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86/j.cnki.11-1936/tj.2023.12.008

今天，已经加入美国海军战斗序列十余年的濒海战斗舰，依然是海军军事技术跃进的图腾性标志，它们的存在表明，美国海军始终坚信技术跟踪的最大问题在于放弃了对未来海上作战战术思想的思考，所以在技术发生质变的时候，老经验必须被果断抛弃，才能让新面孔得以脱颖而出，才能让新的海上作战战术思想被以物化的、技术的形式确定下来。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思想，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克拉克成了濒海战斗舰这种时髦军舰的坚决拥护者，当时无论是在海军内部，还是美国国会都称濒海战斗舰是克拉克的“头号预算重点”。然而，在首批濒海战斗舰加入美国海军战斗序列十余年之后，这种人类海军史上尚没有过的全新舰种既收获了赞誉，也收获了质疑。

概念酝酿中的异议

对这种时髦军舰的质疑声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早在濒海战斗舰的概念被提出时，就已经有人跳出来对其加以指责了。在阿瑟·塞布罗夫斯基海军中将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自1998年开始任海军作战发展司令部司令期间，着眼于美国未来海上力量大力推进了以下4个主题的发展：一是网络应该成为舰队的中心组织原则，而其传感能力和作战能力应分布于多种有人和无人平台之间；二是在收集、核对和解释数据方面，舰队传感分队应该比任何一个网络化没有达到同等水平的敌人更加迅速，使美国部队在“指挥速度”方面取得极大的竞争优势；三是舰队应成为国家的“可靠介入”力量；四是在预算允许的条件下，大量舰艇及由此形成的舰队战斗力应分布以众多相互联结的平台和系统。

“可靠介入”指的是舰队克服海岸防御、使空中部队以及在某些情况使地面部队能够在敌方领土作战的能力。对于这种能力，敌方将运用反介入/区域封锁战略实施对抗，显然，只有与敌人在敌方近海地区作战，才能实现军事介入。在近海作战中，海军主战部队将瓦解敌方反介入/区域封锁能力的陆上要素，支援后续作战。实际上，在近海地区作战，包括保护主战部队、摧毁敌方的海岸海军设施（如水雷、潜艇、攻击快艇、近海攻击快艇）等任务将主要由小型网络化战斗单位来完成。塞布罗夫斯基坚持并反复重申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舰队战斗网络中，分布于各平台间的网络化战斗力比任何单独平台的力量更重要；对于活动于危险的近海地区的网络化平台来说，速度比机动性、隐身性更重要。塞布罗夫斯基对于速度的强调来源于其曾是一名喷气战斗机飞行员的服役背景，对于这样一种身份来说“速度就是生命”。

简而言之，塞布罗夫斯基提出的实际上是一种小型的、廉价的、能够基于网络体系进行作战的“水面战斗机”，其预设战场则是敌对国家的濒海近岸地区。但塞布罗夫斯基对于小型近岸快速舰艇需求的思考引发了大量争论，先是美国海军内部的一些人士从速度、有效载荷和续航能力之间存在必要的取舍这个角度来质疑其技术上的可行性。虽然后来塞布罗夫斯基的建议受到了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维恩·克拉克的重视，并在经过一系列演进之后，其设想发展为排水量大得多的濒海战斗舰项目（LCS）——从160吨级放大到3000吨级，几乎拓展了近20倍，从而以技术的方式回应了早先的质疑。至于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按照字面解释“濒海”指的是濒临大海的“沿岸地区”，所以其他各国所指的濒海舰艇往往是指近海区域作战的防御性轻型舰艇。而美海军的濒海战斗舰概念却与瑞典、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基于防御的轻型近海作战舰艇不同，按照克拉克对其的定义，濒海战斗舰是“发展一种平台，它能相对大量地部署并依靠灵活的作战模块，支持大范围的联合作战行动，保障海军部队在敌方水面舰艇、潜艇和水雷的威胁下进入濒海地区”。美国海军的濒海战斗舰将是立足于进攻，进行跨海近岸作战，为航母编队主力舰队充当急先锋，控制近海的作战舰艇，这也是为什么强调廉价的濒海战斗舰达到3000吨级的部分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濒海战斗舰需要在本土或海外基地加装相应任务模块后，再开赴战区进行近岸作战，为了保持相应的自持力与航程，3000吨是最低极限。然而，面对放大了的LCS，在其项目实施过程中，新的质疑声却又再次响起。

