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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各朝各代都绕不过去的最终刑罚,即使在不同朝代中,还有有各种不同的死法,但都殊途同归,都是将人从这个世上彻底地抹去,而受到此类刑罚的人,大多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比如唐太宗,他是一个开创出贞观之治的君主,在他治理期间,最鼎盛的那段时间,甚至可以夜不闭户,人民的安康离不开他的治理,作为一个明君,他的眼中就容不下沙子,面对那些贪污的官员,他定下的最严厉的刑法,便是凌迟。
凌迟,是一种很惨的死法,死之前会令人痛不欲生,那么,死刑是否能有效抑制,甚至是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呢?
“反腐先锋”朱元璋睡虎地秦简中记述:秦代对于官员有“五善”,分别是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以及恭敬多让”,而“清廉”便排在“忠信敬上”后,稳居第二,由此可以看出,反腐败不是现代才出现的新意识,而是很久之前就有的。
纵观历史,很多皇帝都在反腐败的道路上,做出过自己的努力,奈何效果看起来都很一般,而历史上反腐败力度最大的,还要数明朝的朱元璋。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草莽出身,正因如此,当他得到天下之后,对付腐败这个毒瘤,那是恨之入骨,只想拔之而后快,而他在反腐败上做出的努力,也是整个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在当时达到的效果也很显著。
朱元璋将官员的俸禄降低,他认为“饱暖思淫欲”,若是吃的住的太好了,就会产生贪念,所以特意让官员们低薪工作,为的就是让他们清廉节俭,以为这样,便能从根源上扼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官员们拿着微薄的薪水,朱元璋也以身作则,是位十分节俭的皇帝,故而官员们,也没什么好说嘴的,不止如此,为了扼制官员之间的腐败现象,朱元璋还制定了各种规定,并制定了一套财税制度。
朱元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将整个国家的财政分配权一手抓,不仅严格把守各地的税收,而且各地的账本,也都是要按时送到中央去的,这样的财政模式,还有人专门取了个名,叫“洪武型财政”。
所谓的“洪武型财政”,即全国各地所有账目,都需要到中央的户部进行核账、销账,如果地方的账目和户部的账目对不上,便无法进行结算,需要打回去重新核算,等到再次去户部进行核账之时,文书上还需要带有原地的机关大印。
这样的流程不可谓不复杂,尤其是古代的社会背景下,人力物力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每次外出本来就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而当时的“洪武型财政”制度背景,导致官员们都不得不,频繁地奔波在两地之间。
用当时的行进速度来看,正常情况下,从地方去到中央,光是往返一趟,都要三个月左右,一年也就十二个月,可一趟往返就占了四分之一,对于官员们来说,也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要做,自然是要想办法避免核算不对,被打回去重新再来一遍。
然而,怎么避免却是个大问题,钱和粮这两样,又不像文书一般,写了几个字,就是几个字,钱和粮在运输过程中,由于各种不可控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损耗,那这些损耗怎么办呢?
鉴于账目不能发生错漏,否则就会打回原地,官员们又无法预知路上的损耗,该怎么保证账目的准确性呢?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官员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空印文书”,即文书上只有盖章,而无文字,为了方便计算,官员们都会选择带着这样一份“空印文书”,到了户部之后,他们再将核算好的数目填上去,这个数目便包括了路上的损耗。
如此一来,等到户部核算的时候,便不会有所错漏,官员们也不用面临打回去,重新再浪费三个月的困境,大家对此也都心知肚明,一直都是采取着默认的态度,但这样的做法,终究是后患无穷。
朱元璋的天子一怒有一天,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勃然大怒,这“空印文书”的存在,岂不是给贪污腐败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
朱元璋的本意是要集权,统一管理各地的财政收入,就是为了避免贪污,整顿腐败的风气,却没想到给了他们一个随意填写数额的机会,让他们贪污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途径可查!真是岂有此理。
为何这么说呢?上面说到,“空印文书”采用的都是只有盖章,没有文字的形式,官员们在进入户部清算之前,完全可以想贪多少,就贪多少,他们完全可以在清算之前贪墨,而账目在户部中依然是正常的。
这中间这么久,足以让官员贪得“饱饱的”,正是想到这点,朱元璋意识到腐败不是一般的严重,为了重振朝纲,他并没有如同其他君王一般,搞什么徐徐图之,而是直接连根拔起,在朱元璋心里,从来没有什么怕犯“众怒”的想法。
