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日本长期低增长低通胀，经济学家各有各的观点，日本政府也采取各种政策。韩国避免“日本化”，原因之一是正确处理了内需和外需关系。
回顾近30年世界经济史最离奇的事件莫过于日本莫名其妙失去“二十年（三十年）”。1968年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著作《亚洲的戏剧》对南亚和东南亚11个国家研究，认为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阻碍了耕种者积极性、高等教育比中等教育发展快，权力关系等阻碍经济发展，而市场—价格机制也无法促进不发达经济体发展。不久，日本、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东亚奇迹》归纳主要经验有四条：宏观经济管理、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官僚体系、政府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东亚政府实用主义和灵活做法。但是，在日本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从1992年开始，日本经济长期进入克鲁格曼所说的“增长型衰退”或者“增长型萧条”。青山一道同云雨，相关国家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担心陷入“日本化”问题。韩国政府持续关注对日本的研究，也成功地避免了韩国经济“日本化”。
一、日本第一个失去十年：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反思
日本从1991年3.5%的经济增长率，CPI3.3%，迅速下降到1992年经济增长率0.9%，CPI1.7%。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此后十年日本低增长低通胀，见表1，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1.5%，通货膨胀1.2%。
表1 1960—2023年日本、韩国GDP增长率和CPI（%）
注：十年数据采用十年平均值；人均GDP是当年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十年之际，2002年韩国中央银行研究发现日本问题核心是制度和结构性问题。认为包括：一、经济结构问题（政府对经济的指导、金融体系护航式运作、关联公司之间的凝聚力和终身就业制度）；二是服务业等生产力低下的内需产业；三是对IT等信息技术没有及时掌握；四是产业空心化而外国直接投资较少。
2003年澳大利亚央行研究日本失去十年，重点从宏观政策角度反思。一是重点分析了货币宽松是否是泡沫的原因？认为1987-1989年货币宽松并不是没有考虑泡沫的结果，就像泡沫不是货币宽松的结果一样。因此，货币政策要关注金融稳定。二是分析泡沫是否导致通货紧缩和滞胀。认为核心是金融监管政策失误，宏观政策使经济恢复，但是日本金融监管导致银行贷款下降。三是泡沫破灭之后的重建困难，认为核心是日本银行业的特殊性，提出“更少银行，更少危机”，即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不利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恢复。四是货币政策在泡沫破灭之后的清算主义和扩张主义争论，清算主义即央行收紧货币条件，以更快或更彻底地进行重组。扩张主义即央行放松货币条件，放松重组进程。实践中发现泡沫破灭之后相比较美国，日本扩张政策稍显迟缓。因此，货币宽松是泡沫破灭之后的基本反应函数。
二、日本失去第二个十年：美联储、日本央行、日本国会反思
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学家发现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日本化问题开始引起欧美广泛关注。同时，数据显示200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更低，只有0.47%，通货膨胀是-0.26%。国际社会担心日本失去第二个“十年”。
2008年3月美联储研究指出，经济政策失误是早期衰退的根源，即日本政策部门误判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包括政策力度不够、财政货币政策不协调，政策退出过早等。日本第一次衰退从1991年2月持续到1993年10月。为了应对经济放缓，日本央行（BOJ）在1994年将政策利率目标即无抵押回购利率下调至2%，事后看其力度不够。第二次衰退1997年早期，经济增长放缓，但日本政府为了财政平衡提高消费税从3%到5%，导致消费下降，叠加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日本经济深度衰退。因为政策利率已经接近零，日本央行1998年11月扩大了商业票据回购操作从3月到一年，支持企业融资。1999年2月实施零利率，日本央行承诺宽松政策直到通货紧缩消失。10月，央行开始直接购买政府证券，并将回购业务扩大到包括两年期政府债券。到1999年底，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经为正，2000年底，增长率超过3%。但经济复苏是由出口带动，与东亚从金融危机中反弹的时间相吻合。尽管经济增长有所回升，但通货紧缩在1999年和2000年更加根深蒂固，日本央行承诺在通胀恢复之前保持其政策立场，但2000年8月退出了日本零利率政策ZIRP，将政策利率提高到25个基点，以应对看似稳健的经济复苏。