濒海战斗舰项目自身的麻烦

LCS项目自身所遇到的麻烦，无疑是给反对者们最好的口实——并非美国海军所有人都欢迎一种新级别小型战舰。首先来讲，无论是“自由”级还是“独立”级，这两种初始版本的濒海战斗舰只具备1~2个通道的点防空能力，这个能力是通过57毫米舰炮和“拉姆”防空导弹实现的，具备相当强的对掠海飞行反舰导弹的拦截能力，而软杀伤防御系统则是由“努尔卡”软杀伤系统提供，然而即便如此，这两型濒海战斗舰的防空能力依然是有限的。它们的生存力主要表现在自身的低可探测性上，而在高强度对抗环境下，必须依靠航母编队提供的舰载机等提供空中保护，这在很多反对者看来无疑是濒海战斗舰生存能力不足的一个证明。其次，高航速的要求构成了对主机马力和结构重量的苛刻要求。由于需要安装大功率动力装置以克服舰船在高速航行时所产生的峰值状态下的兴波阻力，濒海战斗舰要求的功率密度比传统的水面舰艇要大得多。例如，作为1艘3000吨级的水面舰艇，“独立”级和“自由”级濒海战斗舰动力系统的总功率达到了84.8兆瓦；而满载排水量为4100吨的“佩里”级护卫舰动力系统的总功率为30兆瓦、满载排水量为8300吨的“伯克”级驱逐舰动力系统的总功率为78兆瓦，濒海战斗舰的功率密度达到了“伯克”级驱逐舰的3倍左右。尽管采用了功率大、重量轻、价格昂贵的燃气轮机，动力系统占据比重过大的体积和重量仍然使舰船的有效载荷和舰艇的结构空间与重量受到了不少的挤压：包括武备、燃油等的有效载荷与舰船满载排水量比例比其他类型的大型舰艇要低，这导致了其作战成本要比其他类型的舰艇高得多。濒海战斗舰的船型选择和动力推进装置的配备是以高航速下的状态作为其设计优化的基准来进行的，其巡航状态下的舰船快速性效率不佳。实际上，在舰船的整个服役期中，以极限高航速航行的时间比例很低，因此濒海战斗舰的经济性也自然不会太理想。

