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开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开始大规模的质疑中国历史。鸦片战争之后，战败的中国自然被西方国家瞧不起，于是在夏商都被西方否定之余，还出现了“中国人种西来说”（这里的“西”是中国以西区域，并非特指如今西方国家），即认为黄帝来自苏美尔。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后，以“考古事实”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不过，后来发现安特生对仰韶遗址断代与中国彩陶起源的判断出现重大错误，只是不知道这种“错误”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比如断代错误就比较离谱。

随后中国现代考古兴起，取得越来越多发现之后，不仅早已推翻“中华文明西来说”，证实中华文明是货真价实的原生文明，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一些史前考古发现，反而表明中国以西的文明源头可能在中国，比如以下几点：

首先：农业

上古时期，人类主要有三种生活方式，即农耕、畜牧、渔猎，其中只有农耕最可能诞生文明。而在农业中，最重要的就是主粮。

中国农业始于1.4万年前，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过距今约1.4万年~1.8万年的人工栽培稻谷实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等出土过万年之前的人工栽培稻谷遗存。距今万年左右，浙江上山文化已经大规模种植水稻，而且还有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完整产业链。

南方种植水稻，北方种植黍粟，而黍粟也是中国人慢慢培育而来。以前，西方学者说“黍起源于西亚”，但本世纪科学检测发现西方断代错误，高估了至少1500年。问题是，西方对此断代为何会出现如此重大错误，黍米所在的遗址断代有没有错误，其他方面有没有错误？

至于中国小麦，如今普遍认为是从西亚而来，但其中还存在很多疑问，最典型比如传播路径问题。中国最早的小麦出现于山东，那么如果小麦从西方传来，那么首先应该抵达中国西部才对，为何首先出现在山东？因此，再结合西方对西亚黍断代的重大错判，可见传统的中国小麦西来说，显然还存在问题。

总之，世界最早的农业出现在中国，而西亚农业是突然出现的（没有发现农业起源的渐进过程），因此西亚农业是独立起源、还是受中国影响，这一点应该还值得探讨。

其次：制陶术

陶器，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第一种人造材料，也是最早的伟大发明。其中，对史前饮食影响尤其大，人类饮食革命就与陶器相关。

中国最早的陶器出土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距今大概2万年左右，是一件日用陶容器。但西方陶器比中国晚了万年以上，学者韩建业曾在《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中明确指出“西亚最早陶器的出现才不过在公元前6900年左右”，西亚制陶术后来再西传到欧洲。因此，制陶术起源于中国。

文章开头提到的“彩陶”，西方学者认为彩陶源于西亚，认为西亚彩陶始于8000年前，但其实早在距今万年的浙江上山文化中，中国就已出现彩陶。彩陶不仅具有艺术性，更需要高炉温。制陶术刚传到西亚，就能烧制彩陶？答案很简单，或许要么引进了中国技术，或许要么断代存在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陶器还是很多技术的源头，比如从技术发展路径上看，纺轮、车轮的技术灵感应都与制陶相关，此外中国烧砖也源于制陶。甚至，冶金术也源于制陶，因为古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拿矿石出来烧，只可能在烧陶过程中意外烧了某些矿石。总之，制陶术、以及衍生发明，对人类文明进程意义重大。

第三：天文

史前社会，因为生产力的原因，人类任何一个重大发现或发明，往往都与现实需求相关，或者说有一定现实基础，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我喜欢”、“我觉得”之类，然后取得某些重大发现或发明。总之，就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当时没有多余物资让人悠闲的胡思乱想。

中国天文起源于现实农业需求，之前古人也会仰望星空，但对星空的了解并不迫切，而开始农耕之后却不同，在中国这种四季分明的环境下，不尽可能精确的掌握农时，比如错过播种季节的话，会导致没有秋收的严重后果。

位于河南濮阳的西水坡遗址，表明6500年前的古人，至少已经掌握昼用立杆测影与夜观龙星（大火星，不是现在的火星）两种测时方法，已有二十八星宿、二分二至的认知。学者冯时研究认为，西水坡龙虎大墓显示的是一幅盖天图。其实，还有7000年前的湖北秭归柳林溪陶圆盘、8000年前贾湖遗址的规与矩等，都表明中国天文起源早，至少6500年前已经非常发达了。

因此，无论苏美尔、古埃及的天文如何脱离现实的发达，但它们起源时间肯定在中国之后。更为重要的是，苏美尔、古埃及天文是突然出现的，缺少演进过程，而当时欧亚大陆上只有中国才有最先进的天文，那么苏美尔等发达的天文知识真是独立探索而来的？

第四：文字

过去，西方学者认为甲骨文源于楔形文字，但中国考古推翻了这一论断，汉字是本土演化出来的，源头可能在距今9000年左右。也就是说，经过几千年的积累、酝酿、演化，距今5000年时才有相对成熟的汉字，到商朝时有成熟的汉字体系。

但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却不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西亚考古史》作者、亚述学家拱玉书指出：“陶器符号在西亚没有影响楔形文字的起源，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号没有关系。”与之相同的是古埃及文，也是没有源头的突然出现。问题是，楔形文字与古埃及文，真是在短时间内被独立发明出来的吗？

除此之外，新世纪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在浙江一批古陶瓷器上，距今8000年—3000年前，浙江中立古陶瓷博物馆馆长闻长庆发现23个类古希腊线形字母的刻划符号，而古希腊线形字母一共有24个。由此，古希腊字母真是由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还是源于中国的古越人？

其实，浙江发现这些符号非常重要（24个字母中有23个近乎完全相同，说明不太可能是巧合），如果考证清楚了，可能会动摇西方构建的历史体系，包括腓尼基历史、古希腊历史等，但可惜的是，笔者没有找到进一步的研究资料。

总之，以上述四点看，不仅不是“中华文明西来说”，反而可能相反。因为，除了制陶术可以确定是“东学西传”之外，至于其他三点，虽然不能说西方的源于中国，但至少可以确定是中国早于西方，或者说“可能”源于中国。或许，随着现代考古研究进一步深入，未来不久或会揭开真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