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二年（1024年），交子诞生在北宋王朝治下的巴蜀地区。作为全球首款正式纸币，这项创举无疑具有许多跨时代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过于超前，让后来者感觉极不自然。

当然，任何巨大改革背后，都是发明创造者的深刻无奈。作为交子原产地的巴蜀亦是如此，认可其作用的北宋更是如此！

由于地理、技术和文明习惯等因素，雄踞东亚的华夏自古就患有“贵金属匮乏症”。尽管偶有经济发达地区，受惠于上升周期和现实需求而推出金银货币，但普及率与持久度都很成问题。倘若格局出现变动，则很容易退回到全铜钱流通状态，乃至对纷繁复杂的实物税都过度依赖。另有惨无人道的徭役索取，几乎是将全部的剩余价值都吃干抹净。

然而，社会制度层面的榨取是一回事情，经济层面的发展又是另一回事情。当王朝治下的省份越来越多，生产、贸易总值飞速攀升，原有的铜钱+实物缴纳+义务劳动结构就难以适应。例如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几乎与上述现象斗争了百多年之久。

武德四年（621年），刚刚走上正规的唐朝就痛感赋税制度落后，非常不利于集中资源进行对突厥战争。于是下令取缔源远流长的五铢钱，改铸铜钱开元通宝来作为新货币流通。先前，无论三国乱世或南北朝混战，各政权都沿袭传统汉制的五铢钱。通常就是以重量区分币值，直到李世民当政的岁月才遭废除。此后，铜钱的官方购买力水平与自身重量脱钩，转而与朝廷信用做深度绑定。

如此操作的副产品，便是各类通宝的流通不畅。首先源自民间的习惯使然，对于不与重量挂钩的虚钱心存疑虑。其次还有朝廷本身的大肆滥发，造成铜钱无时无刻不在贬值。最后，唐朝在推出新币的同时，并没有立刻更新税收制度。结果自然是铜钱信仰不够深入人心，经常被税吏们看作远不如徭役、布匹等实物税有价值。

建中元年（780年），经历安史之乱摧残的唐朝终于忍无可忍，开始用大名鼎鼎的两税法取代传统租庸调。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农民不再直接将生产成果上交抵税，而是要以货币形式予以替代。这样既可以减少征税成本，也能提高税收的使用效率，却让社会面出现某种钱荒。毕竟，很多老农过去几乎不与大量货币打交道，如今都需要有铜钱在手里走个过场。为防止体系崩塌，就不得不多铸造钱来应付，却总是发挥不出多少效果。尤其是在经济总量快速上升的巴蜀和吴越地区，非常需要有新的信用凭证来予以替代。

正因如此，唐朝后期的南方率先改革，出现一种类似支票的“飞钱”。任何只要手持相关凭证，就可以将大量铜钱存入相关机构，再到目的地所在的分支机构提现。当时已步入快速发展通道的巴蜀，便在这轮自我改革中走在前排。哪怕是在后来的五代乱世，本地的前蜀和后蜀政权都坚持类似做法。即便发行、流通金币，都为日后的曲线救国埋下坚实伏笔。

乾德三年（965年），国主孟昶向北宋大将王全斌投降，历史上的后蜀王国被彻底终结。此前，由于基本远离中原战乱，巴蜀地区凭借独天得厚的优势迅速发展。而且得益于外贸需要，发行过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的金币，远非北方的五代所能比拟。直至新朝王师兵临成都，才将几代人积累的财富都拱手相让。

于是，蜀地财富成为北宋早期搞财政扩张的重要储备。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朝廷几乎每年都要派专人去搜罗后蜀国库，把积累的贵金属、钱币和布帛等财货搬往汴梁。等于是为强化中央财力，将整个四川完全掏空。以至于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险些对西南地区的建制造成严重破坏。后来经多番征剿才平息下去，却又给不宽裕的国库制造出更多亏空。

交子

作为应对之策，北宋当局只能多铸铜钱、搞财政扩张，进而引起社会面钱荒。相比于之前的唐朝，每年的铸造规模都要增加5到50倍，甚至后来飙升至骇人听闻的100到500万贯。奈何货币增发速度，永远追不上文臣、武将和税吏的队伍扩编。加之北宋时期的城市商业被解除很多限制，同样需要有巨额流动性予以支撑。这就迫使各行各业分头想办法，分别寄出自己的替代手段。譬如巴蜀本地商人，就搬出唐朝的飞钱老黄历，私下发行最原始的民办交子。