再有，为了减轻舰体的结构重量，以保证在高航速下提高舰船的有效载荷，濒海战斗舰大量使用了铝合金材料和复合材料。作为一种易燃材料，铝合金的大量使用在减轻舰艇重量的同时，也带来了火灾的安全隐患；复合材料在高速作战舰船上使用是否适应未来作战环境也并未得到实战的充分检验。同时，由于有效载荷的限制，濒海战斗舰难以具备较高的续航力和自持力。这二者的不足将导致舰船作战半径和对危机反应能力的降低，在缺乏足够的外部后勤保障的情况下，作为侧重于跨洋到敌方濒海/近海区域作战的濒海战斗舰来说，续航力和自持力的不足无疑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软肋。另外，濒海战斗舰通过提高舰艇的自动化水平、采用可重新组合的模块化结构以根据需要更换不同的任务模块等手段，来实现降低舰艇人员数量的配置、以一种中型舰艇的吨位规模去执行大型舰只多用途作战任务的目的。然而，舰艇的模块化结构要求每名舰员必须有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这导致了舰员执行每种任务熟练程度的降低、训练周期的增长、舰员素质要求的提高等问题，多任务模块化技术条件下“全能型”舰员的训练基本功一般不如驱护舰上的“专用型”舰员扎实。同时，舰员数量的不足也降低了舰船突发事件下的应急处理能力，由此而造成了舰船生存能力的降低，这些技术短板不同程度上抵消了高自动化水平、多任务模块结构给濒海战斗舰所带来的技术优势。特别是，濒海战斗舰的少量舰员将难以执行人力密集型的海上拦截行动，对于这个问题，濒海战斗舰的总承包商也不得不承认，濒海战斗舰的最小化人力结构需要经验与衔级的合理搭配，40人的核心舰员组尚不足以满足其运行需求。他们正进一步努力，“力求以50人以下的人员力量，实现为保证濒海战斗舰自持力的舰载维护人员和担负警戒任务的恰当舰员规模”。这种说法，实际上委婉地承认了在自动化水平和人力需求之间，濒海战斗舰的设计存在着某种先天缺陷。还需要看到的是，具备在濒海/近海区域的作战能力要求濒海战斗舰必须具有浅吃水的特征，这一要求导致了舰船适航性和耐波性能力的降低。濒海战斗舰的最大航速只有在风平浪静的理想海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在波涛汹涌的开阔海域航行时，不仅其速度优势无从发挥，其船型特征还带来了适航性及安全性不佳的问题。这些缺陷对濒海战斗舰在开阔海域的自由行动构成了很大的制约。“独立”级濒海战斗舰的三体船型固然具有使舰船获得大甲板面积、比同排水量的单体船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适航性、高航速下兴波阻力小等优势。但相比单体船型，该级战斗舰存在主船体水下部分狭窄、空间利用率低、小型侧体内部空间难以有效利用、结构复杂、建造困难、消耗材料多等缺陷。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濒海战斗舰是以机动性好、进攻能力强作为其设计的侧重点，而对敌方攻击时的防护则难以进行全面的顾及。一旦低可探测性的防护性手段失效，相对于大型舰艇，濒海战斗舰的结构比较脆弱，其结构可靠性也较低，一旦受损也就更容易丧失战斗力。

LCS项目自身所遇到的麻烦不仅仅是设计上的还有工程实践上的，比如“独立”号濒海战斗舰在试航中，其铝质舰体与钢质喷水系统接合处就不止一次发现裂纹。在试验了很多电化学腐蚀措施后，通用动力的工程师们才认识到，常用于商业船舶的阴极保护系统（CPS）并不能满足濒海战斗舰的防腐蚀要求。令人感到尴尬的是，这类问题在使用钢制舰体的“自由”级上也发生过——在一次恶劣天气试航中，舰员发现“自由”号濒海战斗舰的舰体上出现了裂纹，这是由于焊缝缺陷和垫楔过小造成的。虽然在随后的维护中，工程师们修复了此裂纹，并在试航后检修中更换了更小的垫楔，然后还将修改后的设计用于“自由”级后续舰只的建造中，以更正高压力缺陷和效劳问题，同时也提高了合理性，使焊接工作更加高效，然而，这些工程环节上的瑕疵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这两型高技术浅水舰艇的信任感，并为反对者们提供了新的论据。

不过，比工程瑕疵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成本控制。为尽快交付舰队使用，濒海战斗舰的设计工作在需求最终成型之前就开始了，而其建造工作也早于设计工作的完结。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状况，导致成本超支、工期延长，因此不管是“自由”号还是“独立”号，海军都没有做好成本控制工作。早在2006年11月，美国国会的预算委员会就愤怒地发现，该项目要比预期的更加昂贵——美国海军最初计划在每艘濒海战斗舰花费2.2亿美元，而当时的成本估计已达到2.7亿美元。至于每艘舰上的任务模块，原本计划平均花费1.5亿美元，但当时的成本估计已达2.1亿美元。结果为了控制成本，2007年美国海军不得不发布了一项暂停建造LCS-3和LCS-4濒海战斗舰的命令——由于在重新签订合同方面海军无法与船厂达成一致意见，海军只得终止了这些濒海战斗舰的建造计划。直到2年以后，美国海军才于2009年以成本风险更小的价格签订了LCS-3和LCS-4濒海战斗舰的建造合同，保证每艘濒海战斗舰系统总采购成本在4.7~5.8亿美元之间，随后于2010年签订了2种舰型每年各建造10艘舰的生产合同。然而，变化的采购价格和浪费了的2年时间无疑又为反对者们送上了新的把柄。

