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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勤奋读书，就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也是穷人翻身的大好机会，即使是科举最后一名进士，也有做官的资格，要是有朝一日高中状元，更是光宗耀祖。

想要一步登天可不容易，古代的状元有且只有一个，全国考生中的佼佼者，当上状元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文曲星下凡，今非昔比。直到1905年，清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

取消后“状元”这个学历还能作数吗？

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又过的如何？

刘春霖出生于1872年，是河北省肃宁县人，后来迁居天津。

父亲是保定府衙的一个小官差，母亲在一个知府家当奴婢。家中并不富裕，在六岁时，父母养不起他，把他送到乡下交由哥嫂领养，哥嫂一家待他不错，八岁的时候就送他去上学，小时候的他学习极有天赋，而且十分刻苦。

长大后父母把他接了回去，并且带他去了河北保定莲池书院读书，在书院受到了专业的教育，至此开启了他的科举之路。

1904年参加科举后成为了天津第一个金榜题名的状元。

其实当初殿试的阅卷人定的状元并不是刘春霖，而是朱汝珍，刘春霖排名第二。

按照惯例，考完试后，主考官将从273份考生试卷中选出10份，依次按排名叠放，呈送给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翻开就看到了第一张朱汝珍的试卷，只见卷上文章词藻华丽，字迹流畅，可用的字体却是粗笔楷书，慈禧平时比较偏爱清新淡雅的字体。

再看到朱汝珍的名字，“朱”字同音“诛”字，“珍”字又让她想到了被自己害死的珍妃。

珍妃13岁就入宫成为珍嫔，之后也是光绪后妃中最宠爱的一位。慈禧不喜欢她，因为珍妃得宠，慈禧自己的亲侄女隆裕皇后就受到了冷落。

珍妃思想新潮，支持光绪皇帝变法，暗中还帮助光绪帝夺权，这让慈禧更不愿珍妃在皇帝身边，处处针对珍妃，将其降为贵人，实施囚禁训诫杖刑。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只想带着光绪帝和亲侄女一起出逃，并以各种借口表示带着别人不方便，珍妃她年轻气盛有姿色，把她留着怕惹出祸端，做出有辱皇家之事，慈禧命人把她扔入了井中处死后，离开了北京，珍妃当时年仅24岁。

朱汝珍籍贯在广东，广东更是慈禧痛恨的地方，1851年，组织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1894年成立了兴中会高举革命旗帜的孙中山，1898年进行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是广东人。

慈禧回想着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这张试卷也是越看越感到厌恶。

原来本是清代状元的朱汝珍，因为姓名与籍贯的缘故，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榜眼。

第二张是刘春霖的卷子，他一手小楷写的十分好看，慈禧太后再看名字，认为他的名字有吉祥之兆，恰逢当年碰上了大旱，“春霖”两个字有春雨落下的意思，此时正想要一场春雨。

迷信的太后御笔一挥，刘春霖就在阴差阳错下，因为名字被定为状元，随后担任了清朝的翰林院修撰，等同于皇帝的秘书。

科举制度创建于唐朝，随后一直沿用，清朝承明朝的制度，考试变得更加严密，弊端也逐渐严重，到了后期，科举制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繁琐的程序已经不能满足清政府急需人才的现状。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北京，清朝国土分裂坍塌，政府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改革之事迫在眉睫，袁世凯等人多次上书，表示大清已经没有10年的时间可以等了。终于，慈禧太后“痛定思痛”，施行新的政策，开始逐步废除科举，减少科举名额，并将科举的经费用于建设各地中小学校。

改革也意味着很多人会彻底失去入仕为官的机会，保守派强烈反对，可形势所迫，在1905年从逐渐过渡到“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撤掉了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

至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宣告终结。

晚清政府动荡，当时社会流行出国留学，同年1905年，刘春霖被派到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

刘春霖如果生在和平年代，必定前途无量，他一心想要报效祖国，可他出生在封建末年，皇帝没了，大清都亡了，他又该怎么完成自己的抱负呢？

1907年，刘春霖从日本留学归来，成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高材生。回来后成为了资政院的议员，随后也是参与了许多爱国运动。

可是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下台，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民国。

大清的灭亡，对刘春霖打击极大，闭关隐居了两年。

两年后，刘春霖相通了，在这个关乎家国存亡的时期，自己不能无所作为。

“状元郎”的名号在民国依然响亮。

当时袁世凯是大总统，邀请刘春霖当总统府内史，不过也是一个闲职，袁世凯只是需要个“状元郎”为自己充牌面。

任职期间，他还兼职农业试验场场长，推广新的农业科技技术，开班专门培养农业和气象领域的人才。可当时的环境，农民并不好过，科技不见成效，人才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这场工作无疑是彻底失败了。