11世纪初，四川当地的16户富商联合，开始发行具有广泛流通性的第二代交子。此前，各商户通常只认可自己的独立交子，以至于使用范围很受限制。如今走强强联合模式，还规定了统一形制，这才得以大量运用。地方官府也乐见其成，仅要求经营者每年为自己提供清理粮仓和修水坝。甚至没有固定的面额，可以由发行者随意填写，并能随时兑换。每一贯钱仅需交30文手续费，可见对于流通性不足的忧虑已到相当严重程度。在那个特殊阶段，市面上已出现价值远低于铜钱的铁钱，各行各业都承受着严重滞涨风险。

不过，这十六家富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因“广置邸店屋宇田宝货”，酿成资金呆滞而不能兑现的亏损悲剧。同时，交子的成功引起不怀好意者私自印刷仿冒品充数，也从侧造成信用崩塌。最后只得让官府出来救场，直接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到自己手里。为此，强令私人交子铺停止发行，并把已经发行出去的交子全部强制兑换。

天圣二年（1024年），由官方主持的第三代交子登场。其基本规则与先前的第二代民办交子相同，只不过有固定的5贯和10贯面额。另有发行限额、流通期限与发行准备金设计。换言之，不再像支票那样可以随意填写数字，而更像后世的纸币那样印刷成型。加之民间对官府的信任，很快就在四川本地全面铺开。后来为进一步加强流通，又增加了500文、1贯、2贯和3贯面值，且两到三年就更换一次。北宋当局还必须每年准备36万贯铁钱作为储备金，保证交子的兑换功能。至此，这类官办交子已基本经具备纸币的基本职能。

平心而论，交子这种原始纸币的出现，确实是北宋解决流通性不足的最佳手段。尽管白银的货币属性在唐朝之交有进一步增强，但古代中国长期拒绝用这类贵金属充当流通主力。究其原因无非是产量有限，容易对铜钱形成硕大利差，进而引诱富裕阶层囤积酿成钱荒。至于收入微薄的寻常小农，则非常容易在交易过程中破产。

相比之下，交子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不仅重量轻、易携方便，而且制作成本低廉，还可以根据朝廷需要增发或扩大使用范围。然后将“节省”出来的真金白银用于对内赏赐和对外支付岁币，形成某种程度的内外市场隔离保障。譬如巴蜀北面的陕西，因西夏崛起而长期身处战争前沿，便获准同步发行交子，以此缓解军费不足困境。若考虑到古代的交通水平相当有限，用纸钞替换铜铁的做法无疑非常“经济”。

当然，区区交易手段更新，并不足以从根本上缓解北宋财政的结构性困局。由于王朝得势的正统性存疑，汴梁朝堂上的君臣始终自觉隐隐不安。故而对内强调相互制衡，对外讲究以邻为壑。结果便是花销愈发巨大，既要将大量破产农民吸纳进军队体系，又不得不为这些人的战争开支买单。随之而来的天量债务，唯有靠超发货币来予以平衡。在此过程中，交子实际上扮演着某种“危险”而“不怎么光彩”的特殊角色，将货币超发的成本将至最低。

绍圣元年（1094年），原先币值稳定的交子，开始在宋哲宗时代出现崩盘迹象。由于西北战事不断、内部又有王安石变法的后遗症影响，不得不将每界发行量增加到1406340贯。四年后，这个数字已攀升至1886340贯。同时，能够发行、流通的区域也日渐增多。不仅是在巴蜀故地和陕西前线，也包括经济较为发达的福建、浙江与湖广。只不过在很多新增州县，交子不再沿用旧名，而是被更加直白地称呼为钱引。但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始终在为助力流通性而不断放水。恶果自然是经济结构愈发畸形，无法在女真人大举南侵的危亡之际做有效反抗。

会子

讽刺的是，丢掉半壁江山的南宋同样依赖这套逻辑，先后推出关交子、会子或钱引等纸币。虽可以在短期内振奋经济，却终究不是能保证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

至于占据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蒙元，一样会为攫取财富而依葫芦画瓢。前者有与铜钱并行的金交钞，后者也有被定性成唯一法定货币的中统钞。乃至明朝建立，仍旧进行过数次类似循环。反倒是在西面的波斯，纸币推广因贵金属供应充足而不得要领。可见两地在经济领域的差距，亦如后世的张居正改革，更像是在模仿前6世纪的大流士建制。

时至今日，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已无法摆脱债务驱动。那些曾坑害古代帝国的短期行为，摇身一变为存续市场繁荣的技术型关键。作为里程标识符的交子，必然会被赋予更加完美的历史记忆。

但其诞生、发展、崩盘背后的结构性无奈，或许更值得聪明人去理解和自省......