变化了的环境

对濒海战斗舰的反对者们来说，更大的契机在于变化了的环境。美国海军发展濒海战斗舰的初衷是寻求一种低成本、高效率收割冷战红利的军事工具。用形式化的术语来说，就是美国海军在苏联解体后预见到了其水面舰队在未来威胁面前的不平衡和数量不足问题。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由冷战时期的单个、大规模公海敌人，转移至争端不断的近海海域。正如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维恩·克拉克所述的那样，濒海战斗舰将设计成“控制近陆战区”和“阻止敌人在近陆环境中以低成本非对称反介入击杀作战对抗美国舰艇作战。”根据战役兵棋推演分析，集群式快艇、柴油动力潜艇和水雷将依然是未来存在于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的挑战。因此，濒海战斗舰将执行三项作战任务，以确保友邦部队能够介入近海海域：反水面战、反潜战和反水雷战。这些任务是极为重要的，也将促进濒海战斗舰的发展以及未来运用。根据其效能，濒海战斗舰还要担负其他一些次要任务，包括情报监视和侦察（ISR）、国土防御和海上拦截、特种作战部队支援以及后勤保障等。在打击海盗、反走私、缉毒等方面濒海战斗舰更占有成本优势。这些低强度作战环境下的任务，由濒海战斗舰承担，可将航空母舰编队等主要作战力量解放出来，从而节约了使用成本。另外，濒海战斗舰还将用于执行海上外交存在任务，这是和平时期海军的主要作用。这些任务职能无疑是十分明晰的，对于弥补近海海域的作战能力不足问题不可或缺，但濒海战斗舰应对高风险环境能力不足的问题却始终令人担心。虽然作为回应，美国海军也不断强调，在中高强度作战环境下濒海战斗舰可能扮演的角色，如濒海战斗舰可用于与航母编队等主要作战力量搭配使用。航母编队首先利用舰载机、巡航导弹等远程攻击力量摧毁敌国海空力量，瘫痪敌国海岸作战系统，使其不能够有组织进行抵抗。在强行向海岸逼近作战中，濒海战斗舰充当航母编队急先锋，在舰载机的配合下，率先进入战区，驱逐、清理敌近岸的导弹艇、鱼雷艇、攻击艇，建立反潜防御圈并清除水雷，确立安全海域和航道，同时对敌海岸浅近纵深进行侦察打击，在航母编队等主要作战力量的前方和侧翼形成一条新的反潜、反不对称水面袭击的防御圈。在航母编队等主要作战力量在安全海域内对内陆深远处进行兵力投送、火力打击过程中，濒海战斗舰则可以在航母编队主要作战力量的外侧形成一条隔离带，阻止敌潜艇渗透，阻止不明船只靠近，避免不对称攻击。不过，濒海战斗舰的批评者们却仍将濒海战斗舰视为一种只能适应低强度作战环境的低性价比水面作战平台，而且这种批评随着后冷战时代假想作战环境的变化而愈发严厉起来。