在总统府这段时间，刘春霖亲眼目睹到了军阀割据的内部战争，腐败混乱的社会，外敌入侵国不安宁，每一件事情都冲击着刘春霖的三观。

刘春霖对国家兴衰颇感忧虑，可自己的能力不能改变现状，也让他感到身心俱疲。直到1928年，刘春霖辞去公职不再参政，隐居北京。

辞官后的刘春霖，以卖字为生，日子比在当官时顺心多了。

刘春霖诗书画的造诣都极高，擅长书法，尤其是他写的小楷，清秀刚劲，堪称一绝。

先后也在香港，广东出版了多部小楷字帖《大唐三藏圣教序》、《兰亭序》、《灵飞经》等。

在书法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大楷学颜，小楷学刘”，颜是颜真卿，刘是刘春霖。可见后世对其书法的肯定。他生前所写的真迹，极具收藏价值，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有许多件他的作品，有的也时常显身于各大拍卖行。

那时开店门头上挂的匾额，客室挂的作品，都是要请文人来题写的，刘春霖是民国著名书法家，名声享誉华夏，花大价钱找他题字的人自然不少。

刘春霖名声大，找他的不止当地的人。

上海大亨杜月笙也曾找刘春霖“点主”。

当时杜月笙在上海发迹，后来衣锦还乡，准备兴建杜氏家祠。

“点主”又是什么呢？

所谓“点主”，就是给亡者的木牌上点墨。灵牌上写的是“某某之神主”，前面的字可以是普通文人题写，但“王”上的那一点，十分讲究，必须要德高望重之人来，需是文人，不能涉及“杀生”，不然则意为“不详”。

这画龙点睛的一笔，杜月笙请来了刘春霖题写，这随手的一笔，就价值30根金条。

民国时期，名门大户的丧仪之事，大多来找他“点主”，收入颇高，虽然有损骄傲，但在这乱世，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街上开了许多日本人投资的东洋商店。

来找刘春霖的日本商人一个接一个的到访，各个都带着好礼，出价极高。

其中有一个日本人——加藤，他在北平开了一家自行车车行。加藤早就听说过刘春霖字写得好，于是慕名而来，找刘春霖给自己的“富士车行”题一块匾额。刘春霖不愿给日本人题字，加藤多次请求，后来还提出一个字一个金条的价钱，可刘春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后来只要是日本人求字，他一概拒之门外。

刘春霖“油盐不进”的行为也让日本人恼怒。

自然也不能让刘春霖安稳生活在北平，他被日军抄家，赶到大街上，家里字画财物统统抢走。

刘春霖最终托多方关系，花光积蓄，搬回了老家河北省肃宁县。

刘春霖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守住了自己的文人气节，宁作华丐，不当汉奸，不忘初心，不做亡国奴。

回乡后的刘春霖开启了自己的爱国道路。

在乡下长大的他，知道农村孩子读书的不易，在县里的石宝村建了一座小学堂，学堂的房屋，桌椅和教具，都是由刘春霖个人出资购买的。学堂上的匾额提有“铸才炉”三字，边上还有石碑一座，上面写有《劝学篇》。这个石碑至今保留完好。

他在北京居住多年，期间一直在进行自己的教育事业。后来与旅居北京的河北知名人士一起筹建了一所中学——燕冀中学。

起初学校只招收同乡的河北籍学生。后来学校日益扩大，不再限制户籍，也成为了当时市里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

1933年夏季。河北，河南，山东地带洪水泛滥，受灾严重，人民流离失所。

刘春霖与谷钟秀·齐振林等河北知名人士们组织成立了“河北移民协会”。协会主要工作就是救济灾区难民，组织领导无家可归的人们迁徙到城东南海子一带。当时的刘春霖已经是个62岁的年迈老者，可还是为了救灾行动，各方奔走，募集捐款，联系协助政府。

移民行动顺利开展，海里子移民日益增多，村庄逐渐扩大，人民辛勤劳作，把南海子这一块荒地变得生态宜居。

刘春霖于1944年在北京家中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其墓地在河北保定市。他虽生活在乱世，可没有随波逐流埋没自己的才华，也没有因强权势力而失了本心，而是在尽自己所能为家国付出，是一位真正有骨气的末世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