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这样两位人物，始终以赤子之心为中国教育探索新出路，并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他们就是并称南陶北宴的陶行知和晏阳初，有人认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但却忘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先生。
腐朽的封建帝国被民国取代，到处都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在这片繁华的景象之下却透露着别扭和隔阂，广大乡村地带，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仍然过着贫穷、落后、愚昧，受欺凌的生活，好似他们与社会发展远远的脱了节，社会进步的春风并没有抚慰到这片干涸的土地。
有两位青年将这些情景都看在眼里，因此在心中默默地埋下了一颗种子：要改变这样的状况。他们就是后来中国教育史上大名鼎鼎的两位先生：陶行知和晏阳初。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两位先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平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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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赴美留学期间认识到学习政治将来只能做官，而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官员，于是毅然转进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克伯屈、孟禄等教育学家学习教育学。1917年陶行知学成回国，他在回国的船上豪迈地说道：“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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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国内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陶行知马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改革中去，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教育模式，反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
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人晏阳初在这个时间选择为中国送去法国的劳工当翻译，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这些劳工也拥有智慧、经验，只是没有渠道去学习，劳工身上有巨大的潜力，晏阳初将这称之为“脑矿”。所以他既不愿去官场上谋求一官半职，也不愿去大城市追名逐利，只愿为乡村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将教育送进乡村、店铺、军营、工厂甚至是监狱中去。
最终，两位先生因他们共同的追求在平民教育道路上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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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陶行知与晏阳初以及其他有志之士组成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了全国平民教育运动，在此期间，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转向乡村和农民。
陶行知提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利用寒暑假去推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好办法。”
晏阳初也提出相类似的说法：“中国的人基础在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所以结果也就逼上乡建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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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陶行知和晏阳初便在各自调查的基础之上创办了晓庄师范和河北定县实验区，一大批被平民教育理念打动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平民教育事业。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主要是在学校中展开的，他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晓庄师范。他在晓庄师范的日子里，脱掉西装，穿上草鞋，与师生一同开荒，除了常规的识字、阅读，还向农民学习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处理毒蛇，或是怎么分辨农作物等，学习内容实用又丰富。
在晓庄师范里陶行知将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及“教学做合一”等一系列教育理论在教学活动中一一实践，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水平和文明意识，从而达到拯救农村的目的。
与陶行知不同的是，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农民身上的愚、穷、弱、私是四大病根，是农村衰败的原因。他希望在农村开展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四大教育，以增进农民的知识力、强健力、团结力和生产力，让农村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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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晏阳初的倡导下，平教会成员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指导农民识字写字，进行农业技术改良，设立诊所药房，创办《农民报》，编写市民、士兵、农民三种千字课和其他的教科书，建立广播电台，编演农民戏剧等，让村民生活和乡村面貌为之一变。
时至今日，陶行知和晏阳初两位先生的平民教育理念，仍然有许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他们的理想主义就像深埋在土壤中的一颗种子，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气候和条件就能在次生根发芽，因为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