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大剧《北平无战事》与绝大部分近代历史剧不同，在涉及到南京政府高层人物时，通通使用了真实身份，比如蒋氏父子、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大肆贪腐的孔宋两家等等，不过处理的很有技巧，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唯一的例外，便是秘密来到北平的那位总统特使“芷公”。
（陈继承剧照）
这位“芷公”的真名叫陈方，通过曾可达嘴里的介绍，其身份是“总统府四组组长”，貌似是个通天的人物，否则小蒋身边的红人、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不可能吓得满脑袋红毛汗，更不可能后面连续犯下致命的错误。
曾可达方寸大乱失去判断，最终被主子所抛弃并饮弹自尽，种种事件皆与这位陈组长有关，即便是牛皮哄哄的党通局处长、北平警察局长徐铁英，也被陈方在30秒内解除了职务，可见其身份之敏感和权势之滔天。
那么这个陈方究竟是什么来头，不穿军装不挂衔，却足以让一众“党国要员”望而生畏呢？这要从一个人说起，熟悉民国史的读者，应该知道老蒋早年间“首席智囊”杨永泰的名字。
而陈方的崛起，便与一度权倾朝野的杨永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事得从头说起。
一、“江西才子”从骂蒋到侍蒋
当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除去其他主客观因素以外，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一条毒计，也起了很大作用，那便是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而红军开始长征以后，利用中央军进入云贵川追击的机会，解决西南各路军阀的“削蕃”之计，也出自杨永泰之手。
在1932年到1935年前后，老蒋对杨永泰简直达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而就在杨永泰红得发紫的1932年夏天，也就是“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的《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痛斥老蒋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
虽然文章署的是笔名，但是老蒋很快通过特务机构查明，作者是号称“江西才子”的招商局秘书陈方，另据情报显示，这个陈方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做过杨永泰的秘书，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恐怕就是特务出动绑架或者暗杀了。
既然是“首席智囊”的旧部，老蒋自然要卖几分面子，闲谈间问于杨永泰，后者正是拼命抓权之际（也是因为这个未来死于非命），乃顺水推舟，在老蒋面前大夸了一顿陈方之才，并且表示可以代为延揽。
老蒋允之，杨和陈之间如何谈的，咱不知道，陈如何放弃了曾经的主张，咱也不知道，总之1932年的晚些时候，陈方正式调入军事委员会担任委员长的随从秘书，同时授上校军衔。
（陈方剧照））
应该说起点是非常高的，这个时间，绝大部分黄埔一期生，也就是个上校团长。而从此以后，陈方便死心塌地服务于老蒋，逐渐被信任和重用，后来被称为老蒋的“十大秘书”和“十三大幕僚”之一。
陈方，字芷町（官大了当然就是“芷公”了），比老蒋小了整整十岁，江西石城人，自幼饱读诗书，国学功底深厚，是远近闻名的“江西才子”，本来的职业是一名教师，然而他不甘寂寞，总想入仕以出人头地。
陈方先是混迹于上海，屡不得志，后辗转到北京，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点评和抨击时政。1913年，陈方一篇关于北洋政府如何改良财税制度的文章，引起了“议员”杨永泰的注意，当时杨永泰是民国国会“财经委员会”的成员。
杨议员看罢陈方的文章，深感此人颇有才华且文笔了得，于是聘为自己的秘书，陈方总算实现了“由学入仕”的愿望，施施然夹着包登堂入室，成为了体制内吃公粮的干部，得偿所愿。
（曾可达剧照）
岂料好景不长，次年春天袁世凯倒行逆施，一家伙动用武力解散了国会，从杨永泰到陈方，瞬间成为了下岗职工，只能先后前往上海自谋生路，两个人毕竟都是知名才子，找份工作还是不难的。
此间“广东才子”杨永泰跟人合伙办起了杂志，而“江西才子”陈方则去各种单位打工，这一晃就是十四年，期间杨永泰曾再次北上就职北洋政府，但是没有带上陈方。
1928年起，杨永泰经熊式辉引荐，正式成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贴身幕僚，只不过在初期还是人微言轻，没有能力再拉其他小弟入伙。
直到1932年“圣眷已隆”的时节，以及陈方意外引起老蒋的注意，杨永泰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把自己曾经的秘书陈方，也拉进了老蒋的幕僚班子，从反蒋到很快侍蒋，足以说明陈方的风格：政治野心高于文人节操。
二、后杨永泰时代的“天子近臣”
张群、熊式辉、杨永泰等人的政治派系，习惯上称为“政学系”，陈方自然是其中的一员。而随着杨永泰不断受宠，不仅权力极大，大肆安插官员以扩充势力，也成为首席智囊的习惯性操作，这就必然引起其他派系比如“CC系”的眼红，双方矛盾日趋突出。
为了调和与平衡，老蒋不得不于1935年将杨永泰调离中枢，外放湖北省主席，大哥调往武汉，小弟也得跟着，于是陈方出任“省主席办公室秘书”，继续跟着杨永泰混世界。
不料1936年的冬天，四处树敌的杨永泰突遭暗杀，湖北重新成为“CC系”的天下，那陈方当然也混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南京，投奔了政学系大佬张群，仍然充当幕僚的角色，张群何许人也？老蒋的铁杆心腹之一。