2009年日本央行研究认为一是金融和经济活动的负反馈导致金融深度影响实体经济；二是停止金融和经济活动之间负反馈成本较大；三是2002年10月日本金融厅和央行要求银行到2005年3月降低不良贷款率一半的要求导致日本经济衰退；四是早期解决不良资产困难较大；五是问题资产在买方和卖方之间合理定价比较难，导致信心损失，双方更多“等等看”。因此，首先，应该避免任何基于改革热情的“顺周期性”，如在经济低迷时期加强监管（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在经济好转时期放松监管；其次是没有一项监管是完美的，金融风险不断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监管套利和投资者基于“合理否认”的自满行为，因此要提高金融机构监管和资本；最后是当公众信心仍然保持时，应该为“正常”时期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政策预案。
2010年日本中央认为一是要正确识别经济恢复，在失去二十年中日本经济也出现过短周期恢复；二是日本没有经历经济急剧收缩，如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美国；三是日本劳动人口经济增长率下滑更小；四是通货紧缩不严重，而且通货膨胀预期没有脱锚；五是日本的通货紧缩不仅发生在商品价格，也体现在服务价格；六是日本没有经历通货紧缩螺旋式下降。
2011年日本国会根据日本泡沫形成和破灭过程当事人口述分析了政策失误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泡沫经济出现。80年代末永久低利率神话（由外国压力等推动）、政府通过私营部门参与扩大内需的政策是泡沫出现的根源；二是泡沫经济崩溃背后的因素包括对房地产相关贷款延期数量限制、央行大幅加息；三是不良贷款积累背后的因素包括土地价格意外大幅下跌、对不良贷款处置过度乐观，以及对土地及房地产担保贷款审查实际上受到了阻碍；四是包括需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趋势，要将国内经济政策置于对外政策之上，而缓慢的清算政策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
三、日本失去第三个十年？
进入2010年以来，日本经济继续低增长，低通胀，201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1.2%，通货膨胀0.47%。“日本化”问题再次引起韩国等国家高度关注。
2017年韩国央行、彼得森和IMF研究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1990-2002年的独特冲击和政策失误的反复出现是一个因素；2002年至今的国际冲击和经济长期趋势下降，包括潜在增长率低且呈下降趋势、无信贷（银行贷款）增长、企业投资低、人口因素。
2021年日本央行分析日本“失去二十年”，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本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出口导向经济：一是家庭将剩余资金存放在银行，并从国内经济强劲增长带来的高利息收入中获利，最终增加了消费；二是银行从向企业提供的贷款中赚取了息差；三是企业将借来的资金用于固定和研发投资，以推动出口和生产。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制造业转移国外，私人消费支持非制造业增长，日本形成了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企业面临着海外经济增长带来的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低价商品流入。结果，他们经历了销售额和利润的下降、生产力的下降。公司随后采取措施减少固定开支，当时企业对策主要包括：一是优先考虑维持工人就业，主要是因为终身就业的传统做法；二是推迟了业务组合的调整，虽然这将提高企业的附加值；三是由于生产率增长缓慢，工资增长放缓。企业也别无选择，只能限制固定和研发投资，这导致了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延迟。
四、日本政府的反思与改革
面临长期经济低迷，日本政府也积极反思。1996 年 11 月，桥本内阁推出六大改革方案，实施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金融体系、教育改革。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高举改革旗帜，倡导“无禁区结构改革”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民间能做的事交给民间，地方能做的事交给地方，主要推动市场自由化、邮政铁路民营化、不良资产处置加速化、财政健全化。2012年12月，安倍晋三连任日本首相后，推出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摆脱通缩为重点目标的“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以“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的提出为开端，陆续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
如何认识日本长期低增长低通胀，经济学家各有各的观点，日本政府也采取各种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可见与日本经济模式几乎完全一样的韩国成功避免了“日本化”。虽然青山一道同云雨，但韩国及时吸取日本教训，没有“踏进同一条河”。韩国成功的可能原因一是正确处理了内需和外需关系，作为东亚文化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始终坚持出口拉动型经济，即使面临2008年出口下滑也没有启动以透支未来的房地产扩大内需，出口在韩国经济增长占比很大，房地产占比远远小于日本；二是韩国制造业在GDP始终占据较高份额，即使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房地产也没有泡沫化，制造业保证了投资持续性，因此引导消费持续性，形成良性循环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