这些批评声音的要点在于，苏联海军拥有北方、太平洋、黑海、波罗的海、里海大舰队和地中海、印度洋、南海三支分舰队，触角遍及世界各大洋，曾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海军抗衡的海上力量，所以冷战中的美国海军是以夺取制海权而存在的，以大洋深处作战为主。在失去了苏联这个对手之后，美国海军一度认为自己不再面临高强度作战环境，在没有对手争夺制海权的新时代里，在敌方近岸区域的低强度环境下承担起宽泛的任务将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濒海战斗舰的概念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被提出并被接受。但实际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绝对军事实力的下降，这种绝对军事实力的自我放逐本身就已经饱受批评。一些观点认为，绝对军事实力的裁减使美国不再有能力奉行全球遏制战略，冷战后的美国需要将相对有限的军事力量高效运用，在保持其全球战略平衡的同时，以期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最高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很难再轻松自如地应对全球任意地点的所有问题，1993年最终放弃干预索马里的军事行动正是其由于实力不足而放弃对非重要安全利益关注的一种体现。这样一来，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方法和主要威胁来源的定义重新作出思考成为美国冷战后的必要任务，在这些思考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前就被仓促抛出的濒海战斗舰只能是一个有欠稳妥的败笔，浪费了原本有限的资源。火上浇油的是，随着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中国海军的崛起和中国武装力量“反介入/区域据止”能力的不断增长，美国海军曾经预想的后冷战时代军事环境似乎马上就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于是在这些濒海战斗舰的批评者眼中，作为中国武装力量“反介入/区域据止”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力正在迅速膨胀的中国海军实际上是作为苏联红海军的影子在“回归”，未来将对美国产生严重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广泛地体现在美国的军事策略、外交和政治选择乃直至全球战略层面。无论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是否属于美国单方面臆造出来的结果，至少在目前看来，“反介入/区域拒止”概念已经在美国的军政精英层里引起了不小的忧患意识，并且美国军方已经以此为契机主张和推动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总结起来，这些影响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失去干涉和介入地区冲突的能力——按照美国的设想，台海地区是最有可能爆发中美军事冲突的地区，假如同中国的冲突爆发，美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形：在冲突爆发的初始阶段，美国位于冲绳岛和韩国乃至日本本岛的空军基地将会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作战飞机的组合攻击而失效；紧接着中国会利用包括网络战、电子战、反卫星和电磁脉冲在内的各种软硬手段打击美军的C4SIR系统，大幅削弱对前进部署及夺取制空权至关重要的指挥控制能力和早期预警能力，在距离中国沿岸约1500千米范围内形成一个丧失信息战优势的区域。此时，匆匆赶来的航母编队因直接暴露在中国的打击火力之下，只能选择尽可能远地撤离这片区域。除此之外，中国还会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作战飞机、潜艇、水面舰队、布设水雷、投放特种部队等方式，对美国在亚太纵深的后勤补给设施持续打击，削弱美国对战区持续部署的能力。美国军方相信，中国已经拥有了足够打击到位于第二岛链的关岛基地的能力，作为美军在亚太最大基地的关岛一旦失去作用，对于美军来说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他们认为，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已经对美国的军事介入能力造成实质性挑战，这种军事压力会施加到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中，动摇美国干涉地区事务的决心。

二是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在美国看来，类似的反介入作战不大可能仅仅发生在台海地区，中国也很有可能在其他地点使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来达成其政治目标。当冲突爆发时，美国军事介入的意志会因同样的原因而动摇。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的亚太盟友身上，美国将面临两难的境地：是以超出实际利益的高昂代价卷入冲突还是以丧失对盟友影响力的代价仅发出弱势的反应。如果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进一步发展，美国将逐步失去对其亚太盟友的保护能力。

三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动摇——美国认为，“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带来的影响会削弱对美国最为关键的军事优势，进而动摇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如中国在海湾战争期间观察美国的军事行动一样，美国的军事分析家们也在注视和思考着“反介入/区域拒止”所带来的新变化。“反介入/区域拒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新军事科技对传统战争形态的改变，而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首先表现为制海权能力的削弱，美国长期赖以维持全球制海权的航母战斗群已经被经常性地削弱为“打击群”。自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未建造一艘装备有反舰导弹的水面舰艇；缺乏必要防空和反舰能力的濒海战斗舰被大量建造，进一步稀释了本已不足的制海权资源。简而言之，在中国海军崛起的背景下，仅仅凭借美国海军现有的水面舰队可能已经无法掌控制海权了，而异想天开的濒海战斗舰正是罪魁祸首之一。

