卷502，嘉靖四十年十月辛西条

户部的意思很清楚，升职就给了一个职位而已，赏银则是要给真金白银的，所以除了那些需要重赏的可以支付银两以外，其他的一律都以升职来嘉奖。

户部的这道奏疏很快得到了嘉靖帝的批准，但根本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因为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需要增加对军士的嘉奖，想要降低嘉奖则是根本行不通的。

而军士在战场上想要获得一个敌军首级是非常困难的，就以蒙古来讲，其以骑兵为主，明军即使杀死一名蒙古士兵，蒙古可以用马匹把尸体运走，而不给明军割首的机会。而且战场瞬息万变，割首还会影响明军的作战能力。正德年间时任江西副使的胡世宁就评论说：

两军格斗，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级。其获级者或杀已降，或杀良民，或偶得单行之贼、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

——张廷玉：《明史》卷92

针对以敌军首级论军功出现的弊端，兵部也在想办法，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兵部上疏，建议设置“冲锋破敌一科”遇敌主动先行出击可以获得，但这样的办法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实施，因为弄虚作假的空间太大了，战后也无法统计。

所以以割首为核心的嘉奖制度得到一直延续。

割首嘉奖制度里面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弄虚作假，其中就有杀良冒功，谎报军功等等现象。

天顺二年（1458）：

李文官军擒斩达贼三十余人，而报功者三千余人，杨能官军擒斩二十余人，而报功者一千五百余人。

——《明英宗实录》卷２９０，天顺二年夏四月庚辰。

谎报战功的情况见过，但像斩杀30名，报3000名的，也属实太过分了。鉴于这类情况层出不穷，所以朝廷加强了核验，往往会派遣御史等官员现场查验。

虚报数字不成了之后，杀良冒功的情况就开始蔓延。比如杀平民，改结发辫以冒充虏首邀功；甚至有在平日预先俘虏敌人老弱，留待战时杀之以献首级。

李成梁是晚明镇守辽东的大将，功勋卓著，但他也存在杀良冒功的情况。万历六年（1578）三月，有鞑靼别部因得罪土蛮，七八百人携带牛羊群东奔，向明朝投降。李成梁部游击陶承喾不问青红皂白，命令军队冲杀，斩首170级，收掠牛羊群。李成梁得知之后，不但隐瞒实情，反而上奏称取得了“长定堡大捷”。万历皇帝为此胜还告谢郊庙，大行赏赉，李成梁被加荫为世袭指挥佥事。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戳破，因为敌人如果是来进攻，怎么可能带着大量的牛羊随行。

以首论功的制度，还存在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边疆将士挑起事端，加重边疆紧张的局势。将士为了获取敌人首级，不敢攻击敌人主力，却往往采取攻击敌人老弱妇孺的情况，这又加深了双方矛盾，敌人又率大军前来报复，这是明朝边疆战事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