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宦官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明朝的历史某种角度上也是宦官和朝堂文官们的斗争史。对于明朝的宦官干政,不少人认为太祖朱元璋是异常排斥和防范宦官干政的,只是后世皇帝们没能遵循他的制度,坏了规矩(主要指明英宗宠信王振)。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洪武元年,刚刚登基的太祖对于宦官的定义很简单 – 处理宫廷杂役、替主子跑腿办事的奴仆。而且太祖认为汉唐之所以宦官为祸,并不是宦官本身有多大本事,而是皇帝给了他们不该有的权力。
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明太祖宝训》
在太祖看来,只要将宦官们限定在他们原本的位置上,他们就只能是奴才,闹不出什么乱子来。只能说太祖此时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没明白汉唐的宦官们为什么能获取“不该有的权力”,只是主子一时失察么?
基于这种认识,在为宫廷初定宦官编制的时候,太祖只定了两百人。但是这个编制却在太祖自己的首肯下不断扩大,洪武五年就突破千人。至洪武三十年,扩张成拥有十二监、八局、四司(俗称二十四衙门)总人数达数千人的庞大组织。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太祖他需要这么多宦官。
为了维护皇帝的威权和他高高在上的地位,皇帝日常的衣、食、住、行都要按照整个皇朝最高标准去执行。这除了要耗费大量金钱和资源外,还需要大量人力(如侍从、仪仗、护卫等)。其中很多工作宫女由于生理原因,没有能力去完成。
注:电影《末代皇帝》里溥仪带第一次入宫的弟弟溥杰巡游故宫那段戏,很好地说明了皇帝日常生活对人力的大量需求。
而后宫对正常男性的严格排斥,导致宫廷里的很多工作只能交由宦官去处理。所以两百人对于宫廷和皇帝来说,自然是远远不够了。
《出警入跸图》局部 描绘明神宗出行的图卷
皇帝在享受至高的权力的同时,多多少少都会放纵自己在物欲上的需求,毕竟享受生活也是他们追逐权力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太祖也不例外,只是相对于别的皇帝他克制得好一些罢了,太祖的嫔妃数量就可以旁证这一点。
而宦官的主要工作就是服侍皇帝,所以太祖想要生活变得更舒适、气派,就得先扩充宦官队伍。通过二十四衙门的名字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为了满足皇帝及其嫔妃们衣物方面的要求,设有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分类制作,而衣帽配饰的管理使用则另由尚衣监负责。
明朝的宦官队伍就是为满足太祖的私欲而急剧膨胀的。不要为太祖开脱,他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他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就劝谏过他“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太祖只是不听而已。
人员一多自然鱼目混杂,而太祖的时间宝贵又不可能亲自去监管、安排他们的日常工作。加上宦官身处后宫的特殊位置,也意味着这类工作不能交由外朝人员去完成。那就只能从宦官中提拔人选(太监)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由他们负责宦官队伍的日常运营。
这其实已经背离了太祖的初衷,太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无法解决问题。因为他不可能去压缩“皇帝”的欲望,从而对宦官缩编并亲自管理。这个时候太祖只能拿出了他惯用的手段,重典威慑:
内使等有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者,凌迟处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斩,首者赏银三百两。
《明太祖实录》
洪武十三年,太祖的一个举动,让他以及后世皇帝们对于宦官的需求又进一步加剧。这一年太祖为他自己和他的儿孙们挖了个大坑,发起了“胡惟庸案”,取消丞相制度并关闭中书省。
没有了丞相和中书省,太祖是将皇朝大权集于一身了,但是他同时也将皇朝的麻烦集于一身,皇朝上下所有事务都需要太祖一人亲自决策。虽然太祖有劳模的精神和毅力,但是个人能力、精力有限的事实,让他无法独自完成所有的工作。
对于皇朝而言,处理政务就是权力。皇帝无法完成,要么放弃撂荒不干,要么就委托他人。而委托外朝官员,不就是把刚收回的权力又还回去了么?因此太祖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了他身边的奴才 – 宦官,开始利用他们完成一些朝政。
在太祖准备“胡惟庸案”时他就开始使用宦官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了。例如安排宦官金丽渊代表明朝出使朝鲜并护送朝鲜流民返国。
洪武十一年,太祖开始让宦官们接触皇朝的核心权力 – 军权。当年太祖先后派遣内侍昊诚、尚履、吕玉等前往各地军营视察军情并检阅军容。
此后太祖派出宦官代表自己至各地传送军令、监察和检阅军队成为了常态,这实际开创了明朝宦官监军的先河(洪熙朝仁宗以祖制为由让宦官监军成为了制度)。
注:太祖让宦官视军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工作非常耗费时间,他自己不可能亲自去完成。另外,涉军事务非常敏感,谨慎的太祖也不相信外朝官员们(后世皇帝们基本是一样的原因)。
太祖自己的解释是,他只是让奴才跑腿传话 -- “汉、唐宦官之祸,朕深鉴之。故此辈左右服役外,其重者使传命四方而已”。但是所有的人都清楚,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只是简单传令,皇帝为什么不通过兵部和五军都督府这种正规渠道呢?