政学系当然图谋反攻，在张群的运作和力荐下，陈方于1937年初重回中枢，出任军事委员会秘书处机要组组长，经过这几年的历练，陈方变得愈发沉稳老辣，加之文字功夫了得，深得老蒋及“文胆”陈布雷的倚重。
至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方已经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少将组长”，顶头上司第二处处长正是陈布雷。委员长侍从室相当于满清的“军机处”，是老蒋意旨上承下达的核心机关，拥有接近无限大的权力。
能够担任侍从室处长、组长的均属要员，这也意味着陈方终于从媳妇熬成了婆婆，政治地位窜升很快。从1939年起，陈方已经可以部分代替陈布雷，给老蒋捉刀起草一些文告或者命令等，作为“天子近臣”，任何军政大员都不敢等闲视之。
至解放战争时期，陈方更是老蒋不可或缺的核心幕僚，顺便说一下，《北平无战事》剧中关于陈方的背景介绍，其实是有瑕疵的，因为1946年以后，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已经撤销，老蒋的职务也不再是什么委员长，而是国民政府主席。
所谓的“委员长侍从室”也改头换面，再没有所谓的“二处四组”了，原来的侍从室各处，1946年以后分别整合改称为国民政府军务局、政务局、总务局等机构，而陈方红得发紫，已经晋升政务局局长。
1948年5月以后，南京政府搞“行宪”选总统，政务局相应改称“总统府第二局”，既然《北平无战事》的历史背景是1948年7月以后，那么陈方的准确职务称谓，应该是“总统府二局局长“，这才是符合历史的。
众所周知，中统特务机关的创始人陈立夫，抗战时期也不过是“侍从室第三处”的处长，那么陈方在1948年的级别之高可想而知，再加上深受老蒋信任，大凡外出公干时，某种意义上也是代表老蒋行事。
因此曾可达、徐铁英这个级别的军政官员，当然紧张和恭敬的不行，“芷公”那可是直达天听的，分分钟决定他们的命运甚至生死。《北平无战事》的故事主线，暗线当然是大决战前夕，敌我之间在北平的谍战，而明线则是蒋家王朝高层的腐败和内斗。
值风雨飘摇之际，小蒋幻想通过搞点改革挽救颓势，算是新派吧，前台代表就是亲信曾可达等人，既反腐又那啥，这就必然触碰“老派”们的利益，陈继承、徐铁英等等都是代表，自然要各种阻挠。
而突然出现的陈方，其实也是“老派”的一分子，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最高出镜代表，表面上文质彬彬和颜悦色，暗地里收录了梁经伦“大逆不道”的言论，已然准备回去告黑状了。
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下，在老派们的团团包围下，新派最终输掉了这一局，用小蒋的话说：“可达同志，我们失败了”。
三、“文胆”陈布雷的半个接班人
“铁血救国会”的手下言论如此出格，加上陈方一番添油加醋的汇报，足以让小蒋挨一顿臭骂，这便是近臣的可怕之处了。而曾可达未能在陈方面前，保护好梁经伦的那张破嘴，进而让整个新派陷于被动，自然要被主子所迁怒。
小蒋一气之下，暂时切断了跟曾可达的直接联系，少将督察遇到紧急情况无法请示，于是继续出错，竟然把电话打给了“芷公”求指示，这就犯了大忌了，你是谁的人心里没点数吗？想越过小蒋投靠老蒋吗？
从这一刻起，曾可达被抛弃的命运已然注定，最终万念俱灰以死明志，而且死得特不甘心：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勾，反封侯。确实，跟宦海沉浮多年的陈方比起来，曾可达的政治手腕实在太嫩了，终将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北平无战事》以此深入诠释了，南京政权的高层腐败实已无药可医，在捞钱的问题上，从上到下一片勾连，想靠个别人的清廉和努力来扭转局面，完全是痴人说梦，兵败和覆亡只是时间问题。
比如警察局长徐铁英被陈方当场撤职，送回南京接受调查，明明他是若干事件的罪魁祸首，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没过多久居然换了个身份再回北平，足以说明一切：徐铁英就是个代表人物，反动而又贪腐群体的马前卒。
至于陈方，历史身份和职务虽然是真实的，但剧中的桥段明显也是虚构的，因为陈方也不过是个代表人物：从30年代起，围绕在老蒋身边掌握权力，并且利用权力实现鸡犬升天的一批大员。
他们中饱私囊官官相护，不允许新兴势力触碰其既得利益，这个群体的能量之大，有时候连老蒋亦无可奈何，精如陈方这般善于揣摩和工于心计的超级幕僚，总是老大离不开的人物，所以恩宠不衰。
尤其是1948年11月，老蒋的首席笔杆子陈布雷黯然自杀后，陈方理所当然接替上位，成为老大一日不可缺的人物，老蒋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文告，便是出自陈方的手笔，坊间称之为“民国第一刀笔吏”。
言外之意，陈方不仅有陈布雷的才情和文笔，更有陈布雷所不擅长的“弄权之术”，用一句话总结，是既有才又有术的“政客”，这类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足以让100个曾可达粉身碎骨。
元旦文告发表20天后，老蒋第三次无奈下野，陈方当然不见容于“李代总统”，遂避居香港。上个世纪50年代初，老蒋“复职”成功，陈方又赴台随侍，被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只不过时代已经变了。
老蒋开始着手打压那些冥顽不灵的“老派”，为小蒋接班铺路，因此陈方等人日渐失宠，对这样的政客而言，失去权力和舞台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在郁郁寡欢中，卒于196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