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1日，袁世凯于孙中山辞职后，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随即下野，到处游山玩水，但是1913年2月下旬，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宋教仁在上海遇刺，整个南北形势再度紧张起来，袁世凯也伺机而动，命令10万北洋军武力前去铲除，而国民党刚经历过大裁军，孙中山这该怎么办呢？是要束手待毙嘛？

袁世凯为了武装军队，准备与南方开战，先是不经议会批准，向英法等国借款两千五百万镑，接着将国民党在广东、安徽等地的司令的全都下令免职，并派北洋军王占元、李纯两师沿京汉、津浦铁路向南开进，势要与南方民主党派铁血相见。

孙中山闻此大怒，但手中又无兵可调动，只好命人动员南京的陆军第八师起兵，为了加快举事，他密令朱卓文等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令其禁锢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而这朱卓文又是何许人也？为何在如此关键时刻深得孙中山信任。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开府南京后，朱卓文也随之走上政治舞台，担任临时总统府庶务科长。任此要职者，

朱卓文据说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引路人之一，朱卓文早年攻读过机械制造，大约就在这时开始练习驾驶飞机。他曾在美国“学飞行技术”。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突发奇想，要用他早先称作“飞船”的新式装备，给清廷一点颜色看。

因而，孙中山于旧金山至西雅图筹款途中，曾在信中说到：“飞机一物，自是大利于行军；唯以无尺寸之地之党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如卓文兄欲研求之，为发难得地后之用，未尝不可也。”孙氏漫游欧美时，目睹各国争先恐后研制飞机，运用于军事，亦发生兴趣，鼓励在美研究工业制造的同志多加注意，以为将来建国借鉴。其原始材料，

朱卓文联络华侨集资购买飞机，组织飞行团回国助战。朱卓文很快找到了一个名叫罗伊·威尔科克斯的美国机械工程师，联系底特律的一家飞机制造厂，计划装配三架寇蒂斯型单翼飞机，届时用来向清廷施压。这在当时来说，真是大胆的想象，而有志者事竟成，就在他们踏上访问应、法之前，这件近乎奇谈之事，竟然有了着落。

1911年11月4日出版的美国《航空杂志》透露：“威尔科克斯的第三架飞机运给了一个中国人，他正在密歇根州巴马附近的机场用它进行训练，这个中国人的英文名字叫朱卓文。”还有《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为证：造反者购飞机：在克利夫兰他们计划用十三架飞机袭击北京。他们声称，正在装配十三架飞机的机队，为了袭击北京，已买了一架在克利夫兰。十多架飞机的材料，部分从阿克伦订购。有两架飞机已从密歇根州的阿尔贝思发运。罗伊·威尔科克斯正在往三藩市（按旧金山），运飞机往中国并担任建造师和教师。二十个华人今天离开底特律同他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人会合。

朱卓文组织的这个飞行团旋即回国，为首者有李绮庵、余嬊等人，飞机主配件也于1911年年底运抵南京。到次年2月间，已有两架飞机装配完毕，开始在小营操场试飞，朱卓文自告奋勇担任首航，不过运气不佳，飞机离地仅数尺，忽而坠落，他的头部受了轻伤。

朱卓文密谋的计划虽好，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地完成了一大半，却不得不取消行动。因为，南北议和达成，袁世凯逼着清王朝退位，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南方民主党派以空军袭击清王朝的计划，也随之放弃了。

但是，直到1912年6月，《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条新闻说：“……认识到飞机对于地面打击的绝对优势力量，在一个居住在底特律的中国人—朱卓文的策划下，几架飞机最近运往东方。”

这说明国民党方面其实也在提防着袁世凯，飞机计划并没有完全被取消，而是在秘密的进行着，以应对未来的变数。

1912年4月1日，袁世凯与国民党谈成条件后，孙中山也遵守约定解除了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随即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到6月初，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也辞卸了南京留守职务；那么，在朱卓文订购的这几架飞机，顺利运抵中国之后，也早换了货主。不过，这一段周折，却为朱卓文后来在护国战争中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首长，以及他在袁世凯武力威胁中动员陆军第八师埋下了伏笔。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后，就搬到了上海去居住，朱卓文也随之一同前往上海。此后，孙中山每有外出活动都会带上朱卓文，除了近处游览江浙山水，还有8月份去北京拜见袁世凯、9月份到山西考察铁路矿产等重要行程中，总能见到朱卓文的身影。他的如影随形，并不止于侍从警卫，从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来看，孙中山是视其为心腹，每到紧要关头，必以重大使命相托的。

1913年2月下旬宋教仁案的发生，南北的局势变得十分不稳定。袁世凯本来就忌惮孙中山等人，他的旧思想比较重，不可能会去信任孙中山等人的思想。

于是他私底下干了三件事，为了削弱甚至彻底击溃孙中山等人。一是装备军队，先是不经议会批准，向英、法、德、日、俄五国借款两千五百万镑，准备购买先进的装备确保军事力量；二是削弱国民党在军队里面的控制力量，下令免职了广东、安徽等四地的国民党派指挥官；三是调整军事部署，派北洋军王占元、李纯两师沿京汉、津浦铁路向南开进，要与南方民主党派铁血相见。