皇帝派内官传令,是想要传达不希望外朝知道或者不希望外朝干预的信息或军令。被派出的宦官代表他朱元璋,他们说出的话,发出的指示不管是不是太祖交代的,军队将领都会认为这是太祖的意思。
这可不是跑腿传话这么简单,这是实打实的权力。太祖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他也需要军队有这个认识。因为太祖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朝堂官员、将领不信任,而且他要加强对明军的控制并清洗明军。
“蓝玉案”就是这种操作的典型代表。
太祖先以操练为名将明军主力集中到山西晋王辖区,然后将冯胜、傅友德、常升等高级将领急召回京。随后他在京师对高级将领下手,他的儿子晋王则在山西清洗明军的中下级将领。
因为此时太祖根本不信任朝堂,所以负责将山西的明军按派系打散、调开,并且在太原和南京之间协调、传令、通气、沟通的不是锦衣卫就是太祖身边的宦官。
此后随着太祖对朝堂功臣勋贵清洗的加剧,宦官们也开始肩负越来越多的职责。例如传旨、出使、核查税额、主持马市茶市等。虽然制度上没有赋予权力,但是在皇权的纵容下,宦官这个群体已经全方位地渗入了朝堂政务中,开始实际掌控朝堂权力。
太祖也意识自己为皇朝制造出了问题,因此他在宫廷中立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太祖的真实意图是他允许宦官有权并参与政务,因为很多政务他需要宦官去处理,但是他不允许宦官们决策。简单说就是不要有想法,按主子意思干活就行了。
但是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太祖可能没明白汉唐的宦官为什么能获取“不该有的权力”。其实对于宦官而言权力没什么该有和不该有之分,他们的权力都是皇帝意志的延伸,都是来源于皇帝。汉唐皇帝们的问题是,不能有效回收权力。
因此太祖立的铁牌是没有意义的,皇帝自己的意志最终决定了宦官们是不是“干政”。
所以成祖登基后,给予宦官大量权力,因为他要依靠他们去控制自己篡下的皇朝;宣宗开设内书堂系统性地培养宦官处理朝政,因为他一个人精力有限无法监控处理所有政务,为了不被朝堂官员忽悠就只能找帮手。
最后太祖的孙媳妇太皇太后张氏,为了自己的孙子能大权不旁落。将朝政处理改为“票拟披红”,正式将宦官升级为皇帝的政治帮手。从此明朝也就进入了“皇帝、朝臣、宦官”三角政治的时代。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坑是太祖自己挖出来的。
那也没办法,文官集团权力太大,皇帝总得找帮手制约吧。明朝又不像清朝,八旗,王公大臣,满汉文官都能在政局上插一脚,权力相对分散,再加上皇帝是满人。明朝实际上就是皇帝跟文官集团的权力之争,皇帝一张嘴哪里斗得过?宋朝皇帝喜欢用一些听话的维护皇权的文官,但口碑都很差,当然权臣也不少。其实明朝算不错了,至少皇帝没有被完全架空过,那么多首辅算得上权臣的也就张居正,还是因为万历那时候岁数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