有欠公平的指责及反驳

虽然批评者们的声音似乎言之有物，甚至将自2017年以来，美国海军为“自由”级和“独立”级濒海战斗舰配置“鱼叉”反舰导弹的试验，作为指责濒海战斗舰在概念上存在先天不足，现在不得不随着高强度制海权作战的回归而打上“补丁”的“罪证”。但这种指责在濒海战斗舰的支持者眼中却是有欠公平和荒唐的，他们反驳的理由十分充分。他们指出，美国海军为“自由”级和“独立”濒海战斗舰配置“鱼叉”反舰导弹的试验，实际上是“分布式杀伤”概念验证计划的一部分。2014年底，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兵棋推演中，加装中程反舰导弹的濒海战斗舰令参演双方均受到显著影响。装备反舰导弹后，蓝方指挥官立即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濒海战斗舰，将其从局部的军事存在性角色转化为全海域进攻性作战角色。这一变化使得红方不得不使用宝贵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资源，试图发现那些更具威胁的舰艇平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濒海战斗舰的潜在作战能力有待挖掘。

“分布式杀伤”概念由美国海军水面部队司令部高层于2015年1月首次提出，这一概念针对美国海军在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环境中主要水面舰艇进攻性作战能力尤其反舰能力相对不足的短板，通过为现役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两栖舰和支援保障舰船装备相应的反舰导弹武器增强水面舰艇部队的中远程反舰能力，把海上进攻性作战能力分散到更多的中小型水面舰艇上，从而使美国海军从整体上在实施战略威慑和战役战术进攻方面减少对航母的依赖性，增强水面舰艇力量在平时、危机和战时等各个时期运用的灵活性。事实上，“分布式杀伤”概念的核心内容是：增强美海军水面舰艇攻击力，由3艘左右舰船组成“水面行动大队”，分散部署在广阔海域，增大敌方探测和打击难度，提高自身生存力、杀伤力；同时发挥美军技术优势，在分散平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对敌实施打击和摧毁，以消除“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确保美国的海上优势。具体构想是：通过将提升水面舰艇的攻击能力并分散部署，对敌方整个杀伤链，特别是前端的情报监视侦察系统(ISR)施加更大甚至饱和性压力，使之难以有效跟踪、瞄准、打击和防御。美国海军认为，在应对美航母战斗群时，对方如能发现航母，便可推断出其他舰船的大致位置，而且编队中各舰船承担的任务、攻击能力、威胁程度相对固定，可较容易地进行作战筹划、ISR和火力资源优先分配顺序。然而，按照“分布式杀伤”概念的要求，美水面舰艇分散部署，各舰都具备攻击能力，且承担的任务、彼此关系不甚明确，将使对方很难确定ISR及火力优先顺序，极大增加对方整个杀伤链的压力，轻则使其观察、决策、行动速度大大降低，作战能力严重削弱；重则使其整个杀伤链前端饱和，陷入瘫痪，由此实现“慑止对手进攻，使其丧失达成目标的可能性，确立并保持海洋控制权，投送力量”等作战目标。显然，无论从各方面来讲，濒海战斗舰都将在“分布式杀伤”概念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方面，“分布式杀伤”本来就是濒海战斗舰题中的应有之意。要知道，分布式作战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一定程度上是“新瓶装旧酒”或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回归。在冷战时期，苏联海军高度重视反舰能力建设，为对抗以航母为代表的美国海军大中型水面舰艇目标，在其航母、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大量大中小型水面舰艇上配备了型号多样的反舰导弹，并在使用和部署上也采用分散配置的方式，既可监控更广阔的战场空间，也避免了在敌人核打击或集中的空中打击下造成整个舰艇编队的损失。到冷战末期，随着“战斧”系列巡航导弹的服役，美国海军除航母外的大量中型水面舰艇如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逐步具备对苏联海上和陆地目标的远程打击能力，这也意味着苏联海军需重点盯防的“高威胁”目标将从之前数量有限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航母扩大到其他大中型舰艇。此外，对于俄罗斯海军在2015年10月首创使用轻型护卫舰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的目标，美国海军研究人士认为，由于在这一作战行动中轻型舰艇所展现的部署灵活性及其给对手在侦察监视和定位等方面造成的困难，从某种程度说，已经实践了美国海军仍处于纸面研究和探索阶段的“分布式杀伤”概念。从自身历史看，美国海军早在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中就使用过较小型的舰艇（如“宪法”号护卫舰）实施独立作战行动。在二战中，海军各级指挥官独立作战的案例也很多，如在诺曼底登陆中，因发现重要战机，驱逐舰指挥官没有等待上级指示或请求批准，就将作战方案从掩护小型船只转变为从浅滩向岸边发起炮击。所以，“分布式杀伤”也被认为是美国海军重回水面舰艇独立自主的作战传统，最大限度地威胁、破坏、毁灭敌方目标。也正因为如此，“分布式杀伤”本身就是濒海战斗舰概念中的应有之意。还在冷战高峰的1986年，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授韦恩·休斯就撰写了一部关于舰队战术的有影响力的著作，这部著作阐明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在导弹互射期间，舰队作战将有利于能够更长时间保持战斗力的一方，战斗力的生存能力可能通过将其从几艘大型导弹战舰上分布到一群分散的小型导弹战舰上来实现。正是这种观点启发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亚瑟·塞布罗夫斯基海军中将的相关研究，正是这些研究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自由”级和“独立”级濒海战斗舰。