他直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所有涉事官员全部抓了起来,由于经手财物的官员太多,又遍布各个机构,自从被朱元璋统统揪了出来之后,财政系统一度瘫痪,经过统计,涉案人员高达数万人。
此事件,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空印案”,在此案中,朱元璋可谓是,把整个财政系统进行了一次大洗牌,他以雷霆手段肃清了腐败的风气,被抓的、流放的、判死刑的,数不胜数,其中被判死刑的人数就以万计。
一时间,朝野震动,腐败的风气一下子都被扼制住了,但这也仅限于朱元璋在位的时候,等到他一死,之前他为反腐败所做的种种,便都不管用了,官员们都开始步入腐败的流程,尤其是到了后期,腐败的风气嚣张得不行。
崇祯元年的韩一良,曾经在奏疏中,描述过这个时期的官场黑暗,里面提到官员上任全靠买,各级官员都有不同的定价,只要具备相应的钱数,就具备当官的资格了。
不止是买卖官职,就连所谓的,专门监察百官的职位,也都是看钱来评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级官员都纷纷行贿、受贿,但凡是有不照葫芦画瓢的,都会被排挤,于是,不管他有着什么样的初衷,只要还想在官场混,就不得不“同流合污”了。
于是,朱元璋不惜一次性拔除财政贪污,致使死伤无数,也要建立起来的廉洁风气,就这样土崩瓦解,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然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皇帝,他不但没有朱元璋那样英勇,也不算是个特别好的君王,但就是这样一个听起来,似乎不尽人意的君王,却用了一种相当温和的方式,在反腐败的路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他就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这位皇帝的历史评价,比之朱元璋来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众人对赵恒的印象,大多是来自不少影视剧中,关于杨家将的戏份,在剧中,赵恒不是在冤枉杨家将,就是在冤枉杨家将的路上。
这位叫赵恒的皇帝,在正史中的形象也没有光辉到哪去,简短的概括一下,他的一生统共也没做过什么大事,前半辈子和辽国签合约,后半辈子更是犯了很多皇帝都会犯的错——沉迷追求长生。
赵恒的反腐之路但就在他这看似毫无顾忌的一生中,居然还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他的反腐败功绩斐然。
赵恒没有朱元璋的手段,也没有朱元璋的魄力,但他在反腐败的道路上,走得还挺好,甚至,没有任何一个贪官,在他的决策下领了盒饭,对比朱元璋的铁血手腕,赵恒看起来似乎也太弱了,这样的君主,还能反腐败?
当然能,在赵恒如此“温柔”的统治下,北宋的政府官场氛围,不仅没有腐败成风,反而廉洁之风悄然兴起,在这般不可捉摸,甚至看起来有些诡异的情况下,其实蕴藏着他别样的智慧。
虽然赵恒未如朱元璋一般,大刀阔斧的整顿朝野,但他却制定了全新的制度,身为君王,势必要对手下的人有清晰的认知,而赵恒就很明白,他知道北宋有个大症结——裙带关系,这种关系使得诸多官员之间牵扯颇多。
而裙带关系的症结由来已久,北宋历经五代十国,于开国之初就有一个无需考试,便能做官的途径——推荐,也正是因为可以通过推荐当官,裙带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了,处理起来相当困难。
面对这个制度,赵恒想到的解决方法不是改革,而是类似于“连坐”的制度,他规定,凡是被推荐的官员有什么过错的,举荐者也难辞其咎,于是,在推荐这一项上,便逼迫着众官员慎重了不少。
光是有连带责任,若是真有人才,却没有人敢推荐怎么办?岂不是错失了良才?考虑到这一点,赵恒还规定了,凡是被推荐的官员,做出了什么政绩,举荐者也能受到表彰,如此一来,也更能鼓舞大家推举人才。
关于推荐官员这一项制度,赵恒给出的解决方法,大大降低了腐败贪污的现象不说,大家在推荐的时候也更加用心了,官场上风气也就慢慢被扭转了。
官员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国家而言,还有一项重大事情,那就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最难治理的,除了金钱容易使人蒙蔽双眼外,也是因为财政很难彻底清算,所牵扯的东西过于复杂。
针对财政问题,赵恒也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那便是“会计录”,即赵恒设计的专业文件,专门用来统计全国的财政收入,文件内包括全国各地的具体数额,并详细记录了各官员的工作状况。
赵恒可以通过这个,来评估官员的水平,也能同时达到监察和鞭策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阅览全国财政情况,在赵恒的努力下,有效改善了腐败贪污成风的官场,比之朱元璋那“天子一怒,伏尸百万”的大举措,效果也不遑多让。
所谓“以史为镜”,上文种种迹象表明,“死刑”并不是扼制腐败的唯一途径,也不是必要途径,在面对腐败这一历史难题之时,可以往其他方面进行思考。
参考资料:
《宋史》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