在这危急关头，孙中山才发现，在南京留守府大量裁撤南方军队后，面对北洋六镇十万精兵，自己无兵可用了。甚至在国民党内部，黄兴一派一直主张反对用兵，觉得肯定毫无胜算，妄图对宋教仁案件用法律来解决，他们内部起先争论不休，举棋不定；最后定下讨伐袁世凯决策作出后，号令又无法统一。

没办法，孙中山只好一面派李烈钧返回江西收拾旧部，向北洋军宣战，另一面亲自动员驻守南京的陆军第八师起兵，在长江一线防堵南下北军。但第八师的高级军官们都觉得自己兵力薄弱，根本不是北洋军的对手，多持“稳健主义”。孙中山闻此大怒，为了运动第八师加快举事，乃取下策，密令朱卓文带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令其禁锢师旅长自代而起义”。但这事却被第八师的旅长告发了，这会不会还没开战就内乱了？

当时朱卓文奉命带了巨款前去第八师动员，没想到南京第八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黄恺元得知消息后，于七月十三日午后仓皇来沪，向黄兴密报说：朱卓文从上海携款二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并请孙中山先生莅临南京主持讨袁军事。但未受运动的营、连长向王、黄两人报告了这个消息，他们主张先发制人，除掉已被收买的这几个营、连长。

这一招把所有人都闭上了绝境，要么自相残杀，要么一致对外。眼见事已如此，原来反袁态度消极的高级军官们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他们被迫于7月15日仓促起义。

随后黄兴、何海鸣先后就任江苏讨袁军首长，宣布苏省独立，与会攻南京的北洋军张勋、冯国璋部浴血奋战了一个多月。到9月1日，金陵城破后，第八师彻底溃散，国民党的最后一点本钱荡然无存。为此，党人对孙中山颇不谅解，对朱卓文更是痛恨有加。时任讨袁军秘书长的章士钊由此感慨道：

中山己身当时所定指挥方式，并不是令出唯行，而止于贿买起义，自乱步武。倘孙先生之所谓指挥而如量施行也，则太平天国北王、东王自相残杀之往事，定然重演一遍。

在策动江西、江苏两省起兵讨袁同时，孙中山原对起源根据地广东期望甚高，曾屡电当时主政广东省的陈炯明宣布独立，而炯明不听，孙中山情急之下，只好在6月18日带着朱卓文等人自上海乘轮船到澳门，与前任广东省总督胡汉民晤面，一同敦促陈炯明从速起事。其后粤省勉强响应，但此时全国的讨袁形势已急转直下了。

6月25日，孙中山一行从香港乘“巴拿马”号返回上海途中，曾在船上摄一合影，亦为史书上常见者，画面中众人拥立之前排，坐在孙中山左右一为该轮船长、一为朱卓文，朱氏可谓寸步不离其主了。

虽然朱卓文是忠于职守的人，对孙中山堪称忠心耿耿，但当他们从香港返沪后，朱卓文发现自己已无立足之地。李烈钧在江西、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后，紧接着陈其美也在上海组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占领吴淞炮台。

这次孙中山兴兵讨伐袁世凯为何会失败，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缺少基础力量，另外一方面很多地方的起义军大多是临时加入，又不听令调度，缺乏统一性，大多都各自为战。相比较袁世凯的北洋军武器装备以及兵力都占优，指挥又统一，起义军的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次战斗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个多月南昌就被袁世凯攻克，又过了半个多月南京也沦陷了，原先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独立的省份，节节败退，被北洋军打得溃不成军，全都纷纷撤销独立。

此外英国工部局方面唯恐战火蔓及租界，下令驱逐孙中山、陈其美等；孙中山在上海也不能久留，欲往广东统筹讨袁大局，而广东省的局势已非常危险，于是他们只好转道香港，亡命日本想要重新组织力量。

国民党内部本身一盘散沙，孙中山又听信袁世凯的鬼话贸然的交出权利，擅自削弱军事力量，在面对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中，又密令朱卓文私下动员指挥官，想从内部掌握部队领导权，但计划又败露，导致内部思想更加不统一，互相猜忌，不肯听令，最后败北日本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还是要致敬孙中山的全心全意的付出，他为了新中国的希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也正如有人评价道“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始终与时俱进；生不懈奋斗，始终坚韧不拔，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

感谢各位的阅读与分享，期待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老照片、历史人物与您分享，您的关注是我最大的动力，期待下期与您再会。如有侵权联系删。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罗刚编著

《朱卓文资料》帕蒂哥莉编

《五邑华侨与中国航空》2003年

原载《纽约时报》1911年11月25日

《辛亥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

《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