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越国起源，史记上记载的很清楚，即：“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以过去百年考古看，夏朝晚期都城斟鄩理应在二里头遗址，南阳方城八里桥遗址是夏朝诸侯，但越国远在浙江绍兴一带，与夏都相距实在太远。因此，即便坚信夏朝存在的人，大抵也会怀疑越国源于夏禹的可信度。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怀疑，就是周人崇夏，于是越国为了融入华夏，而编造了自己的族谱，虚构出大禹后裔、少康之子的出身。

问题在于：史记中的越国源于禹夏历史，到底可不可信呢？如果越人是少康后裔，那么他们如何到达绍兴？对此，浙江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实证夏朝遗民奔越，即越国由夏人后裔建立是有考古依据的，司马迁没有说谎。

2009年，在浙江绍兴柯桥区漓渚镇九板桥村，征集历史文物时发现玉戈和玉圭。由于是“征集品”，所以没有出土信息等等，这是一个遗憾，但这两件玉器本身携带了不少信息，为破译越国与夏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佐证。

首先，两件玉器的玉质和受沁程度基本相同，因此属于同期同地出土的文物。

其次，与二里头相应玉器对比可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指出“确认绍兴九板桥玉戈玉圭是二里头文化二期制作的作品，为夏王朝遗物”。

我们都知道，越国都城会稽，就是今天的绍兴。其中，“会稽”为会计之意，史记中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越国都城绍兴，而绍兴又发现两件夏朝遗物，两者显然不是偶然。

也就是说，司马迁说越国源于夏朝少康之子，这种说法自然难以证实，但越国源于夏朝的确有其历史背景，大方向没有问题、具体历史细节待考。学者朱乃诚就指出：绍兴九板桥玉戈玉圭为二里头文化遗物，实证夏遗民奔越。

二里头遗址在河南洛阳，越国核心在浙江绍兴，两者相距甚远，那么夏人为何、如何来到浙江？

首先，福建光泽县马岭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四期玉器，如今结论是“推定这8件玉器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从中原地区来到福建西北部，其埋藏年代在商代。”

其次，安徽中部三官庙遗址发现一批二里头三四期的青铜器等，说明安徽是中原与东南连接的桥梁。其中，三官庙遗址犹如兵灾现场，时间地点都与“夏桀奔南巢”历史吻合，只不过似乎商朝派兵追杀了夏桀。

因此，根据安徽、福建等到二里头文化遗物的情况综合分析，上述学者朱乃诚认为：“推测九板桥玉戈玉圭应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从中原地区来到古越国地区。”即，从中原通过安徽逃亡到浙江，还有部分继续南下福建、广东等地。

按照史记记载，少康中兴之后，将庶子无余分封于“越”，那么自然是在夏朝中期。但上述推测的时间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2015年，《碳十四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一书中指出，二里头文化四期为距今3560—3520年，在其之后肯定已经进入商朝时间了。

至于原因则很简单，夏朝灭亡之后，遗民由中原地区向四方逃亡。史记中夏桀逃亡南巢、还有北逃变为匈奴、部分被安置在杞地，此外还有陕西一带的褒国、有莘国等。而现代考古表明，全国40多处地点发现的100多件二里头文化牙璋，背后反映的就是夏人向四方逃亡，其中包括向四川三星堆逃亡。

也就是说，绍兴夏人越国的出现时间，是在商朝之后。这一支夏人逃亡到绍兴之后，可能是为了纪念大禹，于是在此留下了大禹陵、会稽山等。

据此，关于越国历史，笔者猜测认为：

周朝吴国初封应在徐州一带，后来逐步南下，灭掉位于扬州邗国之后，一度自称“邗王”，当然后来又称“吴王”。其中，吴王一度自称“邗王”，这是以地名为国名，在中国也是老传统。

因此，夏人越国起初未必叫“越国”，初封地点应在中原或夏朝疆域边缘，但的确可能是少康之子无余的封国，姑且称之为“无余之国”。夏亡商兴之后，“无余之国”逃亡到了绍兴，可能灭掉了此地“越国”（苏州澄湖发现的良渚文化陶罐上表明，当时已有越族或越国），于是就自称“越国”。

最后，近代以来盛行质疑中国历史，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无比猖獗，但以越国起源考证等来看，中国古史基本可信，远非西方历史可比。因此，对中国古史还是要多一些信心。

参考资料：《史记》、《中国新闻网——朱乃诚：绍兴九板桥玉戈玉圭为二里头文化遗物 实证夏遗民奔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