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了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的政治路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领导发挥勇于自我批评、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先后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不足做出了诚恳的发言。

但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王明。据胡乔木回忆：“尽管他发言两次，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

王明的表现令与会同志普遍感到不满，谁都能听得出，他是在节外生枝，转移目标，想把水搅浑，以此来保护自己。

鉴于王明的态度，毛主席在10月7日与王稼祥、任弼时同志一起，找到他谈话，但王明的态度依旧顽固，他决定与中央争论到底，如果不行，就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到10月12日，中央再次召开会议，王明拒绝参加，理由是他突然生病了……

王明对于九月会议无疑是非常抵触的，但在当时，碍于种种因素，王明不能直接表示自己的不满。到了1974年，跑到苏联养病一去不归的王明出版了一本他的个人回忆录，并在书中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描述了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在王明的口中，他不仅被“强迫住院治病”，当时的主治医生金茂岳还试图“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置我于死地”。事实真的如此吗？

王明的主治医生金茂岳是当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妇产科大夫，1935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在校期间曾留在校医院的妇产科工作过一段时间。1938年1月，金茂岳跟随红十字会来到了西安，又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的安排下来到了延安，进入中央医院工作。

据金茂岳回忆，王明当时住院是因为他有心脏疾病和扁桃体炎症，住院后不久，他又出现了便秘和卡塔尔黄疸的症状。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技术水平有限，王明在接受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也在服用甘汞来清泻。

就这样治疗了一段时间，王明的症状有所好转。金茂岳于是通知护士停用甘汞，但当时的情况是，医院里的护士分成白班和夜班，金茂岳只通知了白班护士，而没有通知夜班护士；或者说白班护士在交接工作的时候，没有把停用甘汞的消息转告给夜班护士。

金茂岳承认，自己当时在工作中犯了粗心大意的毛病，也没有认真检查护士的记录。

就这样，王明又连续服用了几天的甘汞，结果病情开始加重。最后，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同志请来了当时延安著名的中医李鼎铭先生，让他对王明进行治疗，经过李鼎铭的治疗，王明的病情最终得以好转。

据当时在中央医院工作的黄树回忆，金茂岳是妇科医生，过去也一直在妇科工作，对内科的工作不熟悉。本来甘汞应该用粉末剂，但金茂岳却用了水剂加重曹（重曹即碳酸氢钠，也就是小苏打）。这种药本来是不适宜长期服用的。在检查的时候，医生们发现王明的尿液中有汞，问题就被发现了。

“王明说金茂岳要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毛主席当时很注意这件事，要求一定要弄清楚，于是傅连璋组织马海德等医务人员进行会诊。”

不可否认，金茂岳在工作犯了错误，但在当时人手短缺的情况下，也不能把这件事完全归罪到他的头上，至于把医疗事故和蓄意谋害画上等号，就更加是罔顾事实，小题大做了。

对于王明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金茂岳要害他，金茂岳倍感委屈，他说：“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王明是教条主义者。”

金茂岳的爱人，当时在中央医院当护士的黎平也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王明犯了错误，只知道他是中央委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九月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央的王明问题的结论如何，很多高级干部都不知道，金茂岳作为一个医生，如何能事先得知？

巴方廷是王明当时的警卫员，据他回忆，金茂岳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王明病情加重感到非常愧疚，他曾当面向王明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希望取得他的原谅。

但王明并没有决定放过他，他不断向中央告状，说自己怀疑金茂岳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最终金茂岳在1943年7月被要求配合组织调查。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给弼时、富春同志转毛主席及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的信》中说得更为详细，她说：“因为金茂岳是红十字会派来的，又与侯大夫关系很好，而侯是东北人，有些可疑。”

如果仅仅是配合组织调查，金茂岳或许当时就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倒霉的是，金茂岳当时又赶上了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最终金茂岳只好承认自己是特务。到1945年，组织查清金茂岳是无辜的，并恢复了他的工作。

然而，这件事在王明的回忆录中，却有了另一种言之凿凿的说法，他说金茂岳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后，有跑到他那里，跪在他的床前痛哭流涕到：“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您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王明还煞有介事地说，金茂岳亲口向他坦白，是某某指使他做这件事的。

王明的回忆漏洞百出：

他的妻子孟庆树明明说金茂岳有特务嫌疑，在他这里，却成了受一位领导的指使？金茂岳在1945年重新获得清白的时候，王明当时也在国内，他为什么不反对？如果金茂岳真的受人指使，王明为什么轻易放过，没有继续追究？如果是因为不敢的话，那他为什么又一直在国内待到1950年才去苏联？这期间他有9年的时间，为什么不趁机找个借口离开？而他的这9年，为什么又能安然无恙地度过，甚至还被批准到苏联？

“下毒说”同样无法解释以下这件事：1943年9月9日，毛主席给在重庆的董必武发电：“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

按照王明自己的说法，中央怎么会主动让他离开延安去苏联，这不是放虎归山？

在43年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树还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其中写道：“最后，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已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

孟庆树的这封感谢信，和“下毒说”也完全是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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