另一方面，濒海战斗舰其舰体结构采用可重新组合的开放式结构，能根据任务需要组装、搭配不同的武器模块系统并实现“即插即用”。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思路提供了宝贵且负担得起的灵活性，这为今天主要承担反潜、反水雷和有限水面作战任务的濒海战斗舰拓展其任务范畴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濒海战斗舰及其搭载的任务包决定了其能够很快适应、拓展进入其他任务领域，满足不断发展的威胁的需求，而其他传统舰艇则缺乏这种适应性。对此，除了近年来美国海军在“自由”级和“独立”级上进行的反舰导弹适配性试验外（2017年7月19日，在“环太平洋”军演中，“科罗拉多”号濒海战斗舰则从安装在前甲板上的临时发射架上发射了1枚“鱼叉”反舰导弹，虽然这枚导弹没有预定目标，但验证了濒海战斗舰装备并发射专用反舰导弹的可行性），正在开发的新型任务模块将极大拓展这些舰只的任务能力——这些模块包括装载特种部队的住宿模块（不过现在的住宿模块还没有自己的卫生设施，需要使用舰员舱房里的卫生设施）；也包括装备完整LRASM-A反舰导弹的反舰模块；洛克希德·马丁甚至还提议研制“宙斯盾”模块，使濒海战斗舰具有反导哨舰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宙斯盾”模块本身与“标准”6导弹有着良好的兼容性，而“标准”6导弹又是一种既能反导又能执行防空和反舰任务的全能型导弹。2016年2月，美军一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发射了原来用于防空的“标准”6导弹击中了一艘退役护卫舰，此次试验是美国海军“分布式杀伤”概念的首次测试。同月，美国防部长卡特正式确认海军正在改进雷声公司的“标准”6导弹，使其具备打击200海里外水面目标的能力。卡特在发言中提到，“我们正在改进‘标准’6导弹，使其除了防御外，还可打击远距离水面目标。”改进后的“标准”6导弹会构成美海军强大的新型反舰能力，将装备于驱逐舰和巡洋舰，以满足“分布式杀伤”理念。2017年1月18日，1艘“伯克”级驱逐舰再次发射了“标准”6导弹，击中了停泊在夏威夷沿海的1艘退役“佩里”级护卫舰。显然，这种模块化的任务拓展能力与其基本模块框架本身所具备的远洋适应性、高机动性相结合，意味着无论是应对近岸浅水地区的复杂环境任务，还是在重新回归大洋深处的制海任务中，濒海战斗舰都是能被得心应手使用的一把“利刃”——它们的面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结语

濒海战斗舰这一舰种所具有的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当然，革命性意味着摸索，而在战术和技术的前沿摸索过程中，常会走一些弯路，毕竟在接近世界前沿甚至超越之后，“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更常见的情况。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尽管存在诸多质疑，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濒海战斗舰仍将是美式海权的技术载体和军事工具——漫长的概念孕育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谨慎决定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