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9日，延安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飞机，飞机在天上盘旋了好几圈，越飞越低，似乎是在寻找机场。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他正在和周总理在办公室聊天，听见飞机声后便向飞机场赶去。途中，张国焘问来的是什么人物，周总理似乎也不知道，只是说到了飞机场就知道了。

来到机场后不久，毛主席和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先后到了。中央当时已经知道了有人会从莫斯科回来，但确切的日子和如何回来，中央其实也不知道。

飞机缓缓降落，过了一会儿，王明从飞机上走了下来，陈云和康生则跟在他后面。大家于是上前彼此握手，热烈拥抱，随后赶回了中央驻地。

大家欢聚一堂，“所谈都是高兴的事”。谈话间，一位同志向王明问道：“以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

毛主席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把目光看向了王明。王明却回答：“根据中苏条约，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允许供国民政府调遣；我们这次坐空军的飞机回来，按条约也是秘密和非法的。由苏联飞机运输军火来延安，这件事恐怕很难办到。”

毛主席听了王明的回答有些失望，说苏联拿了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什么不能稍稍分给我们一些。大家聊了一会儿，决定在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并由王明来做长篇演说。

张国焘上次和王明相遇，已经是在8年之前了，当时他并不知道王明的到来会给他带来什么的

就在王明回到延安前不久，陈独秀的个人代表罗汉先一步来到了延安。罗汉和毛主席有旧交，也是党的早期领导者之一，后来因为同意陈独秀的主张，和陈一起脱离了组织。

当时陈独秀已经从蒋介石的监狱中获释，受他的委托，罗汉来到了延安和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罗汉说，陈独秀对于党的历史是有过贡献的，他的两个儿子都为党牺牲了，他本人也支持抗战，赞成党的统一民族战线政策，希望“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重新团结在一起”。

毛主席对罗汉的到来感到欣慰，在他看来，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至少陈独秀先生的态度和托洛茨基的死硬态度是大不相同的。据张国焘观察，“他（毛主席）似乎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张闻天和罗汉进行了多次商谈，达成了双方都同意的19个条件。张国焘回忆说：就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时候，“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

王明甚至将陈独秀诬陷为“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提出反对，“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

张国焘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回忆王明坚决反托派的事情，是因为这件事和他关系很大，甚至可以说改写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张国焘说：“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我的。”有一次，他和王明单独谈话时，王明问他35年的毛尔盖会议争论的症结在哪里，张国焘承认自己当时有“争军事领导权”的意思。

这已经是张国焘的示弱之举了，但他没有想到，王明却回答：“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已经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张国焘突然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间难以接受，他激动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安慰他：“你不是托派，不过是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继续为李特、黄超辩驳，“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李特、黄超是张国焘多年的部下，从1931年就开始跟着张国焘一起工作了，李特是张的参谋长，黄超是张的秘书长，这两人堪称是张国焘的左膀右臂，绝对心腹。比如李特，当年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就是他不依不饶追了上去。

据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李特气势汹汹，带着手枪走近了毛主席，是军事顾问李德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十米外”。

尽管李特、黄超做过一些错事，但要说他们是托派，实在是没有证据，王明同意把他们处决，更是严重了违反了组织的纪律。

张国焘坦言：“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中央对张国焘的批判他还能接受，还能看到改正的希望。那么，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惧。

张国焘对王明的手段是有深刻认识的。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击和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的。

张国焘陷入了深深的战栗。从这时起，他就开始打算叛变革命了。

38年1月，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他把工作都交给了秘书长伍修权，表面悠闲自得，在农村和山野闲游，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被派往中部县参加祭祀黄帝陵的行动，并趁机联系了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随后踏上了自己背叛革命的路。

张国焘走的时候，连个警卫员都没能带走，更来得及带走自己的妻儿。张国焘走后，中央派人去问他的夫人杨子烈，看她愿跟谁走，杨子烈说自己要去找张国焘。

4月下旬，中央派人将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和他1岁多的次子从延安送到了武汉，让他们夫妻父子团聚，足见中央已做到了仁至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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